再则，要将心理学融合进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文艺心理学则研究美感的心理机制。中国古之儒者，向来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所以不大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近代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以后，文艺心理学也相应有所发展。鲁迅不但在20世纪20年代就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且还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中国市民的审美意识；朱光潜在30年代出版了系统的理论著作《文艺心理学》。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心理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排斥，文艺心理学也遭到压制。然而，我们如果要发展唯物史观主观能动的一面，就要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而要加强审美意识的研究，则文艺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学科，可以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研究，也可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就是对于西方学者某些偏颇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加以改造。例如，鲁迅对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是有所批评的，但有时也运用性心理分析来剖析绅士、淑女、军警、屠夫们的性变态心理和小市民的性变态欣赏趣味，却是切中腠理，非常深刻。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本能和潜意识，导致非理性主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在审美意识中，难道就没有潜意识的成分？我们能否像鲁迅一样，吸取其合理的成分，融合到文艺学的研究中来呢？再则，如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美学等，都与文艺学关系密切，同样需要引入。
此外，如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也都与文艺学紧密相关。因为文学艺术不但受经济基础所制约，而且总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生长起来的。譬如，中国古典文艺，就与儒、道、佛三家交互影响，而又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思想有关；而“五四冶时期的新文艺，则是当时中西文化撞击、西学的广泛影响的结果。不了解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要研究该民族、该时代的文学艺术是不可能的。文艺学虽然着眼于文学，但牵涉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因此，要研究文艺学，也需要思路开阔、知识广博才行。生物杂交产生新的品种，科学杂交产生边缘科学。文艺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单品种繁衍总是要退化的，因此，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养料来丰富自己，以求得进步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我国本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传承，既有众多的诗品文话，也有《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深冶的系统之作。但是，自从西学东渐之后，外国的理论系统渐据要津。就大学教材而言，1949年以前引入的主要是欧美理论体系，开始是以日本为中介，后来则直接翻译欧美的理论著作，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那时，我国学者也写了多种文学理论教材，理论构架大抵由西方著作而来。1949年以后，由于执行“一边倒冶政策，一切都向苏联学习，文学理论自然不能例外。开始流行的是几种译本，如以群所译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查良铮所译的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后来则由高教部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比如，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开办的讲习班，就调集了各地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师来听讲，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推广到全国各大学中去。后来虽然出版了许多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但总体上并没有离开苏联的理论体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直至“文革冶结束之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理论大门重新向西方打开，一下子涌进了许多新的理论派别。这自然影响到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
西方各种新理论的引进，对于开阔眼界，冲击僵化的文学思想，自然有着积极作用，但完全跟着他们走，却又导致一种消极的结果，即人们所说的“失语症冶———失却了自己的理论话语。何况，西方理论本身就有它的消极面，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说：“如今的理论有一点最令人失望，就是它永无止境。它不是那种你能够掌握的东西，不是一组专门的文章，你只要读懂了，便‘明白了理论'。它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文集大全，总是在不停地争论着，因为年轻而又不安分的学者总是在批评他们的长辈们的指导思想，促进新的思想家对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并且重新评价老的、被忽略了的作者的成果。因此理论就成了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源头，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资源：‘什么，你没有读过拉康！你怎么能谈论抒情诗而不提及这个宝典呢？爷或者说‘要是不用福科关于如何利用性征和女人身体的性障碍方面的阐述，还有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对殖民主义在建构都市题材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证，你怎么能写得出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章呢？爷理论常常会像一种凶恶的刑法，逼着你去阅读你所不熟悉的领域中的那些十分难懂的文章。在那些领域里，攻克一部著作带给你的不是短暂的喘息，而是更多的、更艰难的阅读（‘斯皮瓦克？读过了，你可读过贝尼塔·派瑞[BenitaParry]对斯皮瓦克的批评，以及她的答复吗？爷）冶淤。所以，在引进和运用时，我们还得有自己的识见。何况，在有些地方，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悖论。如后现代主义是解构理论体系的，若要用这种观点去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就有无法克服的矛盾。
文艺学研究的是人类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因此它有世界各国的普适性；但是，由于它所面对的主要是本国的读者，因此又必须有具体的针对性，要具有本国的特点。这一点，理论工作者早已觉察到，所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其潜在的含意就（淤《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第16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是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当时强调舆论一律，缺乏创造机制，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化冶理解为只是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语汇运用到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来。一时间，《文心雕龙》和其他古文论的研究颇为时兴，有些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大量地引用古代文论，颇有点“浓得化不开冶的味道。
的确，我国古典文论有着悠久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虽然直观感受多于系统论述，但不乏精彩部分，如关于艺术创造的经验、艺术鉴赏的感受、艺术思维的方式、艺术风格的特点，等等，都很有真知灼见。还有一些独特的范畴，如风骨、意境、神韵、性灵等等，也很值得吸取。但是所谓中国化，首先应当针对中国现实的文学状况，提出相应的理论见解，以匡正时弊，推动文学的发展。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理论需要创新，创新的理论常常有新的概念和新的术语，但有些新概念、新术语不一定都切合现实需要。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对于历史发展能够起推动作用。有时，看似老的命题，却能产生新的现实作用。例如，“唯物主义认识论冶是一种传统理论，但在全国高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冶、“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冶的浮夸年代，重提这种理论，就需具有相当的胆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也不是什么新见解，但在“两个凡是冶———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冶淤文艺学也是一种理论，它要彻底，就要具有现实性，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
外国的理论，凡是有生命力的，也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否则，它就不能产生影响。但针对外国的现实，不一定就是针对中国的现实。比如，非理性主义是在理性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而且产生了机械的效果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充分发展，而且暴露出相应的弊病之后出现的，而我们则是理性主义和现代性都未充分发展，就来移植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如何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呢？
引进外国理论观点是推动我们思想发展的必要措施，但如何引进却大有讲究。关键是能否切合中国的社会需要。凡是切合需要的，就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如胡适在五四时期介绍“易卜生主义冶，目的是为了推动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鲁迅在五四以后翻译《苦闷的象征》，则意在以天马行（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空的大精神来刺激中国人萎靡锢蔽的精神，都取得了相应的效果，而那些与中国现实离得较远的著作、流派，引进之后，也就激不起什么波澜。
所谓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就是要找出中国文学发展的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外则吸取世界先进思潮，内则继承本国文论的优秀传统，从而建立自己新的理论话语和新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