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内耗”。这种内耗，不但表现在皇帝把治理国家的精力放在个人的享乐和私人情绪上，而且表现在朝臣内部旷日持久的党争方面。可以说，明朝的大臣，保持着一种“党争式生存”的状态。
不磊落的“高尚者”
历代的党争，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之间因为政见不同或有私人恩怨而展开的，而明代则不同，明代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意气之争的色彩，而且，到了后来，士大夫越来越不光明磊落，他们往往打着正义的旗号，而私下却上下其手，不是使用阴谋诡计，就是勾结宦官清除异己。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汉族皇朝，明朝士大夫的表现对明朝的历史影响很大。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有腐败的一方面，但窃以为明亡的主因是宦官专权和士大夫的门户党同伐异之争。而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和士大夫有关，可以这么认为：明朝的士风堕落最终葬送了明朝。
屡败屡战的士大夫
明太祖驱逐蒙古人，建立明朝后，在中央、府、州、县设立学府，教授儒生《四书》《五经》等。这些学校为明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士大夫们受的正统忠、孝、礼、智、信的教育使他们自然以国事为己任。明初的士风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个是明太祖因为不满孟子的言论，要把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取消，结果大臣们以死相谏，冷血的明太祖也只能让步。不敢取消孟子的配享地位。第二件事就是靖难之役，建文逊国，永乐夺位，方孝孺等文官拒不接受永乐，结果自杀、被杀的人甚多。方孝儒甚至十族被屠。方虽无治国经世之才，但他的忠心可嘉，气节让人佩服。
仁宣时期，出现了三杨这样的名臣，虽然三杨都不是以死进谏之人，但辅佐皇帝治国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时之名臣。宣德年间，宣宗在皇宫内开设内书堂，开始教小宦官读书识字。为以后宦官专权打下了基础。王振在这个时候入宫，因为王是读书人出身，显然要比那些粗通文墨的小宦官强很多。而且王当过学官，官场的那一套也比较吃得开。王受到宣宗的重用，成为皇太子（英宗）的老师。
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不久，一天，他对杨士奇和杨荣说：“朝廷事久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这意思就是要杨士奇和杨荣“倦勤”退休。
杨士奇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却顺着王振的意思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而已。”王振听了杨荣的话很高兴地走了。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杨荣说：“彼厌吾辈矣，一旦内出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
杨士奇也同意杨荣的意见，不久就荐曹鼎、陈盾等入阁。杨士奇和杨荣都是四朝元老，是当时的首辅，在朝廷威望极高，刚任司礼太监不久的王振，竟然提出要他们“倦勤”。而杨士奇，杨荣怕拂逆王振的意志而遭罢黜，只好赶紧推荐一些正直官员入阁。
等到了太皇太后张太后去世，三杨等老的老，死的死，王振更加为所欲为，实现了他的专权统治。朝臣们甚至见了王都要行跪拜之礼。
虽然“土木之变”时王振被杀。英宗也只当了22年皇帝。但宦官专权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英宗的儿子宪宗即位后又重用汪直，宪宗在锦衣卫和东厂之外，又成立一个特务机构——西厂，由汪直负责。汪直利用西厂，凭个人好恶，兴大狱，制造冤案。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商恪上奏拒理力争，项忠等人也弹劾汪直，明宪宗虽然恼火商的奏章，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西厂。可是宪宗也并不是真心取消西厂。不久，又重开西厂，商恪因此致仕，一批正直的大臣也去职。汪直得势后，朝臣王越、陈钺依附汪直。二人充当了汪直的爪牙。
在正统到成化这段时间，虽然有王振、曹吉祥、汪直的专权，但明朝的士大夫群体对太监们的擅权还是坚决抗争的，除有个别败类投靠宦官，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耻与宦官搭上关系的。
宪宗死，即位的是他的儿子，明朝中兴之主明孝宗。孝宗是明朝最后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任用贤能，礼敬群臣。在他18年皇帝任期内，没有廷仗，没有文字狱（即使在公认的明君仁宣二帝时，也做不到这点），对朝臣们不名而呼之为先生。明代士大夫的地位在孝宗时最高。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都是弘治名臣，而刘、谢更与三杨齐名。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
被批掉背梁骨的精英
但士大夫的地位随着孝宗的去世而急转直下了。孝宗的独子武宗即位。15岁的正德皇帝生性爱玩，信用原来东宫的旧人刘瑾、谷大用、马永成、张永等八人，这八人实际上是他玩伴。刘、谢、李三人见武宗宠信奸佞，将孝宗时的善政“变易殆尽”。于是多次上表要求武宗停止玩乐，专心朝政。但武宗只是答应而不实行。
刘、谢等朝臣于是和司礼太监王岳联合准备让皇帝杀掉刘瑾等人。迫于士大夫们的巨大压力，武宗同意将八党南京安置。但刘、谢等并不满足，准备在第二天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件事被一心想向上爬的焦芳告密刘瑾。刘瑾立即找到武宗，跪着哭诉说王岳等人要制他们于死地。武宗听了他们添油加醋的话，非常愤怒，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又将王岳充军南京，第二天又准刘、谢致仕。后来刘瑾又将刘、谢等53人列为奸党，士大夫在与太监们的斗争彻底失败。
这个向刘瑾告密的焦芳后来成为《明史》阉党传第一人。刘瑾专权后，因为有人写匿名信状告刘瑾不法，刘瑾大怒，矫诏让朝臣们跪在奉天门下，其嚣张可见一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刘的失势，还是因为杨一清通过八党另一人张永影响武宗，才将刘法办。是因为太监内部的矛盾才除掉了刘。
终明一世，士人和阉人的斗争都是士人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太监们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在正德年间，士大夫中出现了阉党，说明明朝的士风开始堕落了。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羽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
荒淫玩乐的武宗死了，因为武宗无子，孝宗又没有别的儿子。给士大夫们出了个大难题。只好让武宗的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骢承继大宝。但随着世宗的即位，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后来大礼议，大礼议之争持续了20多年，拉开了明朝党争的序幕。在明世宗之前，小宗继承皇位最后都要入继大宗。所以杨廷和等大臣们要求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时，在封建伦理上是合理又合法的，但对明世宗来说，确实有些不合人情。况且朱厚骢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世宗刚刚即位，皇位还不稳，只好和杨廷和等达成妥协，称孝宗为考，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杨廷和也因此被世宗批准致仕。
嘉靖三年（1524年），礼议派（都是些低级别，想出人头地的官员）桂萼、张璁支持世宗要求将本生父母的本生去掉。这回大臣们不干了。200多位大臣跪在左顺门要求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两次派太监传旨让大臣们回去。但大臣们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才肯离去。世宗大怒，下令将要君的大臣们下狱。并且对其中的部分官员施以廷杖。
廷杖打断了士大夫的脊梁，也使大礼议顺利通过。兴献帝先是被上尊号为皇考恭穆孝皇帝，不复言本生。又尊孝宗为皇伯考。开始兴献帝未入太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尊为睿宗，祔于太庙。后人说，明季士大夫以受廷杖为光荣，此说如属实，对皇帝和士大夫们来说都是悲哀的，以受廷杖为荣，岂非有沽名之嫌啊。也可以说是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世宗和议礼派取得胜利后，继续打击反对派。一批反对派的官员们都被解职，代之以议礼派的官员。大礼议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李福达案，本是铁证如山，但世宗就认为是反对议礼派陷害议礼派的郭勋，命桂萼，张璁重审，桂、张借机打击异己，翻案成功，将处理此案的官员杀的杀，戍边的戍边。
本来世宗朝是明中叶以后唯一没有宦官为乱的时期，但世宗的刚愎性格使大臣们吃了不少苦头。世宗最恨言官。有明一代，虐杀大臣最多，其中尤以太祖、成祖、世宗和崇祯最多。世宗朝首辅更迭频繁，阁臣为争夺首辅之位，也互相倾轧，而世宗也有意识地对大臣们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夏言排挤张璁，严嵩逐走夏言，徐阶挤走严嵩，大臣们钩心斗角愈演愈烈，但不管谁当首辅都要媚上，讨得世宗的欢心。明世宗喜欢修道，所以总要士大夫们写些青词（就是祭祀用的）。夏、严、徐三人都是善于写青词，被人戏称为青词宰相。嘉靖的45年皇帝生涯结束了。隆庆一上台，就开始给世宗枉杀的大臣们平反，隆庆时期，实际上还是延续嘉靖朝的首辅之争，隆庆在位6年，徐阶、高拱、李春芳各当了两年首辅。
明朝士大夫和宦官的分野在正德年间已经不甚明显，但了天启年间，士人和阉人已成同流合污之势。
明朝自正统以后，因为皇帝多为庸碌，长期依靠的是文官集团的积极运转，但经过天启年间的阉党之乱，留给崇祯的是一个无能、贪污、迂愚、空谈、怕死腐败的文官集团，可以说晚明的士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虽然有个别的为国为民的书生，但也于事无补。
李自成进北京后，为明朝殉国而死的大臣只有21人，对比靖难之变那场朱明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尚有800多人为建文帝而死。21对800，相差是何等之大。大多数明臣是先降农民军，再排队去降清，随后南明那几个小朝廷，也因为内部争权夺利，相继被清所灭。
东林党：正义的堡垒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此处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东林党与阉党的较量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强烈反对。
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等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毫不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
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只要说了魏忠贤坏话，就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作为一个宫内的宦官，魏忠贤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并非前朝大臣没有任何功绩，只是凭着自己对皇帝的谄媚才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以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就一定要利用御史，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
当时，许多朝臣和魏忠贤结交，有的不惜屈膝求荣，甘愿成为他的义子。但当时朝野颇具盛名的东林党人却丝毫不买他的账，还连连上表要求皇帝处治他。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给天启皇帝，指出魏忠贤的不忠不贤。这道上疏长达千余字，全篇挥洒淋漓、字字充满正气，尤其是指斥魏忠贤弄权误国的那句“千人所指，一丁不识”，让所有阅读过这篇奏折的人都深为震撼，连魏忠贤本人见到这句话都大惊失色，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道上疏，标志着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对抗从一般的朝野议论发展到政治上的水火不容。魏忠贤当然不甘示弱，他一面布下爪牙暗中监视东林党人，一面通过自己在宫内的关系向皇帝告状，说大臣们藐视朝廷，借指责他魏忠贤来影射天启皇帝昏庸无道。
天启皇帝朱由校本人性格比较懦弱，而且懒散不喜处理朝政，加上他对国家情况的一无所知，所以他很轻易就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信，把政务基本都交给他们处理。他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早有勾结，他们合力阻塞皇帝的视听。皇帝对外界的了解，基本都是他们和他们的手下所作的汇报，让皇帝也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尽管如此，天启皇帝听说那么多大臣反对一个宦官，虽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觉得很奇怪，也没有马上作出任何处理，只是象征性地将上疏的周宗建罚俸三个月，想以此平息事端。
但是东林党人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希望皇帝能够彻底查办魏忠贤。于是，左副都御史（御史机构的副长官）杨涟也上奏章揭发魏忠贤的罪行。他在奏章中陈说厉害，指出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主要罪状，有理有据，不容置疑。在他上奏之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给皇帝要求惩办巨奸魏忠贤，短短数日之中，就有一百多道上疏。
魏忠贤得知东林党人上疏的消息，十分恼怒，他收买了刺客去刺杀杨涟，但杨涟临危不惧，令刺客为之感动，毅然放弃了杀害杨涟的任务。于是，魏忠贤只好再次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请求天启皇帝为他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