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导演都对风光片大有好感，如果把故事放在红树林里，风光片是少不了的，这种红色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涨潮时树梢被淹没，叶子秋天会变成红色，树林深处，海岸无际，水鸟飞翔。单纯的女孩踏浪而来，有点婴儿肥的薛佳凝懵懵懂懂，目光中满是清澈，她永远都不会想到，自己将要面临的困境，也永远不能明白，关于灰姑娘的幸福故事往往都是编的，真的成了公主已经满身伤痕。树林里有关于欲望最初的所有密码，一个姑娘要用时间去明白，也要用人生去破解。
把幽默变成幸福——电影《幸福时光》（2000年）
2000年上映的《幸福时光》实在没什么《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影子，张艺谋在改编《红高粱》时几乎还是在讲莫言的故事，到了《幸福时光》就几乎没莫言什么事情了，连主人公都由老丁变成了老赵。本来《师傅越来越幽默》就不是一部乡土作品，也就是说不是莫言拿手的，但小说的故事整体却难得，丁师傅在下岗后找到一个赚钱的好方式，就是在公园的小树林里改造公车搭建了一个情侣休闲屋，供男女野合，不料生意兴隆，小说的结尾是情侣休闲屋里来了一对半天不出来的情侣，师傅害怕之余叫来了警察，屋里却空空如野，师傅说那是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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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也就留存了这点奇特，他拍的是现实主义的片子，自然不会留着鬼魂说话，他留下的是树林里的情侣休闲屋。可慢慢地你就发现不对了，情侣休闲屋很快就没有了，带来的是众人对盲女的帮助。编剧鬼子显然颠覆了这个故事，鬼子常说他要拿大刀给现实放血，所以故事结局仿佛注定悲惨。张艺谋和鬼子在一步步塑造一个现实而又充满黑色幽默的悲惨世界，跟享誉全球的《悲惨世界》歌舞片版一样，他们试图重塑一个充满巧合又不得不出离喜感的悲惨世界。所以就把每一种悲惨加入喜感。在这一点上，莫言也把幽默建立在陷入惨境的小人物身上，只不过，鬼子觉得不够。
第一重悲喜交加就是老赵要娶媳妇，媳妇除了是个胖女人之外，还带着前夫的盲女吴颖，老赵为了获得胖女人的欢心撒了谎。第二重悲喜交加就是老赵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代价，胖女人让自称酒店经理的老赵在他的酒店给盲女找个工作，而老赵的酒店就是废弃的铁皮车小屋。第三重悲喜是老赵带着盲女到了铁皮车小屋，不料铁皮车已经被公园的清理工程拉走了。而胖女人显然不想养着盲女，像是扔掉负担那样把盲女推给了老赵，善良的盲女让老赵不忍不顾，而自己的生活也因为这个盲女变得拮据，老赵找来一帮朋友搭建了一个仿版按摩房，一众工友冒充客人，盲女的按摩技法和善良内心博得了众工友的同情，也让老赵充满了乐趣和助人的满足感，可是美中不足的事情是欺骗因为成本问题无法继续下去，老赵在找胖女人的时候发现胖女人已经另嫁他人，伤心之余又被汽车撞死，同时，盲女也踏上了寻父之路。
故事结局惨淡，却是鬼子一贯的风格，多少有点他小说《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的影子。在角色选择上，选择赵本山大概是放在幽默上。喜剧明星捎带着演点悲喜剧，我以为是摆脱一贯喜剧形象的最好方式。张艺谋一直试图做到这一点，很多年后，他带着赵本山及其一众徒弟疯狂敛财的时候，那部《三枪拍案惊奇》也在挑战人们的底线，用拙劣的搞笑，让赵本山穿着古装贩卖他的喜剧，再接着用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的重现悲剧，你会发现什么都不对。孙红雷的出现反倒是你的惊喜，你发现，他带着小美女在《幸福时光》中一脸流氓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适合极了，小说中的客人就是他那个样子。你也许会惊讶，孙红雷原来那样早就给老谋子卖命了？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演员群，就像葛大爷和徐帆仿佛就是属于冯小刚的，赵本山在老谋子两部电影里更容易让人记住的显然是《幸福时光》。
我邻居小某不以为然，他更喜欢《三枪拍案惊奇》里歪着眼睛负责搞笑的赵本山，我仿佛看到了越来越浮躁的张艺谋，也为这种无奈的浮躁找到了理由，至于铁道部的天价宣传片，那是浮躁的结果。莫言说自己和赵本山并不相识，电视上本山的作品被莫言说是“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说赵本山的语言风格出于老百姓。再一种异曲同工就是电影和小品都在试图讽刺，可在体制内又不得不有节制，所以春晚也好，电影也好，都不能将黑色进行到底，只希望，在走体制的边沿时，可以尽量多地自由自在。赵本山的小品，莫言喜欢《卖拐》，因为讽刺已经成为一种哲理，人生的黑暗也没有随着哈哈大笑消散的感觉着实不错，更可贵的是，它出现在央视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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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董洁红了，现在董洁因为婚变再次红了。那个清纯的，仿佛可以放入清水中的小姑娘，在我心中永远没有长大，我喜欢她像洁白的百合，像张恨水笔下永远的冷清秋，只可惜，这样的姑娘一旦出现的莫言的故事里也会像《红树林》中的陈珍珠一样，慢慢消失不见。我以为董洁是饰演陈珍珠的最佳人选，只不过，一部电视剧在那个年代无声无息地走过，正如莫言笔下少有的清纯一样，人生本就多姿，世界本就多彩，你永远不能接受董洁离婚了？偷情了？可是莫言就在这样一个偶尔无法让人接受的世界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02年，张艺谋在与莫言、大江健三郎对谈的时候，羡慕莫言可以把写到一半的推到重来，因为就是一张纸，而自己作为一个导演则不可以。老谋子说，小说家就是好，他当导演可不行，拍到一半觉得不好，或者对电影没兴趣了，绝对不能不拍，投资方也不会答应，所以只能咬牙切齿，装成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把电影拍完。否则，多少万就打水漂了。莫言追问，《幸福时光》是不是就是这样，老谋子坦陈，是啊，一开机就觉得是垃圾片，但是不能不拍，就这样拍完，还要拼命找好的东西出来当卖点。莫言说，那一刻，他觉得导演真可怜。
莫言忖度，张艺谋肯定是被作品中的幽默激发起了创作态度，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骑虎难下”只得硬拍，而莫言的不满，大概只能从一句，“一个作家与一个导演只能合作一次”中窥见端倪了，但张艺谋因为电影《英雄》、《十面埋伏》遭受媒体的集体轰炸时，莫言厚道地说，一个电影作品，不能苛求一个导演什么都有，只要有一个地方抓人，就可以了。
我们能在《师傅越来越幽默》中看到很多影子，傅彪、李雪健，如今有些看得到，有些再也看不到。傅彪死去的时候，我仿佛觉得世界有很多时候不会留住那些快乐，就像制作快乐的人也会被一一带走，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存在永恒的快乐，跟把那些痛苦敷衍成小说，成为名家的莫言一样，你不明白上帝究竟给了他苦难还是幸福，只知道，他把苦难酿成了酒，很多人喝了也醉了，很多人没有醉也不得不装醉。
不久前，看到李雪健出现的荧幕里，很瘦，他深深陷入的脸颊在很多瞬间让人不忍去看，正如，当我们诚实面对莫言作品，不愿意承认作品中有自己的影子，而面对琼瑶、金庸的作品，我们努力寻找自己是哪个才子佳人，是那个英雄红颜。诚实点说，这个世界本身已经越来越幽默。
棉花的幼稚——电影《白棉花》（2000年）
这部影片上映于2000年，导演是台湾的李幼乔，他拍摄广告、MTV起家，《白棉花》则是其执导的首部电影，虽入选当年台北金马国际影展观摩影片，反响只能说是平平，甚至很差，曾在台湾一项“最受批评电影排行榜”中，被83%的观众认为最不值得观看。张艺谋没拍、周晓文把版权买到手也没有拍，台湾的制片商把这部作品弄去的时候，也改成剧本，送到广电总局审查，审查没通过，于是，这个制片商在台湾政府那里拿到了五百万台币的扶助金，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完成，五百万就会被收回，于是，此老兄带着一拨人去了陕西，把电影拍了，国内自然不能公映，就在香港、台湾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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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好小说，选演员差强人意，再者，就是编剧。苏有朋有青涩感，宁静够泼辣，庹宗华够道貌岸然，但把这三个人放在陕西那地界，还同期录音，我实在不敢恭维，还不如把电影直接拍成穿越剧呢，那样我听起来还舒服点。我认为那时的苏有朋没演技，他的傻乎乎像是本色出演。片中有他和宁静的激情戏，有朋说，从来没在电影里做过那档子事，心里紧张极了，最后的高潮处的大叫让人觉得极不自然。可怜苏兄还指望这部电影可以帮他拿奖，可怜苏兄那时候唱着一些口水歌，说这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怎么看都让人觉得矫情。一直到2009年，在《风声》里，“娘娘腔”白小年的突破尚可，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真把自己当白小年了，我着实有点受不了。宁静没的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那一股子倔劲儿，到了《白棉花》依然没让人失望。至于庹宗华，他自小就是童星，到了这把年纪自然老练得多。我反倒觉得配角们个个出彩，结巴像是结巴，门卫忠于门卫，厂长、村长、党支部书记，甚至干部子女，孙红花，大辫子许莲花都让人觉得是长在那片土地上的，倘把三个主角拿走，这部片子说不定可以从50分上升到70分。
至于编剧，此片的编剧是李幼乔、王淑英，因为电影影响不大，莫言甚至不知道有台湾的版本，直到女儿大学有人放盗版的VCD，才听女儿说起。据女儿说，一般化。莫言说：
“苏有朋演《白棉花》的男主角，奶油小生，跟原小说里的人物完全两码事，我幸亏没看，看了以后会很伤心的。”
这的确不是一部好电影，但却是最忠实于莫言原著的电影，除了马成功的性幻想和结局之外，几乎就没做什么改变。很多时候，这并不太像一部电影，更像是MTV，特别是影片伊始，大片大片的棉花田、关于棉花与农药的说教镜头、“我”暗恋方碧玉的交代等，这些就用了足足四分钟，这是很沉闷的四分钟，独白由苏有朋娓娓道来：
人生是一场竞争，一场好笑又残忍的竞争。就拿我们村来说吧，最有名的就是棉花，连周恩来都表扬过呢。但是，想长成一朵有用的棉花就得跟虫竞争，虫不死，棉花不长。想要虫死，那就要大大地借助农药的毒性了。农药之毒，连老鼠也能毒死，猫吃了中毒的老鼠，也会中毒而死。毒死的猫，人吃了也性命难保。还好人把自己的尸体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深埋在土里，否则狗吃了，也许还能毒死狗呢。农药这么毒，这棉虫不就要绝子绝孙了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可太小看大自然强劲的生命力了。有了农药，棉花战胜了虫，可是人不就输给农药了吗？那可不，到后来我们的抵抗力可大大增强了。防毒面罩、手套，根本不用说，就连口罩也绝对不戴，谁戴了，谁就被耻笑。如果从爱慕的对象，可以看出一个人品味水平的话，那我的水平肯定是高的，因为方碧玉有一种天生的脱俗的气质。有很多时候，我非常谢谢她，她让我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启蒙。
莫言的小说里是有一大段楔子在前面，叫做“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
我们光着背，赤着脚，只穿一条裤头，背着五十斤重的喷雾器，喷洒剧毒农药，与棉花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战斗。我们光背小子挣的工分跟姑娘们一样多。她们有意见，因为她们的衬衣被喷雾器磨破了。我们很流氓地说：“你们也光背呀！”她们不敢光背。据说，乍兴起农药时，那药厉害得很，能毒三辈，就是说毒死的耗子被猫吃了猫也中毒而死，中毒而死的猫被人吃了人也被毒死。中毒而死的人没人吃。农民把自己的尸体看得比性命还珍贵，深深地埋葬，狗吃不了，否则也许还能毒死狗。后来，毒药不灵了，把棉铃虫放到号称剧毒的农药里浸泡半小时，那虫子照活。也有人说不是药不灵，而是人和害虫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与我一起喷药治虫的方碧玉是一位大眼睛小嘴巴的俏姑娘，我虽然比她小四岁但也经常想要她做媳妇。她很有力气。她从小没娘，由她爹拉扯成人。这家伙的爹会武术，曾经一个“二踢脚”踢死一条恶狗。这家伙从小跟她爹练武，压腿打飞脚，能把脚踢得比脑袋还高。小伙子们都馋她，但怵她的拳脚，只能口头上过过瘾，谁也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这家伙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前，绝对是个处女。这家伙跟我一起在生产队喷药时，不知为什么事想不开了，竟然喝了半瓶子“马拉硫磷”，居然没死，只迷糊了几天，据说打下了几条蛔虫，就又背起了喷雾器。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谁寻短见了？你不寻短见喝毒药干什么？我为了治肚里的蛔虫呢！这家伙！
可见，莫言这一段楔子除了说明棉花和村庄的紧密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塑造方碧玉这个人物。也去隐喻方碧玉的死亡，因为死亡或者是一种超脱，《白棉花》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棉花和害虫的关系，也是在说生命，棉花活了，害虫死了，倘人喝了农药呢？如害虫一般不洁净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李幼乔却没这样做，他把镜头盯在农药上，死老鼠、死猫、死人以及瓶子里不死的棉虫，再加上苏有朋一口台湾味儿的普通话，我想不通，这是怎么个意思？这一点也不陕西啊，我说陕西，是因为除了苏有朋、宁静和庹宗华外，别人基本上都说陕西话，这又是怎么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