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8月31日-9月1日）马戛尔尼勋爵本应该来广州，并在现场以强硬而有节制，不屈不挠的态度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夏尔·德贡斯当，1793年2月，8月30日星期五，马戛尔尼把准备工作做完。他打算9月2日星期一上路。出发前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他提出来要“在北京稍稍游览一下”。他立即被告知说，他“应该等从鞑靼区回来以后”，因为“在皇帝接见前就在京城露面是不太适宜的”。马戛尔尼指出：他已经“在京城露过面了”--见过他的人数以百万计。
根据欧洲的外交惯例，只要还没有呈交国书，大使是不能进行任何正式活动的，但他可以随意闲逛。天朝的传统则禁止护送贡物的人在完成正式使命之前在外头露面。也许这也是对贡使的一种暗示：如果他缺乏灵活性，那么他们也会同样采取强硬态度。
人们不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上路去完成一件官方任务：马戛尔尼想像不到中国人居然不明白这么明显的道理。然而，对中国人说来，那天并不是1793年8月30日星期五，而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假日子。”
今天，这些差别已基本消除--尽管中国人的节日还保留用农历。可是在很多世纪内，中国并没有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登基的皇帝就像基督徒眼里的耶稣基督一样是开创新纪元的上帝。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日历诞生了：这是第一部想摆脱与基督教联系的历法。但毛泽东的中国没有这种勇气。然而，直到今天，中国人在讲自己的历史时仍然既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世纪，也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千年。“元朝？那是在哪个世纪？”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但没有一个小学生不知道元朝是在宋朝之后，明朝之前。
索要礼品按照惯例，贡使应把“一件私人礼物交到”皇帝“本人手里”。因此，马戛尔尼的四轮华丽马车就“不适宜作为礼物：因为无法把它放到皇帝本人手里。”另外，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儿子、宠臣和其他一些人“期待着收到一份相似的礼品。”
马戛尔尼所有的礼物全部都写在礼品单上了，因此他只得向使团成员买那些本来是他们带来中国出售的东西--但按明文规定他们是不准这么干的。马金托什上尉卖给马戛尔尼一批手表，价格按他本打算在广州脱手的价格--因而赚了不少钱。Business is business.后来，“礼品问题解决了”。梁栋材神父又一次来信。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恰好是8月30日写来的信。他的来信使马戛尔尼继续抱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下面是一篇公开吹嘘个人和阴险抵毁他人的新杰作：
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它的强盛，它的富有，它的信誉，它对科学的热爱。
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国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或60艘左右的英国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它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国船只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央帝国同英国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它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国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一个口岸做生意。
英国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四、五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须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
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珅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与地位。再说，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国。。
“阁下从热河回来时，在北京需要赠送许多礼品。（下列一张名单，马戛尔尼后来派了大用场。）重要的是千万别让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
这个教徒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代，侯爵的儿子。他不顾教士间应有的团结和基督教倡导的仁慈给勋爵写信。的确，在全世男所有的宫殿里，“人情世故”与“地位”在当时总是压倒任何其他考虑。
“根据阁下写给我的信，我知道在阁下去热河之前我不能拜见他。而且，根据我听到的某些消息，我估计在阁下回来后我也不易见到他。”这两句话可能使马戛尔尼有点担心。难道梁栋材预感到从热河回来后，英国使团的日子就不长了？
法国的意外出现
第二天，即8月31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这位写信迷。梁栋材为不能早一点来看他而表示歉意，但他把这归咎于“钦差大臣的嫉妒”：“他受不了我关于英国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很重要这一看法。”马戛尔尼承认这个神父消息很灵通。但貌恭必诈，难道不是吗？他最后离开话题说：“我将安心地留在这里，因为我深信阁下不会在热河谈判。”
马戛尔尼心想：“如果不在热河谈判，那我去那儿干什么呢？”马戛尔尼准备乘坐四轮旅行马车去热河。这辆旧马车“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画下了车子的图像”。但是，“尽管马车十分舒适，工艺精良，但车身颜色黯淡，因此样子不好看。”中国人喜欢鲜艳的色彩，他们不明白“英使竟会坐颜色这么黯淡的马车”。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分发去热河行宫穿的礼服时，人们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镶有金色饰带的绿呢礼服。“这些衣服都是已经穿过的，甚至经常有人穿。”拉吕泽尔纳先生的名片还缝在礼服的衬里上。拉吕泽尔纳先生曾在1788年至1791年期间出任法国驻伦敦大使。
“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一个在华的外国使团穿。”英国人用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件事。
“中国人对我们穿上这样的礼服可能发现不了有什么可笑之处：可在我们之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使团的画家亚历山大在一位头戴蓝顶的官吏陪同下去圆明园取一张天体运行仪的图纸。路上，我们迎面与一位亲王的队伍相遇。按照中国礼仪，必须给亲王让路。
我的陪同试图说服我在这位皇族成员过来时下跪叩首。这位令人敬畏的老爷见我明确拒绝行这种礼时似乎乐了。天真的亚历山大有很浓厚的英国意识。他一刻也不会想到微笑里也会充满了对他“野蛮表现”的谴责。
野战炮将不出征敦达斯和马戛尔尼原先不顾东印度公司的警告，坚持要把速射炮列入给皇帝的礼品单中：“听说要介绍一些中国人无法仿造，而且他们会知道是无法抵御的武器，我们对此感到某种忧虑。在中国，火器从来就是招惹麻烦的东西。”英国政府和特使不听这些谨慎的劝告。难道是想把野战炮同韦奇伍德瓷器和兰开夏呢料一起卖给中国吗？还是想炫耀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使团的武器装备使钦差大臣感到不安：“此人原先强调要把全部礼品都运到热河，现借口皇帝不久就要回北京，要求不把野战炮运到热河。他还要求把火药桶全部交给他。”早在1757年，中国就曾发布过一项告示，绝对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规章制度总还是规章制度。
9月1日，徵瑞写信给他的主人：“明天早晨，奴才将带贡使离开京师。到热河后，即10天后，他就可觐见皇上。”金简来看望马戛尔尼，预祝旅途顺利。他告诉马戛尔尼，皇帝十分赞赏马戛尔尼所采取的措施，即“让在舟山的‘狮子’号上病员隔离扎营，不让水手们到处乱走。”朝廷已发出命令，高厄可以“随时起航出发”。
马戛尔尼似乎没有发现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在他们的同胞周围建立一条防疫隔离带。皇帝祝他们“一路顺风”，意思是说：“这下可轻松啦。”这样，少了600个需要提供大量肉食的饭桶，也是少了需要监视的600个间谍。
傲慢对自负，在皇帝的庇荫下（1793年9月2日-10月6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总是习惯和差不多在起支配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生活在一种模糊而把握不定的环境之中。德日进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外国人的话里没有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