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几篇幽默小品文，譬如《塞拉西一世的狗》、《我的造谣生涯》等，逗个乐子而已。然而有人不负责任地写一篇评论，称我为“中国的里柯卡”，几陷我于逆境。
起先不清楚这事，一次换煤气罐遇见熟人，下自行车拉手不提。我说：“过年过得好哇！”他不回答，笑眯眯地手指我，又拍自己脑袋。
“你……看我这脑袋，人家说你是，想想，想想，中国的……什么卡？”他皱着眉头思考。
“雅西卡、柯尼卡？”一个相机，一个胶卷。
“不是不是，”他说得极快，把食指弯起来，用关节叩自己的脑门，“还有什么卡？你说。”
艾柯卡，我没提这个名字，美国汽车大王，我连驴车大王都不是。“牡丹卡？”我提醒他。
“别开玩笑。”
我就犹豫地回答：“卡萨布兰卡么？”这样说我也拿不准，这是摩洛哥一城市，拍出同名电影，亦有同名插曲。但我怎么是“中国的卡萨布兰卡”呢？北非谍影？我只听过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
“不是，”他否认，使我松了一口气，“没这么长。”
然后，他把那张报纸的名称告诉我，又拍拍我的肩膀，说：“干得不错！”
我推着煤气罐陷入迷惘。卡？我回家得先查字典，可惜字典缺陷太大，以字头为序，如“白菜、白果、白痴”，查不到尾音。我又辗转找到那张报纸。
这报纸不大，在我们这儿发行。文章是在随笔沸腾的那种“周末版”上发的，严格说它算不上评论，是随感一类，署名曰“南天竹”。文章说我写的几篇短文“明快、令人解颐”，全是不关痛痒的谬赞。要命的在于他说我“堪称中国的里柯卡”。
这使我很不堪，里柯卡的大名我当然知道，是美洲大陆继马克吐温之后第二位幽默大师，加拿大的教授。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就算他是外国人也不宜这样地贬低人家。里柯卡的《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等小品文是被广泛选载的名篇。他在《我们今晚有幸》中提到，他的幽默讲演让听众笑得心脏病发作，主持人慌慌张张地抢过话筒，问在场的有没有医生。里柯卡得意极了，使听众笑浪不断。主持人再次抢到话筒，问殡葬馆的老板是否在场，可见，里先生的幽默与残忍都是第一流的，非我能比之万一。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一天，局长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轻易不串办公室。我的头像摄像机一样追随他的举止，看他背手踱至窗台，以二指拈花叶，回头问：
“文竹——”
我点头，“文竹，正是文竹”。
“养得挺好哇，”他背手朝我踱来，脸上如沐春风那样笑着，又伸手把我上衣兜翻将出来，看着我说：“里柯卡——”
他会说里柯卡！我脑袋嗡一下，恢复过来之后，彻底地把此事说出来，里柯卡是谁，他写的是什么，我怎样不及里柯卡！结尾时强调：1.里柯卡没写过黄色和反动作品。2.我和我们家亲戚都不认识写评论的“南天竹”。一气说完之后，我抹了把汗，坐下。
局长微笑着，踱向报架子，拿《农民日报》翻了翻，说“挺好”，然后走了。我看他要走，又追上去，又补充了一句愚蠢的话：“南天竹也不是我的化名。”他末置可否。
我又坐下，很累呀，局长却说“挺好”。什么挺好，里柯卡写得挺好？我对加拿大当代文学状况了解得挺好？我很苦闷。
越几日，我又遇到一位在当地文学界素有威望的泰斗，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学泰斗。他见我就开始严肃了，我暗忖，里柯卡的事跟他说不说？他若不知此事，我提出来就属于炫耀。我沉默着。
他是山东人，很直率，仍皱着眉头，“最近，有评论，说你什么？”
完了，我得解释，但吸取上次与局长谈话的教训，这回要以守为攻。我仍埋头不语，等他说。
他果然说道：“鲁迅早就说，对文学新人有捧杀和棒杀两种……”
我赶紧插一句：“对我属于棒杀，表现上是捧我，但实际上是用大棒子在屁股后面追击。”
他听到这里，眉宇清朗了。
我接着说：“拿里柯卡的事来说，我思想负担很重。这件事，往大说影响中加两国关系，往小说也损害了我个人的健康状况。”
他很惊讶，甚至有些欣慰了。
“我写的玩意儿不行。”我接说，“差远了，都是评论害了我。”
他已经完全不生气了，很亲近地说：“里柯卡写得怎么样？说实话我没读过他的书。”
我说：“我也没读过，估计不怎么样。”话一出口，我觉得不妙，这不是骄傲吗？又补充一句，“跟我比那是天上地下，人家毕竟是外国的。”
“外国的也不一定都好。”他以浓重的鲁南口音说，说过把嘴角撇着向下拉，仿佛我不同意，嘴角便不松开。
我诺诺，两人握手告别。
对于其他由于“里柯卡”的原因而惊讶或愤慨的人，我分别向他们解释：一定要告“南天竹”。他们纷纷劝我别告，“人家也是好意”。他们说。第二种解释也令大家满意，曰：“南天竹”其不读书，他们平生只读过两本书，一是里柯卡的，一是我的，因而串起来写文章就不奇怪。大家说：“不读书不行，写文章不读书哪行？”一位老先生向我阐述厚积薄发的道理，说到“厚积”时，用左掌向地下连续铲了四五次。我对他说：“您这个道理（连这个手势——没敢说出来）一定告诉南天竹。”我虽不厚积，也未曾薄发。南天竹出语愚昧，是薄发的典型案例。
这事算告一段落了。但我居小城，凡事都有波及效应，第二拨人不久又上来了。他们是没有什么分量，但很好奇很执着的人。
有一人（盐业公司的干部）见了我，不顾众人在场，老远就伸出手，嘴里说：“里、里……”
我快速回答：“里柯卡、李柯卡、里科克。”
“你说什么？”他茫然了。
“这是斯蒂芬，里柯卡姓名的不同译法。”趁他没反应过来，我转身走了。
在第二拨人中，介意我与里柯卡比肩并因此不满的人很少，但他们的要害是打听：“里柯卡到底是干什么的？”再次我陷于逆境。我方悟出“南天竹”这种评论手法的歹毒。他为什么不称我是“中国的莎士比亚”，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没人打听莎士比亚是谁，我却要向中国人民解释里柯卡。以后我写文学评论，一定将某人称为“文学界的三相”，让人们去索引考据三相。三相是我的朋友，姓张，是木匠，亦曰“木匠界人士”。
就这样，我不明不白地回答着与里柯卡有关无关的事，回到家里也埋头沉思。实际上我并未沉思，没什么可沉思的，只是累。我在一个时期内，觉得喉咙发干，见到熟人习惯性地站直身板，因而腿酸。这一个“酸”字真是传神，是比酸还酸的一种滋味。妻子劝我去医院看看，我自割除阑尾后，就没拜访医院，今天只好去了。“南天竹”，分明是孔子主的“陷父于不义”那种人。子曰，爹用小巴棍敲打你，可以受着。用大木棒毒殴，则要鼠窜。不然（将儿子打死）置父于不利的位置（大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于不义）。大夫，我说的是一位中医，拿一只枯手捏我的脉。他桌上竟然也放着血压计。
“舌苔。”他说。我早就料到他要说，将舌头如蛟龙出水般“刷”地挂下。我小时候见过一种人，用钢片弯着舌头，据说是满洲国学校学的。刮舌苔，岂不坑了这个中医？
中医已刷刷地开方子，我偷觑，见是“朱砂、柏子、丹参、淫羊藿”等药。我小声问：“这病……”
“肾虚呀，”他边写方子边说，“你是头重脚轻，四肢无力。你最近是不是说话太多？”
“是太多，我老是解释一些事，比方说……”
“少说，”中医打断我的话，“古人寡辞，懂不懂。夸夸其谈，一来误国，二来伤身，有什么好处？”
虽然这是批评我，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毕竟可以暂时不谈里柯卡了。回到家，我边煎服这些治疗由里柯卡而肾虚的药，边想起了一个创意。我把里柯卡的材料用电脑打成一份材料，谁胆敢再问我，就塞他一张完事。
材料写道：“里柯卡（1869-1944），加拿大作家，麦吉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自幼清苦，自学成才。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坚持业余创作达三十年之久。里柯卡在经济学界虽无建树，但撰写幽默小品集达二十种之多，文笔犀利。代表作有《小镇艳阳录》、《我眼里的英格兰》等。”我每天揣着十多份复印的“里柯卡简介”上班，机警地塞给某些人。一次，我走在人行过街天桥上，真想朝下撒一把。因为这些字纸一旦进了口袋，就成了负担。我从兜里找东西时，摊在桌面上的总是这些“里柯卡”。还有一次，办公室的女同事神秘地走来，我马上从口袋里拈出一页纸，在她微启朱唇时，我抢在前头说：
“都在这上边，里柯卡。”
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她接过纸，惊讶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反问：“你说什么？”
她把这页纸掷过来说：“你住的房子要动迁了。”
“动一一迁？”我费力地思索着。
“别装傻了。动迁就是扒旧楼，盖新楼呀。”女同事不屑地回答。
你看看，让里柯卡弄的，我思考平凡的生活问题已经产生困难。作为一种病症，业已转深。星期日，妻子洗衣服，从我裤子里掏出一叠“里柯卡简介”很不满。“揣这干吗？你这是里、里什么？”
我赶紧阻止她：“别念，千万别念这些话。”
在梦中，里柯卡也没有放过我。我梦见去北京的加拿大使馆领一种奖。许多人站在大厅里，黑西服、白领结，双手在肚脐处交叉而握。一人念颁奖词，念一句向上翻一下白眼。最后，他念道：“请走上台来荣幸地从国王陛下手里接受奖章。”加拿大有没有国王？我弄不大清楚，我记得有国王，而且是很好的国王。我百感交集地走上前，把脖子递过去。这奖章有向日葵那么大，用铁丝穿过。我忍受着铁丝勒进脖子的不适（因为是做梦，就不算太不适）发表演讲。我大致表达了下面几层意思：我实在算不了什么，而贵国的白求恩大夫才是英雄，毛主席曾经说：“我只跟他见过一面，那是在晋察冀边区。”而我散发里柯卡简历完全是出于防范。
而生活中，又有一种谣言问世，说我散发里柯卡简历是“借洋人抬高自己”。我明白，撒简历的范围有些大了，但我在这种打击下仍没有退缩，又创意一种新招。
一日，当一位好奇人士又和我谈里柯卡时，我告诉他：“斯蒂芬，里柯卡就是加拿大的鲍尔吉，原野。”
他一下一下地眨巴眼睛，陷入困惑。活该，谁让你乱打听。为了加深他的糊涂，我又说：“人眼每分钟平均眨动8.21次。”
这是科学，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我撇下他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