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值班，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值夜班。从学生时代到南京华东化工设计研究分院，学习、工作都在白天，上夜班对于我来说是无缘的。
“呜—呜—呜！”的汽笛声长鸣，紧接着“轧轧”声清晰可闻，火车站离这里只有三百米左右。三百米外就是自由世界，这不能不引人羡慕、向往与遐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
夜，特别是监狱之夜，是这样的宁静，我的思绪随着火车的“轧轧”声骤然飞回到三十多年前——
往事如奔腾的潮水滚滚而来，载着我重新回到那逝去的美好岁月。记得1951年7月，当时我住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989弄公益坊8号，这是一幢漂亮的日本式三层小楼房。父亲经商，是位开明的人，为了培养我和哥哥的独立生活能力，建议我俩去报考离上海九十多里的江苏省立昆山中学。
解放初，上海盛行转学风潮，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招收插班生，学生自由流动性很大。7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哥哥乘火车赴昆山报考。车厢里挤满了嘻嘻哈哈的年轻人，只见车厢的走廊上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穿着一身当时上海最流行的苏联式少女套装，洁白的衬衫，深蓝色的背带短裙，两条长辫子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晳白的皮肤，会说话的眼睛是那样的清澈……
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鼓足勇气靠近她。
“去报考昆山中学？”
“是啊，你也是？”她嫣然一笑。
“我去昆中插班高二。”我迫不及待地回答。
“正巧，我也插班高二。你是上海哪个学校的？”
“肇和中学。”
“是闸北区青云路的肇和中学吗？我姐姐也在肇和读高三呢！”她惊喜地拍着手。
我俩就这样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于是我们像老同学似的聊开了。原来她是虹口区新沪中学高一学生，名叫黄慧。
那晚父亲笑眯眯地问我：“听说你在火车上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
“哪里，哪里，哥哥瞎三话四！”我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有她的电话和地址吗？快邀请她来我家玩玩。”
“电话、地址都抄给我了，但才认识一天……”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有勇气打电话，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终于写了一封邀请信。虽然信的内容很一般，但心里还是很紧张，当我往海宁路口的邮箱投入信时，不知怎么的手心冒汗，还不停地颤抖。
在期待中一天、二天，十天、十五天过去了，“完了，杳无音讯！”我几乎绝望了。
突然，在第十六天的一个中午，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
“喂，侬是啥人？是汪爱源吗？”银铃般的声音仿佛从天上飘来。
“是呀，侬是黄慧？”
“告诉侬一个好消息，我俩都被昆中高二班录取了！”
“真的？”
“谁骗侬，我现在在昆山中学给侬打电话呢！”
……
我的天，喜从天降，双喜临门！乌拉！
从此，每当星期天，我俩经常漫步在虹口公园附近的甜爱路上，更多的是在外滩公园幽静的一角，她吹口琴，我高歌《红莓花开》《喀秋莎》等前苏联的抒情歌曲。
初恋是毕生难忘的，初恋是羞怯的、纯洁的。可是初恋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没有结果，但回忆中它却是永不凋谢的花朵。
1984年7月10日夜12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