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钤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反圣法也。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来之有也。”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洴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太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意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弹。”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像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被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修文化，结果也亡国了。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还不妨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钤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像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道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为窃国大盗储蓄、保管精神物质财富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现，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像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各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副作用。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这是盗的“神通”；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这是盗的“勇敢”；得手之后，别人先撤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这是盗的“义气”；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这是盗的“智慧”；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这是盗的“仁爱”。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由此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这就是仁义的副作用。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此立了大功，割地封侯。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侯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智解】
凡事要掌握好限度
事情做得不到位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可要是做过了头，很可能使得事情向相反的一面发展。是非善恶皆是如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就很好地阐释了其中的奥妙。它昭示着宇宙万物对称、和谐，静之为衡、动之有序的最高法则。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顺通的无形大道。这种“和为贵”的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并进而发挥出德治、仁义、礼乐的经世致用哲学。
“中庸”这一概念，最早出于孔子之口，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亦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好的了，但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表面上看，中庸是在两个极端取中间点，但其中蕴含的理念绝非如此浅薄。不能把“中庸”说成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中庸”的“中”字是正确、恰到好处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古人说，物极必反。做任何事情，既不能走左极端，也不能走右极端。两者之间有个度，就是中庸。它表示事物存在的限度、幅度和范围的哲学范畴，是认识、处理问题的一种好的方法。简单说，中庸是在两个极端中取一个最恰好的点。
中庸之道的内涵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中道行事，不走极端。《论语》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的学问比较高？”孔子说：“子张才高意广，所失常在太过；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不及。”子贡：“那么说，是子张的学问比较高了！”孔子说：“过和不及的缺点是一样的。”这就是“过犹不及”，孔子不赞成偏激行为，不论是左偏还是右偏，他主张中立而不倚。中道的标准就是仁义之道，“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行义以达其道”，“君子义以为上”。仁义之道就是儒家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原则。
中庸之道还包含执两用中，实行稳健的主张。这“两端”并非仅指两个极端，而是指各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正面和反面的意见。执两用中的原则，要求主事者要多听赞成的和批评的意见，然后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主张加以实行。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而有所妥协，在异中求同，以便达成一致，实现合作。中庸即是用中之常道，它的最大特色是人情与道理的协调，符合多数人的健康正常生活需要。人性之中有三大要素：情欲、德行、理智，德行是调节情欲与理智的杠杆。情欲强而理智弱则流于放荡，理智强而情欲弱则失于冷酷。一个健康的人性，应是情与理的平衡，他所做的事情便会合情合理，为多数人所接受，这是一种理性精神。
中庸之道与“和为贵”的思想相结合，便是中和之道。这是一种宽容包纳，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行中和之道的关键便是使人的行为符合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互爱互信，互尊互谅，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则天下太平。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最能体现中和之道的精神，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则，具有最普遍的意义。
由此看来，天地万物都要讲一个“度”的问题，不可不够又不能过头。无论是国家、团体还是个人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循着这个原则。君王也好，大臣也好，百姓也罢，都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应该做的事，而且要把握事情发展的程度。越过了自身应该守住的限度，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违背了中庸之道，就会把事情搞糟。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其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得体。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事的时候，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封地以后，便沉湎酒色，一天到晚喝得烂醉如泥。他这样做意在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并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看来，即使是做尽忠职守的事情，也要安守自己的本分才行。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
在当代社会中，“中庸之道”对于我们处理很多事物还是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的。“允执其中”、“和而不同”，就是要使事物矛盾的两方或多种因素和谐地统一起来，使社会上各阶层、各类型的人都各得其所。这就要求人们把维护社会和人际之间的和谐统一作为自己的责任。凡事要把握好一个“度”，不可过激，防止事与愿违，对待各种不同的事物也要讲究“权变”和“适中”等。总之，当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需要平衡、稳定的时候，“中庸”原则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就充分的显示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