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遗，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引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说：‘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想知道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传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晦，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自保以后，在那样的乱世却又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智若拙’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班固说过：“依照世俗看法就会废除原有的传统，而违背世俗又会使危机产生，这也是古人也觉得难以为官的原因。”由此看来，生存和死亡，其中的道义又该如何评价呢？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帮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丑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谛，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他这种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东汉末年，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为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而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糊涂。东汉末年，正像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像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智解】
以价值大小选择生与义
作为一位臣子，如何立身处世是件很费思量的事情。如果不辨贤愚、不分忠奸地跟着时代、世俗潮流而动，常常会违背了高尚的伦理道德，违背了自己的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不同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人生和事业马上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危机四伏，丢掉谋生的饭碗不说，很可能因此而丢掉了身家性命。因此在中国古代很多有思想的人都拒不做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就需要担当起济世救亡的重任，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很可能走上不归路。如此一来便很多有大德大才之人隐居深山秀水，避世而居。由此看来，出世与入世、坚持理想还是随波逐流，是坚持正义还是屈服于邪恶，是为忠义而死还是为性命舍弃忠义，是困扰着士人的难题。
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讲求文化道德、仁义忠孝，坚决不同世俗的浊流相合，虽然保住了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名节，但很可能无法谋生，陷入食不果腹的贫困境地；相反地，要是一个人只想着锦衣玉食，为了财富和权力而无所顾忌，那他也就成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小人。
所以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往往是这样的：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暂时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保全名节。
所以义与生如何取舍，要根据时代和世事的不同而裁夺，不同的情况就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身是值得的，可以称得上死得其所，彪炳千秋。而在不适当的时候或者为了不适当的事而死就显得愚蠢，不但不会为后世所称颂传扬，反而可能成为反动的代表。文中提到的泄冶便是这样的例子，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曾名噪一时。据说她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当时腐败堕落的陈国已经呈现出亡国之相，一个明智的人本应该弃国而去，另投贤明的君主，可是泄冶却想以自己舍命直谏警醒昏君，这种愿望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最后落得不明不白地死去，性命丢得没有价值。泄冶没有做到相时相事而动，所以他的人生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便悲惨地结束了。
文中提到的叔孙通却正好相反，在兴国无望，不能施展抱负的时候叔孙通忍辱负重，不以苟且偷生为耻，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专门为最高领导人出谋划策，充当智囊，后来秦二世继位，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以秦末的形势看来，国君暴虐昏庸，天怒人怨已经是末世之象，如果当时叔孙通向秦二世直谏的话，很可能会性命不保，为了这样的君主和国家献身是不值得的，不但义胆忠心无人能理解，对于国家起不到任何扶助的作用，而且自身的才能也白白浪费掉了。
所以明智的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但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受尽了轻蔑。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只选择那些出身强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贤良的弟子们十分不满，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你们忍耐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后来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汉朝，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觉得这话有道理，就询问他的建议。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叫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演习后，请汉高祖出来上朝。上朝仪式庄严气派，尽显天子的威仪和崇高，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和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经过长久的忍耐，叔孙通的理想和抱负终于得以实现，他的忍辱负重，蓄势待发，不论是对国家、君主，还是自身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是真正明士的所为。
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