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对“温柔”的色诱、收买到带有强烈“硬汉”色彩的暗杀、绑架，每一种手段都可能达到目的或是将自己毁灭。出色的间谍总善于发掘自身优势，从中找到最有利于接近核心目标的方法，并能够果断地随机应变。
色诱：原始但有效
男人爱慕美女、女人倾慕俊男，这本是人之常情。不少情报部门正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重点招募了一批专职色诱的俊男靓女，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苏联克格勃的“燕子”（女色情间谍）和“乌鸦”（男色情间谍）。这些为了达到间谍目的而不惜献出身体的色诱者们总善于利用一些政府或军队高官因贪图美色而窃取情报，其手段不断翻新，诱惑伎俩让人防不胜防。
感情是间谍常利用的突破口
195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从事外交秘书工作的利奥诺尔·贝蒂小姐在其寓所里刚刚吃过晚餐，她的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后，她看到一个手拿一大把玫瑰的男子站在她面前。那个男子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来找希顿小姐的。”贝蒂小姐回答说：“你找错了，这里没有什么希顿小姐。”这个男子说：“对不起！”随后，他把红玫瑰伸向贝蒂小姐，“由于我打扰了您，您该接受这些花才是。如果让它们枯死，那就太可惜了。”面对这种慷慨大方的表示，孤独的贝蒂小姐将那个男子请进她的寓所，并把花泡到水里。接着这个男子开始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史蒂夫，是个摄影师，爱好广泛。
1960年12月，贝蒂小姐在这名男子的甜言蜜语的诱惑下，他们俩很快结成了夫妻。渐渐地，史蒂夫让自己的妻子从外交部带一些文件回家。史蒂夫利用有利时机偷偷地把文件拍摄下来，而后把文件放回原处。原来史蒂夫是克格勃的间谍，按照情报中心的指示，导演了这一场爱情悲剧。五年中，他们夫妻两人向苏联提供了将近三千份外交部文件。当他们被捕后，这位曾经沉醉于爱情美梦的年轻女子，在牢房里用自己的睡衣上吊自杀了。
当然，对克格勃的“燕子”和“乌鸦”来说，间谍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并不需要去窃取情报也无须去组建间谍网，亦无须知道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事实上上级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但克格勃的间谍在实施色诱的时候并不是像单纯地出卖身体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经过了千锤百炼的职业表演，单是其训练手段也足以令古往今来的色诱间谍自愧不如。
克格勃色诱间谍的遴选过程是十分严格的，他们首先需要具有出色的外表、良好的身材，最好还具备一定的文艺特长。每一位被间谍组织初步选中的青年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查，还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对他们进行政治感化，从此他们将开始踏上丧失人伦、理性甚至葬送一生的漫漫旅程。以“燕子”的培养过程为例，这些最终入选的女学员带着兴奋进入这所特殊的学校，而对于色诱和性，她们一无所知。
在经过了豪言壮语、发誓效忠祖国的开学典礼之后，女学员们被带进了电影院，在那里她们将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学习任务。无怪乎影片刚刚放出来，黑暗中就响起一片惊恐的叫喊声，银幕里一个赤裸的男人微笑着迎面走来……接下来便是赤裸的一男一女正抱成一团在床上打滚……她们终于懂得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方式是何其沉重。不久之后，真正的操练开始了。女学员们全裸着身体坐成圆圈，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学员脱得一丝不挂，在圆圈中心作着不同姿势的性交表演。经过这一关后，由军官学校男学员同色诱间谍学校女学员一对一地发生性关系。每个学员实习期间的“作业”，会被用广角镜头映现在银幕上，供教员与其他学员们欣赏、评论，指出不足以便改进。
艰苦的训练造就了各位学员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他们能够以平常心态看待赤裸，勇敢地把身体当做武器，创造出似幻似真的效果，从而顺利地展开色情圈套的阴谋，并借助于电子窃听和摄影录像等科技设备给重要的证据加以记录，接下来的讹诈和收买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当然，色诱间谍也并非清一色地从事欺骗的性行为，有的甚至明确地公开自己的间谍身份，用身体交易换取情报，这更接近于人们所知的“性贿赂”。马尔代夫间谍玛莉伊姆·拉希达便是其中的典型。在印度宇航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巴基斯坦构成致命威胁的情况下，巴基斯坦以协助马尔代夫加强防御设备和建立火箭制造工业为条件向马尔代夫“求援”，于是一位33岁的色诱间谍闪亮登场。她勾引了印度航天署55岁的副署长戴富·萨锡可马林和其同僚印度高级火箭燃料工程师奈姆比·那雷耶伦，由他们提供情报，她提供“服务”。
出人意料的是，这宗色情交易居然进行得异常顺当，两人先后数次与玛莉伊姆发生关系，玛莉伊姆总共获得5000余份绝密图纸和资料以及为数可观的电脑软盘。这位女间谍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她也为此而受到褒奖。
在间谍领域，色诱战术源远流长。在人类伦理观念日渐开放的今天，色诱毋庸置疑地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繁荣为间谍的证据和情报搜集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这套战术更是展现出时代的风采，成为一套原始而有效的黄金战术。
收买：利益当先
作为间谍手段中相对“友好”的一种，收买从事前策划到事后结果却显得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就在间谍慈眉善目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其破坏力往往是惊人的。但对于间谍来说，收买手段的战斗力也往往是卓越的。
在日本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某甲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积存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已经处在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为了能够继续获得银行的贷款，甲公司将自己恶化的财务状况当做绝密消息并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机密外泄。
但这一消息很快被其竞争对手某乙公司的间谍反馈回来，这令乙公司的决策层备感兴奋，一旦能摸清甲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便是对甲公司的致命一击。然而乙公司屡屡出马的间谍都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在甲公司严密的防范机制下纷纷败下阵来。
正当乙公司绝望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给其带来了希望：甲公司的总会计师近日内会到某医院镶牙。于是，乙公司人员迅速采取措施，不惜重金收买了这位已经被提前预约的牙科医生。
当甲公司的总会计师来镶牙时，这位业余间谍便将一个微型窃听器放进了他的金属牙套里。从此，甲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再是深不可测的机密，这位总会计师向公司老板汇报财务状况的谈话内容，也被乙公司录制下来。等到乙公司将这些数据和证据公之于众的时候，甲公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业余间谍即使没有间谍经验，但却拥有隐蔽性强、易于贴近目标的先天优势，正应了那句“家贼难防”的千古祖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这些被收买的业余间谍，不惜后院起火、暗中倒戈，不少企业就因此而莫名其妙地破产了。
日本的一些企业采取长期策略，在美国硅谷收买了许多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关键工序的工人为内线，为他们提供美国企业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情报。有的企业为获得商业秘密，还在留学生、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中培养自己的商业间谍。
台湾“军情局”为了获取关于大陆的情报，也把收买作为第一手段——用金钱收买已在大陆投资的台商。被收买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本经营者。台湾“军情局”的情报奖金和津贴对他们来说是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据一名熟悉内情的台商透露，收买此类台商的价码从5万元新台币起价，以情报价值的高低相应增加。另一种是生意上遇到困难，接受“军情局”资助的“感恩户”。据香港媒体报道，有一次，“军情局”间谍发现一名在香港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的台湾商人，遂以投资15万元港币为条件，发展其加入间谍组织，后又安排其以台商身份到广东，发展间谍，进行情报活动。
按照“军情局”的间谍发展程序，这种由金钱收买的台商，都要由“军情局”组织赴台北阳明山“新竹营区”的“新庄”情报学校进行1周或10天的训练，1个月后便签约任用。这类训练十分“粗糙”，任用后发给台商的间谍设备也极为“小儿科”。如“军情局”发给台商最多的是一种叫“二奶杀手”的手机。
由于不少台商在大陆“包二奶”，很多台商家属请人在丈夫的手机里焊上一种芯片，有了它，即使在关机的情况下，也能窃听到周围的任何声音。
“军情局”就用这种在大街上卖3.5万元新台币的玩意儿哄骗这些业余间谍，使得这些人屡屡被捕。一旦被捕，“军情局”是决不会去“捞人”、“安抚”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买业余间谍就如同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企图通过大量的前期投入来布置广泛的间谍网络，而对于网络的质量和效能则难以考证。多收买无非是抬高成功的概率，在“撞大运”的同时，还不免承担着被反间的“背运”危机。
正因为如此，间谍组织在传统的收买手段上也尝试着一些调整和规划，一方面加大了对关键间谍的收买力度，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专业间谍的角色扮演，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专业间谍的拿手好戏——讹诈。
讹诈：间谍的拿手好戏
《讹诈专家》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名篇（第六集），其中的讹诈专家利用贵族们身边仆人提供的信件，对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进行揭发并以此来敲诈勒索。柯南道尔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都是被讹诈和勒索的砝码，真正的讹诈专家便是最善于利用这些法码的人。
当今社会的讹诈专家并不占少数，讹诈之术也非常之多。从主体上说，有冒充警察、检察官敲诈，绑架者敲诈，三陪女敲诈。从媒介上说，有网络敲诈、电话敲诈、信件敲诈、面对面敲诈。从技术上说，有盗窃隐私文件敲诈、合成淫秽照片敲诈、假冒交通事故敲诈等等。但传统讹诈的目标是可替代的金钱，间谍的目标是不可替代的情报或行为嘱托，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间谍讹诈的难度，这就更需要精心策划，甚至付出更多的代价。
与前面提到的业余间谍不同，不少佯装台湾商人的专业间谍洋洋洒洒地来到大陆，他们的任务是直接指向核心情报的。但他们获取情报的手段却与众不同：利用台湾同胞的优厚待遇和自己的商人身份在官商勾结的道路上大做文章，其中最屡试不爽的就是靠突然翻脸来“逼宫”的讹诈之术。这些胸怀投资“诚意”的“台商”首先是利用一笔可观的投资基金博得当地政府的垂爱，接着顺水推舟地拉拢政府要员，和他们打成一片。于是这些官员的隐私开始被间谍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收集到足以令某位官员身败名裂的时候，这位“台商”便会翻脸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容易想象了，这些官员妄图用重要文件换回自己的难言之隐，不料越陷越深，不少人演化成了真正的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