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
我没有见过祖父，连照片或画像也没有见过。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死去了。为此，我不无遗憾，甚至最后成为长久困扰于心的一个悬念，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现在填档案，少不了要填这样一栏——籍贯。籍贯就是“祖居地”，人事部门的权威解释为祖父的居住地。照此推理，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失去祖父的人，是不是就像一枚落叶，失去了含在泥土深处的根？
我家所在的村庄里，有几个年长的老人，根子太爷、民权姥爷和三爷，当然还有我的祖母。他们头发一样的苍白稀疏，看来应与我的祖父差不多大小。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还是寻觅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尽管只是些支离破碎的印象，我还是以村庄里仍健在的这几个老人为范本，给我的祖父大致构建了一个模样。
祖父是有一张山里老农民的脸的。黝黑，粗粝，苍老。山里庄稼人都有着这样一张老脸，程式化，令人过目不忘。譬如根子太爷的脸，额头的皱纹，沟壑分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牛粪蛋或者麻绳在南瓜上勒出的印痕。因为长年累月在山上做粗活，岁月的风霜便雕刻了这样一张磨盘脸。我想，祖父的面容大约就是这模样了。那种苍老是不同于我的父亲那样的苍老。父亲直接遗传了他的东西，模样应该和他大同小异。但是我父亲老年时，生活条件改善了，脸有些发福。祖父是做私塾先生的。上午去村里的私学堂教半天学，下午下地干活，脸色除了山里老农共同的特征之外，应该略显斯文和清秀才是。
祖父的个子也不会高。祖父不到五十岁时，背就驼了，像一张过早失去韧性的弓。祖父的背虽然驼了，但身子骨硬朗结实。祖母讲，祖父行路，背驼起来，一双手就成了拄路棍了。祖母的这话，似乎有些夸张，但形象，我所见过村庄里最老的几个人的背影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钻进秋天的玉米地里，会很快地淹没殆尽，陷在春天的水田里，尚没有牛和犁高。要是他们一直起腰板来，就像撑在老屋的一根根虫洞斑驳的朽木柱子。
祖父过了中年，便落下了咳嗽的毛病，早上晚上地咳，教细娃们背诗文时也忍不住地咳，咳得一篇诗文也断断续续，难成句读了。找太医把过脉，吃了几服药也难见好转，便不再吃了。我想这应与他时常抽些土烟叶有关。祖父也许有一根很长的竹鞭烟杆儿，就像民权姥爷的一样，烟嘴吮得油亮，抽烟的时候，一手扶着烟杆儿，一手不时往烟窝里撒烟丝。长吸一口，啪地清一口痰，再心不在焉地与谁接两句龙门阵，那样子似乎很惬意。
和村里许多的老人一样，祖父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老人。在村里的老人们看来，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这些章法就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雷打不动。不按规矩办事，是要吃亏的。所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除了行事一成不变外，还往往是死脑筋，认定一个目标，就是一头牛也拉不回来。比如，板田犁一遍就行了，而下种田至少要犁四道工，才对得住秧苗。比如，玉米收了，收稻子，稻子完了，才扯豆秧，这个顺序是不能乱套的。又如，冬地必须赶在年前挖完，腊月二十后，就不上山了，待在家里做年粑，再穷的念头，年还是要过新鲜的。年一过，一切又按照去年的路子，一天天不慌不忙地过下去，日子还悠长着呢。谁都心安理得，谁也不曾想过去改变。从近处看，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按祖父的意思行事的。站在村外看，我们村里的事情，是按一群老男人的设计发生的。而站在更高处看，村庄是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那些老人其实微不足道。
祖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土地和庄稼，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庄稼汉。同时，他又做过私塾先生，算半个读书人。两种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他的身份了。做私塾先生，并不能算是祖父的职业。他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只是比村里那些细娃早识得几个方块字而已。那时的私塾，都是先生教，学生背诵、抄写，如是三番地重复，直到把厚厚的一大摞书都念薄念烂，即所谓“读书破万卷”，用祖父的话说就是把诗书都念到肚子里去。祖父固执地以为，祖宗把多如牛毛的经书流传给后代，就是有用的宝贝，只要好生下工夫，就能中秀才举人，做官老爷，最差也能混口饭食，一辈子守着黄泥巴是没有多大出息的。祖父激励弟子们读书，除了成天灌输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类的昏话外，另还有惩罚手段，就是拿一把油亮的竹板，专打那些学业不思长进的细娃的屁股。这叫软硬兼施。然而祖父的弟子们却很难理解其良苦用心，软硬不吃，祖父教了半辈子私塾，村里好多的人都挨过他的板子，却没有一个念书念出头来的。
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囿于一个既定的框框里，认死理，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屁股眼。这种性格的缺陷最后导致了他的悲剧。那一年秋天，我的父亲被抓了壮丁，祖父成天恍恍惚惚的，脊梁更驼了，咳嗽的毛病也愈加的厉害。为了还王大户家的几升玉米，祖父决定给人家拖几天大石。祖母见他的情况很糟糕，就劝他不要去了。拉大石是很危险的。祖母说，这个秋天她的眼皮老跳。凭她的经验，眼皮跳，十有七八会出事的，最近我们一家已经出了许多事情了。对于祖母的这些话，祖父当然是听不进耳朵里去的。在祖父的心目中，女人家的话，是没有分量的，包括我的祖母予他的忠告，从来都是不值一提。祖父终于还是去了王家的工地。那一个下午，我想祖父一定反复琢磨过祖母曾经的许多道理，但最后也一定没有想得明白。那一个下午，祖父被砸死在一块大石之下。祖母得到这个噩耗的时候，老半天都只是念叨一句话，喊你不去，你咋就不听一回嘛！
关于我的祖父的印象，止于那一个悲痛的下午。他的一生，我后来大致概括成入党申请书里这样一行文字：
祖父，沈国宾，农民，1948年秋意外去世。
祖母
与祖父不同的是，祖母的生活方式源于经验。
祖母有一张阡陌纵横的脸。这样的脸这样的沟壑，在我们细娃看来，就像村里的青石板路一样最能让人信赖了。有几回我问祖母，也有像细娃们一样做错事吃后悔药的时候吗。祖母当然否认。祖母的自信自有她的道理，她说，那是因为她吃的盐巴比我们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长。祖母这话，我信。现在想来，祖母额端的皱纹就是几十年的饱经风霜，是岁月镌在脸上，永生也抹不去的人生经历。
我见到祖母的时候，祖母已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腿脚不灵便，一双眼睛也不太好使。尽管如此，祖母对老屋的熟悉程度，可谓了如指掌。她知道玉米放在阁楼的第二个竹囤里，米坛的米还能对付几天。也知道大锅熬猪食，小锅做饭，这是绝对不能搞混的。还知道鸡笼有八只鸡，天擦黑时回来了六只，还有两只鸡雏许是迷了回家的路……
祖母就站在门口，顺着风刮过来的路上长声呼唤。祖母的呼唤，又尖又细，有一种牵扯谁的力量。这一唤，那几只贪玩的鸡雏，便顺着屋外的石板路跳跃着回来了。祖母尚没把鸡雏安顿好，猪圈里又吵起来了。祖母便数落那猪，吃了睡，睡了吃，还总是一副喂不饱的饿痨样。祖母把大锅里的苕藤汤铲在提桶里，一路摸索着穿过四道门，再下几步石级，前面就是猪圈了。等把猪儿伺候安静了，又沿路折回，掀开堂屋的大门，翻过门槛，给神龛上的灯添上几滴油。末了，从发髻上取下一根银针，往灯花里一晃，灯豆又挑亮了许多。如此烦琐的路线和动作，不用眼睛，仅是凭借准确的空间感，就能完成得丝毫不差！
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时，祖母便不再忙家里的活了。手头闲了，口头又忙上了。趁母亲还没有做好晚饭前的那一段工夫，祖母就掌出一盏油灯，拉上我们几姊妹，又从“吃饭别垒尖尖，做活路别梭边边”开始，教训起我们这些后生来。接下来的话题往往与劳动有关。什么种庄稼要赶时间，“正月耍，二月忙，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插秧正适时”。惊蛰一拢，春分就近在眼前了，得赶在第一场雨之前包田坎，犁田，铲地，点包谷，若是懒了，你就等到秋天收包谷秆秆吧。又如犁田四犁四耙少不得，“犁得深，犁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再如“黄瓜爱水，丝瓜爱藤”，“淹不死的白菜干不死的葱”等等。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些吃闲饭的细娃看来，似乎是大人们的事情，总是很难让我们有兴趣，睡意便很快上来了。祖母就换了话题。灯花爆，要来客人。眼皮跳，要倒霉。耳根热，恐怕是哪个人在背后头说你坏话。腰杆疼，大雨不定啥子时候就要来了。祖母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脸的严肃。我们便听得将信将疑又心惊肉跳的。而母亲却只是在灶台后微笑，仍旧兀自做着一家人的晚饭，直到后来摆了一桌子。
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祖母总是讲得有鼻子有眼。祖母说，可莫小看这些东西，书里读不来，拿钱买不来哎。祖母的这话，似是而非，然而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确也印证了她的忠告里暗藏的某些玄机。其间祖母还讲了两件事情，更让我对她脸上的千沟万壑所昭示的人生经验深信不疑。
这第一件是说她头回做女人生娃的事。祖母说，生大姑的时候，没有经验，又没有接生婆，便怕得要命。先是断断续续地痛，后来痛得不行，便咬住祖父的手，用劲憋，那要命的痛似乎有一半就传递到祖父的身上了。与祖父手忙脚乱地折腾了老半天，硬是把大姑给憋出来了。后来生我父亲的时候，祖母就照头回生产的情景，依葫芦画瓢，父亲也就很顺当地来了。到了生我老爸时，祖母生娃也生出了经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吃枇杷吐枇杷核一样稀松平常了。
另一件是说那一年过粮关的事。那一年，村里的人饿得不行，都一窝蜂到山上挖野菜充饥。祖母也带着母亲和老爸上山挖。祖母在娘家的时候，跟着外曾祖母上山掘野菜是常有的事情，识得很多种野菜，像红葱苗，叶上花，黄叶苔，蕨鸡菜，猪鼻孔，酸浆草，枸地芽……怕有十来种呢。还有那些叫不出名来的菌蘑，有像小伞的，有像肉皮球的，又耐看又好吃。我们一家也就活下命来了。那一年，村里死了很多人，据说有好几家就是吃了有毒的野菜菌蘑死去的。
类似事情还有许多，多数我已不记得了，能记得的只是那时给我们的一次不同于一次的惊讶，而且这惊讶丝毫不逊于小人书里的那些神话传说于我们的影响力。祖母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制造出其不意的老人。于是便渴望收藏到关于她的更多的一些信息。比如她的名字。祖母大字不识，似乎也没有自己的名字。生产队里有时开大会或者分口粮点名的时候，队长一念到“沈王氏”，母亲就在人群里应到“走不来，在家呢”。我便猜想，那个叫“沈王氏”的大约就是我的祖母了。只是不明白我的祖母为什么叫那样一个别扭的名呢？许多年以后，我才闹明白，其实祖母在娘家的时候是有一个乳名的，嫁来我们家后，那名就再也没人唤过，也便淡忘了。那个叫“沈王氏”的是她后来的名字，也不知道是谁取的，总之大家都这么叫。而且这个名字很大程度上不属于她自己，而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有关，一个是外曾祖父，一个是我的祖父。这两个男人姓氏里的一笔一画，连在一起，就是祖母的一生。
父亲
我的父亲不是农民，确切的身份是一名国家干部。父亲时常穿一件四个兜的中山服。父亲穿上身，很挺。上班穿，进城开会穿，下乡时也穿。印象中，那时候，国家干部都是像这样一身打扮，至少我所见到的那些下村里来检查生产的公社干部都是如此。四个兜，一支钢笔，一把笔记本，再加上一口半生不熟的官腔，身份就出来了。那时，父亲是我们家唯一能有着如此体面的人。
父亲每月十五号一过，就要到乡场上的粮站里跑一趟，买回来一袋白花花的大米。除了结清公社伙食团的账之外，会剩一些，就带回家来。母亲把父亲捎回来的米，做成米饭。香喷喷的米饭，对于经常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家而言，就与过大年吃年糕啃油猪头一般了。母亲说，我们碗里的米饭，叫“商品粮”，是要像父亲那样翻过了门槛的体面人才有资格吃上的。我们都是沾了父亲的光。其时，我并不知道母亲所谓的“门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商品粮”的确切含义，更不知道那“商品粮”与母亲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白米饭的饭香的确太有杀伤力了，于是便隐约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将来也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体面人，穿不穿四个兜的衣服不要紧，重要的是每月去粮站里能扛回来一袋白花花的大米来！
谁知道这个孩提时代的信口开河，后来竟然如愿以偿了。1983年的秋天，我也终于离开了村庄，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一名令不少农村娃向往的“国家干部”。那个秋天，我和父亲把几袋玉米交到公家的粮站。粮站给了我一本黄皮的本子，父亲每月去粮站买米就揣着这样一个本子的。父亲说，从今天起，靠这个本子也可以吃上“商品粮”了。我吃上“商品粮”了？我的裤脚上沾着的泥土尚新鲜着哩！那把我的母亲和几个姐姐挡在“商品粮”之外可恶的门槛又在什么地方？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一刻，我想到孙猴子的摇身一变。原来，一个农民吃上“商品粮”，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大约与孙猴子的摇身一变差不了多少。当然也不像母亲说的每月扛回家一袋大米那样简单。农民把地里的粮食，便宜地卖给国家，国家再便宜的卖给城里的人，这便是“商品粮”了。廉价的粮食，成为沟通庄稼人和城里人的一种物质载体。当我的思绪切近这一个层面时，我蓦地感到一种绵延的疼，来自于我和我的父亲母亲的骨子深处。我不忍再继续这样的思考。
我之于“商品粮”的感情色彩的微妙变化，并不影响我对于父亲的理解。我的父亲骨子里仍旧是一个农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吃“商品粮”的身份，与骨子里的农民成分的矛盾，决定了他之于劳作和粮食的态度。
父亲一生都是不曾离开过劳作的。他在成为国家干部之前，几乎学会了村庄里所有的庄稼活手工活。挖地，犁田，挑粪，下种，锄禾，收割等等，每一件父亲都做得稔熟。就连木工的刨子，竹编匠的腕刀，石匠的凿子，他也会拿来弄两下的。尤其拿手的是插秧。父亲酷爱书法，而且是一个能将插秧当作书法来对待的人。每个春天，父亲都要下田露几手。站在田角，两手倒背，眼前四犁四耙的水田便是裁剪好的纸，稻秧便是挥舞在手的那笔那墨了。此时的父亲，一副成竹在胸的书生意气。山里的稻田，有成豆腐块的，有像一轮弯月的，更多是山角地边的“斗笠田”，就是一只斗笠都能遮住的田角，曲曲弯弯，不成块。栽豆腐田，最有气势。豆腐田四四方方，适合栽“端沟”。父亲栽“端沟”，不用牵线的。父亲说栽“端沟”就像写楷书，除了用眼，还要用心，一笔一画都要到位。凭借他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以及对线条的敏锐，那些秧窝就像列队下广播操的小学生，个个都是规规矩矩的，自然是村里小伙们争相摹仿的现成范本。在父亲的眼里，那些心浮手躁的小伙插的秧田，简直就是一塌糊涂的墨砣砣。要是遇弯弯田，父亲便不用打腹稿了，依势而栽，一路蜿蜒下去，那秧路就像草书作品里笔意的走势一样，酣畅淋漓，如行云若流水。一丝不苟，又不拘泥，这便是父亲之于劳作的基本态度。
按月领粮的父亲，虽然对于饥饿的感觉，没有母亲强烈，但他骨子里对粮食的亲近情感，绝不亚于我的母亲。父亲是非常节俭的。母亲去世后，父亲接替母亲，包揽了我们一家大人小孩的剩饭剩菜。父亲每次打整我们碗里的剩饭时，那种旁若无人的平静表情，让我这个标榜为城里人的后生总是无形间矮去半截。有一次，我实在不忍让客人看到父亲吃剩饭而难堪，就悄悄地将半碗面条倒进了潲水桶里。客人走后，父亲一本正经地给我上了一课。父亲讲，过粮关那阵子，他在地委党校学习，吃米糠，吃得肚子结了，痛得不得了。找了好几个伙食团，才搞了二钱清油，抹在屁眼上，才通了。末了，父亲咕噜了一句，糟蹋五谷，是要遭五雷轰的！
父亲病休后，没有随我们进城，回了老家，当了近二十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父亲六十九岁的时候，离开老屋走了。下葬时，有一个很庄重的仪式，由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一个老人往墓室里播撒谷粒，祈祷老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黄的稻子、玉米和豆粒，簇拥着父亲走完了最后的路。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始终重复着父亲的那句如雷贯耳的话，糟蹋五谷，是要遭五雷轰的！
母亲
女性从事农业，从来都是被美化的。比如春晓的桑之沃若，秋夜的机杼声声，充满了美丽和幸福。这便是农耕时代的诗情画意予我们的某种假象。把这一切都剥离开来，剩下的便只有捆绑在更深处的苦难了。一个辛苦紧连又一个辛苦，辛苦与辛苦之间，是我们的祖母、母亲和姐妹们忙碌穿梭的身影。婚姻、生育和离世，更像三座大山，等待她们终其一生去翻越。甚至有时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幸福，这些女性亲人们也要付出十倍于男人的辛苦。
比如我的母亲。像村里其他的女人一样，母亲出嫁到我们家时，也雄心勃勃地制订了几样置办家业的计划。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起她的宏伟计划。她说，这辈子要是能拥有一块自己的田地，养一头牛，再造一座宽敞的青瓦房，她便什么也不想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兴奋自是溢于言表，似乎幸福就像造访我们家的某个远方客人，已在村头向我们一家亲切地挥手一般了。
那时候，是集体生产。田地是生产队的，牛也是。我们家缺少男劳力，母亲和三个姐姐成天起早贪黑地忙碌，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工分少，分得的粮食自然就比别家的少了。母亲和三个姐姐是不能掌握自己劳动价值的。她们每天出工的价值，掌管在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和记分员的手里的。每天天黑收工前，几个人就蹲在一堆，对地里的人的出力情况打分。无论母亲和三个姐姐怎么使力，每次都是八分九分，而那些偷奸耍滑的却总是满分。母亲恨恨不已后，就想，要是自己有一块地，就不受别人欺负了。春天种，夏天管，到了秋天自己付出的心血也看得见摸得着了。养一头牛也很划算。除了算半天劳动日的便宜以外，下了牛犊，还可以与队里对半分成。母亲说这叫喂“葩葩牛”。而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摊上过喂“葩葩牛”的好事。队里的那几头牛，是在队里吃得开的几户人家转着喂的。母亲也试图做过努力，缠着队长把一头身体并不健壮的老母牛牵回家喂了三个月。那头牛很不争气，牛犊没怀上，还生了一身癞疮，队长又把那牛从我们家的牛栏里牵走了，母亲便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造青瓦房，似乎是我们家的一种奢望了。我的祖父祖母辛苦了一辈子，到了死去的时候，都还赖在祖上留下来的老屋里，没盖过一片瓦！这让母亲很沮丧。
母亲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人。种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喂一头能拉犁使田的牛，都是出于生存的第一需要。为了谋划一家人的嘴巴问题，母亲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一刻也不曾停止过飞翔。集体生产的时候，要分到自家的庄稼地是不现实的。母亲就把老屋周围的自留地整理得很有生气。檐口的青韭黄葱，屋顶的南瓜冬瓜，入夏的椿芽豆角，深冬的萝卜白菜，一畦是一畦。就像我们身上的衣衫，虽是补丁连补丁的，经过母亲的细心理料，一样地赏心悦目。母亲变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什么青韭粑，南瓜饼，椿芽蛋，萝卜干，在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庄里简直闻所未闻！其貌不扬的菜蔬，升格成了与包谷、米饭一样崇高地位的活命粮食，这便是母亲的杰作。
做一座房，这在村庄里算是一个人家最大的愿望了，何况这个愿望出自于一个善良羸弱的山里女人，自然是需要从长计议。母亲每天收工回家时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不是背一背猪草，就是扛回来一捆柴火。如遇柴捆里有端正结实的木棒，就挑出来，阴干，以备造房子时派个什么用场。母亲说，造房子是需要许多木棒的。粗一些的，可以做柱子，稍细点的，也可以做格棂，当柴火一把火烧了实在可惜。其实母亲很久就在谋划她的新房子了。老屋后的自留山上，早已让母亲经营得青葱一片。长势飞快的杨树桤木，硬朗结实的丝栗圆柏，更多的是旗杆一样挺拔的柳杉和千丈。等到母亲和我们谈起她的造房计划时，后山那些树大的已出林，小的也有碗口大了。然而造房并不像我们细娃搭积木老鸹做窝那样简单，况且那些大树也不会自己跑到我们家里，变出一架威武的房子来。母亲还得筹划买瓦和请木匠，这都是要现钱的。母亲就喂了一头猪和几只羊。猪杀了吃半边，卖半边给食品站，羊全卖给彝区来的贩子。一家人打紧开支，余下的就积攒下来。
等到母亲攒够建瓦房的材料和工钱时，生产队已经把庄稼地下放给各家了。我们家也分得了好几块田地。那是一个秋天，母亲的心情很好，就开始张罗她的新瓦房。老屋没有拆，新房就倚靠在老屋旁边建。工匠是本村的，人熟，价钱也好谈。瓦是用拖拉机从坝上的一家瓦窑运来的。置办了几桌像样的酒菜，请了亲戚和邻居帮忙搬运。一群人忙了几个月，旧历年眼看就要拢了，我们家的新房也差不多有了大致的模样。然而就在那个冬天，母亲开始染疾，年一过，母亲便去了。母亲死时，只说了一句话，要是这个病再晚一些得，她还要买一头牛喂的。
母亲这话，让我很不是滋味。我知道，母亲的死，与她的三个愿望有关。母亲临终时那一句充满无限遗憾的话，无疑向我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一个人是可以为了一些简单的幸福耗尽一生，甚至为之死去的，哪怕这幸福仅仅止于拥有一块田地，喂一头牛，或者造一座简陋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