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以后，我也曾三次面对死神。
第一次发生在上海，那是1964年夏天。1963年我被南京华东化工设计研究分院除名回到上海。1964年上海掀起将地富反坏分子强迫遣送回乡的运动，我被虹口区中州路派出所列为坏分子遣送对象。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对茫茫未来，回想曾经的养尊处优与自命不凡，我心灰意冷，痛不欲生！我想到了死！
我曾在上海外滩黄浦江边徘徊多次，真想跳下去；后来我又到国际饭店想从24层高楼飞翔而下；又在北火车站附近面对飞驰的火车，想卧轨……
然而，每次面对死神，我又害怕、退缩了。苟且偷生让我不得不恨自己的懦弱。是死亡还是生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从此我自甘沉沦。
1964年初回到举目无亲的故乡——嵊县。我抱着“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生态度。为了寻求刺激，我就天天参赌，因刚回乡时我还有不少现金和金银首饰供自己“挥洒”。1964年这一年我成了有名的赌棍，赌友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言下之意，我是十赌十输者。当时赌博的工具是扑克牌，以打“沙蟹”为主。我多次被派出所抓进去，由于我写检讨书主动又坦白，于是一次次作宽大处理，但次数多了，当时城关镇派出所所长也火了，动了真格。记得那是1964年8月的一天，所长把我关进了禁闭室。
那晚的关押我终生不会忘记。窄小的禁闭室，大概只有8平方米，那晚除了我以外，还关押着一个小偷，小偷戴着手铐。特大的蚊子数以千计，蚊子的叮咬，使我双手不停地拍打，整个夜里，我几乎像跳迪斯科那样无法停下来。我还算好一点，双手双脚可以舞动拍打，而那小偷可惨了，双脚蹦跳岂能解决问题，双手铐着又动弹不得，他只能不断用头碰墙，哀嚎：“妈呀！还是死掉好过！”他求我为他拍打几下，我连自己也忙不过来，爱莫能助。
终于，我无钱再赌，我已是最彻底的无产者。为了生存，从1964年底我就开始以拉柴贩卖为生。所谓拉柴贩卖是这样，我到离县城30公里以外的山区将农民的柴买来，用人力车拉回城关镇卖给居民。当时长乐大昆的柴价一分钱一斤，城里可卖二分钱一斤，如果拉1000斤可赚10元。我虽有力气，但因不懂怎么拉车，最多只能拉600斤。大昆山区离城75市里，来回要两天，真是苦不堪言。
记得那是1965年12月的一天，我去大昆买柴，由于大昆村路很狭窄，路面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失去平衡，我连人带车跌入离路面约5米深的河中，其实那条所谓的河几乎没有水，河底到处都是巨石，当我翻车时幸亏被路边一棵小树挡了一下，我被抛出路面两米左右，正是这棵树救了我的命。
世界上真有所谓的奇迹，我飞离路面后，正巧被抛入一口直径约两米宽的大井中，我除喝了几口水外，竟奇迹般浮出水面。善良的大昆人纷纷惊呼：“这人一定摔死了！”两天前有一头牛在这里摔死了。
大昆人把我从井中救出后，立即送到长乐镇人民医院，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我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这是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三次面对死神是在农村。
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投敌叛国分子”的罪名关押两年后，遣送到当时的三合公社八郑大队第三生产队当农民。
俗话说“不怕县长、省长，最怕生产队长”，我最怕生产队长叫我去耘田了。三界农民耘田是双膝跪地的，老农民有经验，耘田时很快，而我老是跟不上，总是落在最后面。因此我腿上的蚂蟥最多，往往流血不止。于是我对当时的阿顺队长不断请求，希望高抬贵手，让我别再干农田的活。
生产队长终于发了善心，派我到离生产队五里外的范洋排涝站去当民工。这下我可乐了。到了排涝站，我干得很卖力。年轻时我是运动员，有的是力气，我能抬250公斤重的大石头。当时站长姓祝，祝队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就派我上山去拉石头。由于一天要完成5000公斤的任务，于是咬咬牙，每车总拉400公斤～450公斤，每块石头小的至少25公斤，大的有一二百公斤，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装上车。有一次由于不小心，在下坡路上踩到一小块碎石，我滑了一下，失去重心，“轰”一下，连车带人跌入离路面三米的深坑，所幸的是巨石没有砸上我的脑袋，否则必死无疑。不过我还是被压成一个血人，急送三界人民医院抢救。幸亏贤妻在医院精心照料我一个多月，才死里逃生。
三次面对死神让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顽强，这是一对矛盾体，却统一在自己的生存状态中。我油然想起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的话，“在碱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浸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你就会变得比纯洁更纯洁”。我能就此“比纯洁更纯洁”吗？那时，我曾经这样自问。
2008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