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地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 ”与“子曰 ”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 ———所谓 “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 “子曰 ”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 “诗云 ”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 ———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 “事实 ”而是表达 “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其实，文学史就是心灵史。它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 “现实主义 ”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一个问题是：《诗》本来就是诗。为什么成了 “经”？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释，当然可以予以说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远在汉代，我们就把这样一部基本用四言韵文形式写成的、以抒情为主的、收录自那么广博的时空中的个性化的创作，与那些朝廷文诰、圣贤语录、哲学和史学著作，一同列为国家的经典？
从创作论上说，《诗》是“历史真实 ”的产物，也就是说，收集在这本古老经典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应该有一个创作背景，都是在特定历史事实的触发下创造出来的。
但是，它终究是诗，而不是历史。它们是经过心灵过滤的。它表达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创作者的 “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对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终于成了 “经”：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它是几千年前的某一些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体会，却也是几千年来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它是我们共同道德观的经典表达，是我们共同政治观的经典表达，还是我们共同人生体验的经典表达，一句话，它既是我们民族价值观的经典表达，也是我们民族博大情怀的经典表达。
因此，我们不从学术的角度，不从经学家的角度，我们从情感的角度去看《诗》，最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 “经”！
是爱情之经，是亲情之经，是友情之经，是同情之经，是爱恨情仇之经，是喜怒哀乐之经。
还有更多的具体的问题纠缠着我们。这些美丽的诗篇从何而来？什么人创造了它们？什么人收集了它们？又是哪些人在几百年青灯古卷守护它们、琢磨它们，最后把它们聚拢成册，成为一本凝聚民族情怀的美丽经典？
什么是风雅颂？什么是赋比兴？这些至今仍活在我们的书面与心头的历久弥新的语汇，有着什么样的古老奥义？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哪些思维特征？
当这本美丽的大书被编纂成册之后，它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一个民族是如何喜爱它，珍视它，代代传诵它，研读它，以此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是的，《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和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说，有关《诗经》的现有 “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能。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 “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 ———是全体的无能，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捱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诗经》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 “采诗说 ”和 “献诗说”。班固《汉书 ·食货志》，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 “采诗 ”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 ·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传》何休注）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大量记载《诗》的引用的《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 ———时间五百多年，空间辽阔浩渺 ———那么，《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 ”来自于 “采诗 ”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 “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 ·周语》中“召公谏厉王 ”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 “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 ·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 “献诗 ”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大雅 ·板》、《大雅 ·荡》、《大雅 ·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 ———哪怕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 ”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１９８１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１９４６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一齐都躲起了。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到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 “学术 ”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 ———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学术 ”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 “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 “学术研究 ”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
《诗》三百零五首诗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特定情怀的表现，是一个人的情感。但它感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让我们感怀万端。因此，它也成了我们全体的情感。
据《世说新语 ·文学》的记载，那个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 ·采薇》末章的几句。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陈风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们可能只是无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却看见了如此美丽的一幕。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温暖、柔和，并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得预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 ……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一首诗，竟有如此的大圆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也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三百零五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 “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