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那里，２世纪末 ———具体一些说，汉桓帝、灵帝时代，是一个让他们摇头不迭感慨万端的时期。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开始剥夺相权而集于皇帝一身，其结果恰恰造成东汉绵延十几代的皇权旁落。野心家一茬又一茬，小人成群结队，而君子则血流成河。在桓帝、灵帝任内，数年之间，接连弄出第一、第二次 “党锢之祸”，大批清流知识分子被杀，只是矛盾的合乎逻辑的演化罢了。
在这个时代，除了清流、宦官、外戚与皇帝，还有那么一批人，虽被排除在大舞台之外，但他们的敏感的心灵感应着那个时代，并用他们的秃笔记录在案。这就是那被钟嵘称为 “惊心动魄 ”的“古诗十九首”。这组收录在萧统《文选》中的十九首无名氏的古诗，是一份经过心灵过滤的时代备忘录，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打开它，那个时代的黄昏便弥漫开来，渐渐把我们包围。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 “古诗十九首 ”是桓灵之际的作品，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几乎把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罗织殆尽，把国家的生气扑灭殆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汉统治已不可救药，并最终弃它而去。这种抛弃是双向的：走在末路上的汉朝廷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
“古诗十九首 ”的作者即是这种社会与政治的 “多余人”，既已被现行政治体制排除在外，绝望于生命的对象化，他们便开始关注生命自身。他们高唱 “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但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只是空谈。他们虽不放弃 “先踞要路津 ” 的希望，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冷静而安分守己的。所以，我们在 “古诗十九首”中看不到真正的政治热情，看不到河清海晏的政治理想，也看不到负责任的政治讽谏。面对权势者的朱门酒肉与五马翠盖，他们甚至都少有愤怒，他们只是远远地一边艳羡，一边认命地叹息。他们所写的，是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偏偏不谈政治。他们不言志，不载道，只缘情。社会已经无道，他们已经无志。所剩的，只是那一丝对自己生命的恻隐之情。他们偶尔有一两句议论，也离现实政治很远，却又与传统伦理道德大相径庭，甚至，离经叛道得让我们张皇四顾。他们说话，已成自言自语（他们不曾得到过话筒与讲坛），至多是二三至交的对床夜语或促膝心语对酒醉语，所以也尽可以不负责任，一任自己的一念之真，所行于衷肠倾诉，所止于无话可说。可以理解，当知识阶层激越的清议之声被朝廷的诛杀之声压制下去之后，政治已不再是他们实现理想个人与理想社会的手段，而是权势者们压迫人民杀戮异己的工具。这个时候，他们只能背对朝廷，甚至远离大都市，在孤馆春寒或深窗秋怨中默默消磨他们的生命与热情。一边消磨，一边枉自嗟讶，自怜自爱，承受着物质上的穷乏与精神上的不平衡，体验着个体生命被抛向孤独一隅的失意与痛苦。
在“古诗十九首 ”里，我们第一次心惊肉跳于生命本质的痛苦，以及由这痛苦反拨出的 “及时行乐 ”的合奏：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春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今日良宵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这是他们对死亡的理性认识，确定而无疑，冷静而无奈。生命真相的冷酷对他们而言，已经是 “司空见惯浑常事”，但他们这样反反复复的强调，却不免让我们 “痛断刺史肠”。还有一些对死亡情景的具体描写，那种阴森惨淡，更使我们惊悚不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这是对死亡的感性体验。使我们害怕的，不是物，而是我们关于物的思想和想象。严格来讲，这里所写的，不是 “死亡”，而是 “死亡之后”。从“陈死人 ”来写死亡，从被人遗忘的坟墓来写死亡，写得那么冷，冷彻我们骨髓。“坟墓 ”乃是生命的终结，是集体抛弃个体的 “罪证”。这“郭北墓 ”与城内的高楼大厦对峙着，但这 “城外土馒头”（王梵志的妙喻），却是每一个城内人都不可推辞的，“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需一个土馒头”（范成大）。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也借两个小丑之口，把坟墓称之为 “最长久的建筑”，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一直住到世界末日。但这还不是对死亡的最透彻的体认。这“土馒头 ”一般的坟墓，就可以永久吗？我们能从中得到永恒的睡眠吗？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这才是大虚无！是生与死的大虚无！它揭示出，不仅 “生”将不复存在，并连 “死”也不复存在。“生”作为一个 “事实”，被“死”抹走了，“死”去的生命作为一个 “曾经有过的事实”，却又被另一些 “生”抹走了。当我们的坟墓都被毫无同情地掘开荡平时，我们曾经活过的、曾经来到过世界的事实，都被人否定。人类集体抛弃我们的罪证也被毁灭了 ———因为我们根本不曾存在过。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真相，是世界与人生荒谬的铁证。这是把 “死”的意义发挥到极致的思想。这里有人心的大冷酷，有生者对死者的大冷酷。死者是生者的死者，死者是从生者的心中与记忆中死去的。没有生者的抹杀，便没有死亡与死者，从而也就没有这种人生的大无聊大寒冷大荒诞！
生命的终点有死亡，死亡之后却无来生。那只好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这 “趣当生”，在“古诗十九首 ”的作者那里，便是 “及时行乐”。这 “时”，既可分解为每一个当下的时光，也是人之一生的总和 ———斗酒相娱乐 ……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常苦辛。（《今日良宵会》）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很显然，这 “及时行乐”，只是苦中作乐，或只表达了一种愤懑的情怀而不能———应该说是没有条件付诸实施的。“斗酒 ”是少量的酒，显然他们还不具备后来正始名士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也不能像他们（如阮籍）那样喝公酒，所以不能如他们一般豪饮。斗酒即可，聊相为乐。驱车却不能策肥马，而是一匹 “驽马”，就这样穷开心去宛洛。去那干什么呢？那儿当然没有他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餐桌，所以，他们说是去 “游戏”，这颇近黑色幽默。可一 “游戏”，又看到了权贵们的豪奢生活，这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弄得他们 “戚戚 ”不安，有很大的心理压迫。
而《今日良宵会》中的 “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显然是尚未策高足，未踞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显然现在还在守穷贱，且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是坎坷与苦辛。
因之，“古诗十九首 ”中的 “及时行乐”，还仅仅是一种愿望，是对人生苦短的反拨，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是愤激且感伤的 “口头享乐派”。
但他们如此藐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如此公开唱着及时行乐的调子，就构成了历史上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们被社会遗弃，被生命遗弃，他们便破罐子破摔，索性当起了传统的叛徒，社会价值的挑战者，伦理道德的嘲讽者。而“及时行乐”与“人生短暂 ”联袂而出，又使得它具有了强大的逻辑支撑。无怪乎钟嵘惊叹：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很显然，这种对生命的黯淡却又入木三分的感觉，是那个黯淡的无一丝生命气息的时代造成的。他们身处世纪末，伟大的不可一世的汉帝国昔日的声威烟消云散，轰轰烈烈的场面已人去楼空，喧嚣一时的时代及那个时代中煊赫一时的人物都化为尘埃，现在只剩下末世的悲凉、黯淡和寂寥，看到的是坟墓 ———一个终止符。那些伟大的人物现在都已进了坟墓，变成了为人疏忘的 “陈死人”。时代相同而脾气不同的赵壹，写过一篇言辞激烈的《刺世疾邪赋》，赋中有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可谓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两件事情的概括：现实是黑暗而无意义的，生命是短暂而无价值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是无望的，无论是公共价值，还是私人价值，都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没有热情的时代，没有理想的时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代。历史的马车在一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朝廷的有气无力的鞭影下向着夕阳走下坡去。在这种没落的气氛中，即使他们想有所作为，也是 “可怜无补费精神”。于是，他们的思虑自然是沉下去沉下去，越沉越深，越来越收缩，最后便只凝于深深的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那麻木不仁的时代中唯一真实可触的感觉 ———那就是个体生命对这个寂寞而寒冷的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世界对他们漠然无视，他们对这个世界也就无所关心，他们只能关心自己的生命，并由惊讶自己的一头风霜而惊心于生命的流逝，而后又由慨叹自己的苦难生涯猛醒这一切的不值，“及时行乐 ”的思想油然而生。
死与爱，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两大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惊心动魄地描写死亡的同时，又勾魂摄魄地写出了情爱，写出了爱的忠贞与恐惧，爱的弱小与强大，爱的专一与易变，爱的难得与巧遇。爱，就是爱的能力，是爱人的能力，是承受爱的能力。古诗的作者们在痛感自己的虚弱，痛感自己面对 “世界 ”的无力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爱的能力！这是人性死灰中的余烬，古墓中的谷种；是冬日的残荷，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像是走夜路而胆怯的人的口哨。这是颤抖的爱，惧怕的爱。《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十九首中，竟有十一首直接写到了爱与爱的牵挂！这一丝牵挂，是他们留在这世界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生命的唯一价值，是世界给予他们苦难生命历程与愁苦心灵的唯一安慰与报偿。于是，他们把爱写得百般温存，万种柔情，令人恻然心伤而又温馨无比。他们几乎使我们相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体温！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免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是爱之怨，但温柔得让人无所措手足。我发现，古诗十九首中的爱，一点也不浪漫，不刺激，恰恰相反，是那么家常，那么平实。它不是刺激我们的感官使之亢奋，而是抚慰我们的心灵使之安宁；它不是激起我们的热情，而是抚慰我们的创伤。这是一种使人安宁的爱，使人平静的爱，是一种浸透着亲情的爱。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 “戚戚 ”与不平衡吗？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忧虑与恐惧吗？这爱让我们平静，让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与世无争，逆来顺受，让我们抛别世界的繁华，而独守爱巢，并从中找到满足。
这种爱怨，如柳梢之风，吹面不寒；如杏花之雨，沾衣欲湿。就那么缓缓的，一点点深入，一点点浸润，最后深入我们的骨髓，深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骨折心惊！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是以日常普通生活为基本素材的。诗歌不是对生活以外或生活之上的东西的仰望与想象，也不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物的与众不同的生活的反映，一般情况下，也少见一小撮精神贵族孤绝的精神之旅 ———这样的作品当然有，比如屈原的一些作品，但尚不能改变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的日常性特征。即便是屈原这样独处时代台阶的最高端，独自成为一国之人的另类的诗人的作品，除却《九歌》、《天问》，大多数作品包括《离骚》，仍是以他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诗歌是生活的伴侣，甚至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但不远离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之一。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赴朋友的约会，在约会时我们会交谈、宴饮、游玩，兴致来了，我们也许还会写诗、吟唱，或者，在活动安排里早就有了这一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写诗吟唱也就是今天诸多活动中的一项而已，它并不特殊，并不高于其他项活动，比如交谈宴饮。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读中国诗歌史：它既是我们的精神史，心灵史，也是我们的生活史。既是我们内心隐私、情感的表达与精神的流露，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反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常见题材了，比如田园题材，山水题材，战争题材，婚恋题材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确实是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在婚恋题材中，包括了有关女性的题材基本内容。女性在文学中的出现，也大多作为婚恋的对象且常常是被动的软弱的，甚至常常是被戕害的被侮辱的，而这就是生活，是生活的习以为常的恶，是我们熟视无睹的恶。但文学的锐眼与正义也在这里：当社会把她们当做弱者来欺凌的时候，文学则成为她们的喉舌。
在这类题材中，弃妇诗与思妇诗（又可称作闺怨）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弃妇当然是被她的男人所抛弃，而思妇往往又是为她的男人所疏远与轻忽，甚至遗忘，遗忘在一个他不会再回去的角落，而她，就在这个角落等待与思念。是的，当男人因为各种原因或各种理由而离家外出时（常见的当然有兵役、徭役、经商与游宦），独守空房的妻子就成了一个寂寞的思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主题，因为它就是生活之痛，就是人性之痛。旷夫怨女乃是悲惨世界之最常见的世相之一，他们也是苦难人生的人证。正如弃妇往往是人性丑恶的人证，思妇则往往是人生苦难的人证。它们都以小见大地指向一个深远厚重的话题。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思妇是极其常见的，每一个时代的诗页上都有她们的泪珠与叹息。这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情景是相符的。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思妇诗、弃妇诗，其作者往往倒是男人，是一种拟代体的作品。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男性在对女性集体犯罪之后的良心忏悔，我不敢说。但这一类拟代体的作品确实在揣摩女性的心理与苦痛，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女性的自述。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 “行行重行行 ”一诗，当是它们中的代表作 ———可能是她的周围弥漫着那个日落帝国的暮霭，使她的形象比其他时代的思妇有更多的内涵，更多的外延，能更多地调动我们的道德情怀与审美情愫：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这个以思妇口吻叙述的诗歌里，“她”与她的那个 “他”，既有 “相去万余里 ”的空间暌隔，更有 “相去日已远 ”的旷日持久，“她”不仅有深刻的相思之苦，以至于 “衣带日已缓”，巧妙地借衣带之宽缓描画出人之憔悴消瘦，且“日已 ”二字，又写出这是经日累月的消磨与煎熬，如油枯灯干。而且，“她”还有深重的担忧之情：借 “浮云蔽白日 ”的比兴，见出 “她”之猜测与忧虑：“他”是否在外面另有所欢，以至于 “游子不顾返”？而“她”呢，虽然一边是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独居之时，无奈于时光之迟缓；一边却又惊觉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揽镜自照，震惊于青春之倏忽。而青春消逝去，容颜老去，又使得未来更显绝望。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独守空房，却又毫无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归来的 “她”，心思里会有些什么？不外乎对对方的相思之苦，对对方另有所欢的担忧之情，对自己青春流逝的恐惧之心，当然还有努力保养自己，以使青春暂驻以待所欢的苦心，这曲曲折折的心事，凄凄婉婉的心情，温温柔柔的心灵，总之，这一份承担太多的苦心，全在这短诗中得到了体现。
人们常用 “温柔敦厚 ”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这当然十分正确。但我们要知道，这种风格来自于作品中主人公情感的缠绵与温柔。即如这一首，“她”担忧对方变心，焦虑自己变老，一切都会变，但她自己的温柔不变，对对方的深情不变。这是绝望中的坚持，绝情中的深情，冷酷中的温柔。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谢朓《王孙游》）灵心秀口的谢玄晖，寥寥二十字，就写出了女性的绝望。这首短诗可以和《行行重行行》一起来读：不是一直在眺望大路尽头，盼着 “他”归来吗？不是为了延缓衰老强保青春以待 “他”而“努力加餐饭 ”吗？太久了，岁月的风霜已经落上了额际，现在，即使 “他”归来了，“她”也已经人老珠黄，青春不在，“他 ”再也不会爱“她”了！
这世界往往无聊，而男人，往往无情。但女人的爱，以及她们的痛，让我们良心发现，从而不致堕落。正如歌德所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不仅要人爱，而且，她们能爱人，会爱人，她们是男人的故乡。可是，男人们的回故乡之路，往往那么漫长，漫长得花落人老。读这一类的诗，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传统女性的爱心与苦心，为她们的爱心而感动，为她们的苦心而恻然。她们心柔，心苦，而这世界呢？往往太生硬，太冷酷！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远方的 “他”给她捎来了并不特别珍贵的一块丝绸，竟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被感动了的她越发痴情，并且到了失去现实感的程度：她没有用这丝绸做衣服，而是用它缝制了双人合用的 “合欢被”，并以长相之丝（思）缝缀，以不解之结结之！她一边做被子，一边内心暗自发狠：我俩如胶似漆，胶漆融合，谁也分不开我们！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离别），而生活在虚幻的心理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她与她的那个 “他”，长相思，结不解，完全没有分离过！她已经完全痴傻了。有了这颗心，这相去万里的苦苦相思是值得的，为他憔悴为他苍老是值得的，只要他心依旧（尚尔）。是的，感动我们的，就是她所提到的这颗 “心”，故人心未变，她的心更痴，人心未死，人心未死啊！我们一下子触到了那遥远时代的心跳，体味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温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