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造访受降纪念坊的印象，虽过去20年，至今还萦绕在我心中。
建造于1946年的受降纪念坊，地处芷江城外，在芷江机场南端七里桥磨溪口之侧。
那天气温突变，冷雨霏霏，虽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但较之在好天好日之中去瞻仰历史的胜地。刚一进门，园中旷地上矗立的“受降纪念坊”便撞人眉睫：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正北向南的建筑，它拔地而起，直指苍天，镇守住那一角不凋的青空和那一段不老的岁月。坊的正面大书“受降纪念坊”，其上的领额是蒋中正先生所题的“震古铄今”四个大字。立柱上分别题联两副，中联是蒋中正先生所题的“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侧联是李宗仁题的“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坊的背面也镌刻了一些军政要人的题词，石柱上的中联为何应钦将军所撰：“名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我伫立默读之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壮旋律在我心中又一次轰然而起，南京大屠杀的火光与血光再一次烧红了我的眼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的财产近千亿美元，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两千多万人以上，差不多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军民伤亡总数的一半。受降坊啊，方圆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受降坊，你怎么容得下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血泪如海的大苦大难？你怎么容得下亿万人的悲哭、怒吼与欢歌？
在沉思默想中，我从纪念坊的台阶拾级而下，向北直行十余米，便是一排黑色木结构的平房，这是当年空军第五大队十四中队的俱乐部，也是当年的受降会场。平房是原物，会场的布置也一仍其旧，只是左侧的几间房子成了“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陈列室”。从陈列室和会场出来，站在屋檐下的走廊上，听秋雨敲瓦，敲醒历史的记忆；听秋风吹窗，吹动历史的篇章，让秋雨秋风拂拨我的热血。60多年犹如一座时光隧道，1945年8月21日那历史性的场面在隧道的那头摆开，在我的眼前历历重现。
会场前平地空旷，左右路口各矗立缀有“公理”、“正义”字样的松树牌楼一座。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在旷地中央高高飘扬，悠悠旆旌在傲然等待前来请降的使者。
上午9时整，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三架野马式战斗机腾空而起，驾驶员空军中尉周天民、娄茂吟、林泽光、徐志广和美国空军上尉葛兰芬、乐威，中国的长空和旭日当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10时15分，他们在常德市5千米的高空发现日机，便监护其飞往芷江。
11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11时25分降落。机门启处，今井武夫在舱口立正。此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是奉天特务机关长、血债累累的特务头目土肥原的助手。1935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副武官，是“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个败军之将虽然仍着军装、佩短剑，强装武士道的傲慢，但也不免面带戚容，向我方负责接待与警戒的陈应庄少校低声问道：“是否可以下机？”陈少校敛容答道：“现在你可以下机了！”今井及其随员7人，在中美宪兵的监护下，乘吉普车去飞机场住所。
下午3时20分，陈少校将今井引至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就座的是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中将，右方为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中国各战区长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环坐左右。昨天还不可一世的今井武夫等人，现在当然只有阶下之囚的席位了。
秋风飒飒，秋雨潇潇，在时光隧道的这一头，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我从恍如昨日的往事中醒来，独立在会场前的长廊上举目四望，受降纪念坊又来撞击我的眉睫与心扉。这时，陈列馆负责人请大家去休息室题词，他介绍说，芷江虽地处偏远，但每年到此参观的除内地游客之外台港澳和海外同胞也有数百人之多，他们中的不少人更是在此感慨万千，挥毫题字。
我没有题词，但胸中却感觉风雨大作，雷电轰鸣。当友人们挥毫时，我伫立室外，默默地思索着。受降坊啊，你是中国仅有的标志抗战胜利的建筑纪念物，你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抗击外侮的胜利纪念碑。但愿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永远不再重现。但愿伟大的祖国从此浴火重生，走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