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唯一一个”所要承受的责任感，大江先生年轻的时候批判过红极一时的“私小说”，“私小说”风靡日本的年代显然太过个人化，也就没法去关照更多的现实，它太“私自”了，所以太“自私”，然而大江先生自己也写“私小说”，就成了典型的“泼出了脏水，留下了孩子。”大江健三郎的“私小说”跳出了个人的界限，不仅仅关照个人的痛苦和个体的隐私，而是努力触动种种人内心深处的“私”，这就成为一种对于生活普遍的苦难和人类灾难的关照。从这种大的关照看来，大江健三郎是个“大”者，不仅仅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是一个试图洞察事态、试图使每个人心动的人，只有这样，“报信”才能成功。
或许，莫言不是那个唯一出来报信的人，却跟报信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种相似中，大江先生才会做那样的寓言。大江先生说自己在写新小说的时候考虑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细细想来，这不就是莫言一直在做的尝试吗？只是一直坚守“学者小说”的大江先生率先表现了自己的喜爱，像是对着一面镜子，而不是问谁最漂亮，是预测谁最有可能变漂亮，在中国当代小说这些芸芸众生里，大江先生对着自己的镜子找到了莫言。
亲切的友谊
两个人的友谊见证之一，是大江健三郎曾经来高密过年。这也给莫言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莫言家乡要给莫言成立“莫言文学馆”的时候，父亲就告诫说：
“我的意见是最好别建什么文学馆，你看人家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世界上什么大奖都拿走，还那么谦虚，70多岁了还到咱这么穷的地方过年，也没听说人家见什么文学馆啊！告诉谟业，千万要谦虚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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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通，成为两个人的障碍，莫言有的时候也会抱怨翻译，说大江先生说了那么多，他们才翻译几句，我说了一堆，他们也翻译几句，让人觉得很可惜。刚到高密没多久，大江先生就很羡慕莫言，他在日本很看不到地平线。他一边往窗外眺望，一边跟莫言说：
“地平线有时能解放一个郁闷的人。”莫言答道：
“地平线应该是天的边儿，小时候我放牛，肚子饿，老是吃不饱，走累了就横躺在地上冲着天上的白云发呆。因为我觉得那白云像是马上会掉进我嘴里的白馒头，看到地平线，我想起饥饿的少年时代。”
看到地平线算是大江先生小时候的一个梦，因为他从没有看到过：
“我是从山村里出来的，我的老家在峡谷里，四周都是森林。天一下雨，好像整个天都会塌下来，等到天一放晴，树上的叶子似乎也会欢歌起舞。不过，我始终没有见过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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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2年，日本NHK电视台一档名叫"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的人物专题报道节目希望请大江健三郎采访莫言，一向很难请的大江健三郎竟然同意了。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如下：
2002年2月9日下午，大江健三郎飞抵北京，来到莫言位于平安大街的家进行了礼节拜访。
2002年2月10日上午，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此家中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访谈。
2002年2月10日下午，中国导演张艺谋加入了他们二人的访谈。
2002年2月10日晚，大江健三郎和莫言飞青岛。
2002年2月11日大年三十，大江健三郎陪同莫言回到他山东高密大栏村的家中过年，按山东习俗与莫言一起祭祖、拜坟，与莫言的家人交谈，晚上一起吃饺子度过中国的除夕夜。
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上午，大江健三郎又与莫言在其大栏村家中的场院里继续交流了一上午。
2002年2月13日，大江健三郎飞回日本。
照片上，莫言一件墨绿色的唐装，大江先生一袭黑衣，苍白头发，谦和泰然。来高密过年，莫言自然要招待他，山东人自古热情好客，按说，家里来客人一定要留客人在家里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也就不那么僵化了，因为乡下条件差，北方冬天寒冷，没暖气、没热水，大江先生毕竟是70多岁的人，加上身体也不太好，就决定让大江先生住在县府招待所。所以过年就提前到白天，2月11日（大年三十），大栏乡家家户户都贴起了大红色的对联，红色的灯盏尤为喜人。大江先生说：
“在我的山村里，过年过节都是由恐怖与欢笑而支持的，平日非常安静的山村一到这个时候却人潮澎湃，大家在河边烧火吃饭，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在河水中游荡。”
上午十点，年就开始了，放鞭炮、吃饺子、吃年糕，中午饭就上了饺子，按照传统，要年三十的夜里才可以吃。这天是三十八人一起吃饭，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婚庆酒席，莫言陪着大江先生在房里吃，年轻的随行人员在院子里吃，家里要招待的人多，所以前后左右邻居、姐姐、婶婶都来帮忙，县城的朋友拿来了好酒——三十年的茅台，送来了不少菜肴，中午和晚上的宴席都比较丰盛。入夜，大江健三郎却不住招待所，坚持要睡土炕。
2月12日（大年初一）上午，一行人参观旧居。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公布了当年拍摄的视频，视频中，大江健三郎对庭院中的磨盘很感兴趣，那可是莫言童年最害怕的东西，因为一放学就要去拉磨，天性爱玩的孩子谁都不喜欢做活。旧居屋内，厅堂两边各安了一个锅，灶台已废用多时，加上多年不住人，当年因为莫言结婚而糊在房梁上的防尘纸已经破烂不堪。大江先生还参观了莫言当年写《秋水》的地方，屋后是一条大河，推开后窗，还有滚滚的河水。2月13日，大江健三郎飞回日本。结束了行程，三天的时间里，两位作家每天都深入交谈，友情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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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推荐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就有大江健三郎。这种推荐早已开始。1994年，大江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上说：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
大江先生还说过，如果继他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看好莫言。他认为莫言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斗，大江先生曾经问中国朋友：
“如果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怎么考虑？”
中国朋友说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大江先生一直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他向朋友们展示他珍藏的茅台酒，他说：
“我现在不喝，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会跟他共饮这瓶美酒。”
友人问，这瓶美酒是在北京喝？还是在东京喝？
他说：
“如果身体好的话，我到北京去跟莫言一块喝。我如果老了，走不动了，让莫言到我家里来喝。”
不晓得这酒喝上了没有。反正大江先生“一直沉浸在喜悦中”，还为莫言出席颁奖礼的衣服，出谋划策。
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先生也说：
“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
除了众人的期许，莫言的同窗好友朱向前，也是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他也对莫言会得诺贝尔有过寓言。他从1986年开始评莫言，《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人民日报》在1986年12月首次评价莫言也是朱向前的文章《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而早期预言莫言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有朱向前，他在1990年任军艺文学系教授时，就在课堂上说：
“莫言的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村，但深刻的人性刻画，生动的语言描绘，已超越国界。他将成为中国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如今看来这一切成真。
当第一个
评论界的声音并不全都好听，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力上升了，自然会因为这样的国力，迎接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甚至有人说，瑞典再不给中国，中国都要和它断交了，李建军在《莫言批判》一书中撰文《直议莫言与诺奖》：
这样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了文学的尴尬境遇和悲催命运：过去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现在是“国家幸运诗家幸，富强赢得诺奖来”。
有观点认为马悦然作为莫言三十年的好友，而且还翻译了莫言两本书等待出版，是不是有暗箱操作？人家马先生说了，自己早就翻译好了，就怕大家说闲话才一直不出版，瑞典文学院找他做文学院院士（评委），也是想多了解一些中国作家，他毕竟是个汉学家，精通中文。至于陈安娜，那个翻译莫言作品的瑞典人，《生死疲劳》是2012年刚出版的书，就有人说闲话，说是不是瑞典那个出版社暗箱操作啊？这有些搞笑，5年前，陈安娜翻译《生死疲劳》的时候，人家丈夫——旅瑞华人万之说：
“你一定要翻译，这是一本能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安娜同志翻译这本书用了三年，又修改了七八遍，2012年5月才出版。其实，不是有什么暗箱操作，而是安娜的翻译打动了那些瑞典的评委。万之呢，人家可是多年来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还出版了关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专著，如此看来，《生死疲劳》究竟怎样，万之早已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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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说事。我以为李建军的这段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们看不到汪曾祺作品的俊逸和清雅，看不到北岛诗歌里的沉思和反诘，看不到史铁生作品里的忧悲与爱愿，看不到王小波“新国民性批判”的反讽与祈向，看不到韦君宜晚年写作的勇敢与犀利，看不到丛维熙《走向混沌》的温情与尖锐，看不到陈忠实《白鹿原》的苍凉与怆怛，看不到路遥小说的崇高与诗意，看不到章诒和散文的风骨与韵致，看不到杨显惠小说的悲惨与凄苦，看不到蒋子龙《农民帝国》的深哀与巨痛。这就使得诺贝尔文学奖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西方文学奖，而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将中国文学包纳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
其实，即使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西方文学，诺奖的选择和评价也多有偏失。由于“诺奖”早期在价值观上的保守主义倾向，“诺奖”评委们不惜拂逆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意愿和请求，极其固执地拒绝颁奖给托尔斯泰，——连续十年，他们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存在，直到他带着巨大的文学成就和无上的精神荣耀，离开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由于眼界的狭窄和判断上的失误，他们还很不应该地忽略了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1835年－1910年），——威廉·福克纳称他为“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而海伦·凯勒则说“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同时，由于反应的迟钝和心胸的狭隘，他们还很不应该地遗漏了契诃夫、高尔基、勃兰兑斯、乌纳穆诺、卡夫卡、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这就说明，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傲慢和偏见”，就是一个不具有广泛包容性和绝对公正性的文学奖项。
可见，任何一个奖项都不可能成为评断一个作家好坏的唯一标准，有的只是相对而言。尽管如此，几乎囊括所有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他不被人所理解的一面。除了李建军所言，还有一点，就是不给故去的人。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青睐了意大利的喜剧演员达里奥·福，一时间连意大利都有人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死亡。纵观整个意大利，最有实力和口碑拿奖的是卡尔维诺，1985年以前，卡尔维诺健在的时候，这还存在可能，1985年以后，一个作家死去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旅就宣告结束。再有就是中国的老舍先生，1966年，要是太平湖没有这个绝望孤独的身影，没有这个把自己的尊严视作生命的投水者，那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老舍先生。1968年，他与鲁迅的拒绝不一样，因为鲁迅先生拒绝诺奖的时候，还只是几个中国人在支持他，老舍则是在瑞典学院评比中，在五个候选人里票数第一，但是，老舍先生已不在人世两年，这样一来，才成就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不给已故的人，这是标准，却也无奈。如果加上已故的人，那李白、杜甫、汤显祖、荷马、莎士比亚，数不胜数的大师们，将把这个奖项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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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解释一份词语含糊不清的遗嘱的历史”。诚然当那个叫做诺贝尔的人去世的时候，他所谓的标准本就是一个哑谜，倘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所谓的标准，那社会科学领域，就更难以看到一种规则。文学，本就没有规则，没有一个好的作家是靠规则写作，也没有一部好作品是从某种固定模式里崭露头角的。这样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关于它的“斯芬克斯之谜”没有谜面，但是瑞典学院的一众评审们却非要猜。这样猜来猜去猜多了，诺奖似乎逐渐有了他的倾向，算作多年来的一点经验。跨种族、跨文化、跨国界的生存与创作，以及全球化、混杂化的文学文化价值往往会引起更多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