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9月26日-30日）9月26日临近中午，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回到他们在首都的馆舍。托马斯说：“好几名中国官员在门口向我们致意。我们见到了使团的其他成员，但巴罗和丁维提两位先生不在，他们当时在圆明园，到晚上才回来。马克斯威尔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欧洲的消息。这是他从传教士那里获悉的。我们也收到了安先生的来信。听说李先生的弟弟（蓝顶子官员）刚从中国南方来，周先生和他一起来的，现在都在北京--这里比热河热得多。”
周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从那不勒斯聘请来的第二位翻译。此人胆小怕事，到澳门就留下不走了。他又鼓起勇气，冒着险捎来了东印度公司给马戛尔尼的信。信是7月3日写的--正是使团船队6月20日经过澳门后不久。这15天的时间足以使人得到确凿的消息了：法英交战已迫在眉睫。考虑到传递消息需要的时间，战争也许已经爆发了。因此组织返程时对此应有考虑。“狮子”号已不是在平静的海面上光带着使团航行了。因为它拥有64门大炮，“狮子”号将于1794年春的季风季节领着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船队回去。
马戛尔尼要等所有船只集中起来，为什么不利用一下这段时间呢？既然他的中国之行濒于失败，为什么不可以去日本一趟取得些成果以资弥补呢？伦敦曾令他去日本作一次探索性的旅行。这就要去舟山找“狮子”号。马戛尔尼已经要求他的船只立即离开舟山，他是否又要提出让它留在那里等他呢？
暂时他什么也不提。他不愿放弃仍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的希望……人们发现他在9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写：“我们忙于准备把剩下的贡品送圆明园。陪同我们的中国官员好像在催促我们加快行动。这种态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获悉的情报，使我认为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冬。”
知情者与不知情者在使团这个小圈子里，消息是不传播的。马戛尔尼认为保密是他指挥的一个原则。他不允许散布坏消息。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还天真地准备在北京过冬。“马金托什船长感到使团的工作朝有利方向发展，决定单独于下周一动身回到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然后驶往广州，载货后前往英国”。
9月28日，安德逊乐观异常：“勋爵在与朝廷会晤之后，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要在北京过冬，以便结束业已开始的会谈。趁马金托什回国之际，我们这天都用来给英国写信。”
马戛尔尼欺骗他的同伴以维持士气。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悲观预感全都写在驿夫们疾驰送往全国各地的圣旨里面。参观首都两座皇宫，乾隆设宴招待以及预定的各项娱乐活动与接见都被取消了。马戛尔尼唯一得到恩准的是去大东门接驾。几天之后，皇帝给英王的复信以及一些礼品到了大使手中。
马戛尔尼并不知道他究竟失去些什么东西。可能出于谨慎，事先没有告诉他专为他安排的我们已知道的娱乐节目。英国人首先该履行所有必不可少的礼仪，然后卷铺盖回国。“该使臣等亦更无余事耽延，不过令其料理行李，收装赏件，数日后即可于九月初五日以前起程回国”。
皇帝命令徵瑞要他监督所有贡品都要在同一天送到圆明园：如果某些贡品未送，则使团又可借口不走。马戛尔尼写道：中国官吏已显得迫不及待，反复说“我们可以叫上百名，甚至200名劳力，要多少可以来多少”。马戛尔尼已不再像最初那样欣赏一大群人的效率了。
童话已经不灵了。时间局促使团又一次被弄得措手不及。应该把一切都准备好，等候皇帝驾临。加快速度就可以达到目的。小托马斯总是记载得最为详细：“9月27日。上午，我们打开了给皇帝的其余贡品。有些真是美极了。行星仪已全部安装好了，并已开始运转。”
英国人不只是显示他们的高超技术，他们还竭力想促使朝廷提出合作或作指导。耶稣会士十分耐心，两个世纪之后还只是算算日蚀、月蚀或摆弄摆弄钟表。英国人的野心希望激起中国人的好奇心，以便超过传教士渗透所取得的微小成果。他们枉费心机。为什么他们不去问问和善的罗广祥神父呢？这位遣使会会士关于我们的新发明是这样写的：
“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冷漠的东方人对这一切反应冷淡。”丁维提写道：开始时，“传教士们在圆明园里非常客气地当翻译。后来他们显得厌倦了”。
人也都消失了。这些仁慈的神父不来的原因远比天文学家设想要严重。完全是不让传教士见到英国人。遣使会的档案证实了这点：使团完全被隔离了。
痢疾，9月28日，钦差通知说皇帝将于第三天到。马戛尔尼因风湿痛发作不能动弹。但怎能错过这次或许能作一次真正对话的机遇呢？徵瑞出于同情，建议分为两段走到接驾的地方，先到圆明园附近到京时先住的别墅里去。直到星期天下午大使才感到有力气走。
一到海淀，他就精疲力竭地躺下了。病的不只是马戛尔尼一个人。痢疾袭击了使团。为把病人隔离起来，北京的一部分公馆改成了医院。吉兰大夫和斯科特大夫在那里照顾病人，50名警卫人员中有18人得病。疾病暂时夺走了我们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赫脱南先生。小托马斯走在勋爵之前。他兴奋得像个在探险馆里的乖孩子：“9月29日上午，我和巴罗先生一起去圆明园。我看见所有礼品都整齐地陈列在大厅尽头。效果极佳，中国人很欣赏。”
但按荷兰人范罢览的说法--他于1795年初到京--连那出色的行星仪都对英国人不利。“传教士们发现有几个齿轮已经损坏，零件上标的是德文。他们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早就对英使团的许多地方感到不满的中堂，中堂就报告给皇帝，指出英国人是骗子，在招摇撞骗。”这位荷兰人还说：“皇帝大怒，命令使团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
这种因果关系站不住脚。军机处的档案里没有这份报告的任何痕迹。乾隆早就定下了驱逐特使的时间。18个月以后显然是从传教士那里散布出来的小道消息，还是说明了英国人的失败，尤其是在他们引以为荣并想以此取胜的科技发展方面遭到了失败。
最后一次见皇帝同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再一次把英国人在皇室典礼中放到了跑龙套的位子上。1793年9月30日，马戛尔尼清晨3点起床去密云，它在圆明园北面，几千名朝臣、大小官员和士兵都在那里等候。让我们从童子的眼中看看这场面吧：“我们候在路旁，两排士兵手拿着彩旗，一眼望不到尽头。皇帝和一长串队伍终于来了，中堂本人也在队伍中。”皇帝是坐轿子来的，轿后有一辆没有悬挂弹簧的二轮马车。马戛尔尼在边坡上想：皇帝一定乐于拿这辆破车换他送的十分舒适的马车。乔治阁下又一次想入非非：“把这辆如此可怜的车子与我们赠送的漂亮、舒适而轻便的轿式马车相比，民族感情很可能无法抵抗如此明显的实用价值。总有一天英国车辆也会像钟表和毛料一样成为向中国进口的商品。”人们似乎在听当今的一位英国外交官自吹：不久会向中国出口罗伊斯和美洲豹牌小轿车。英国人已准备汲取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而中国人则猜到：若要采用英国车辆，就必须改变世界。
队伍在英国人身边通过。马戛尔尼行礼。“我们按习惯单腿跪地”，小斯当东确切地写道。
多少次呢？
队伍未停就过去了。人群逐渐散去。马戛尔尼除了返回北京别无它事可做。他感到疲劳不堪。走了那么远的路，为的就是来跪一下。然而，皇帝又得再一次见到这一小部分人。当别人叩头时，他们的上身高出了所有其他的人：傲慢无礼的英国人。
驱逐与你追我赶铡刀突然落下了。乾隆向山东、浙江与江南的督抚又下了一道圣旨：这是一道驱逐令，而当事人只是在几天之后才获悉：“英咭利贡使拟于九月初三日即令起身，由水路前赴浙江，仍坐原船开洋回国：所有经过水程地方督抚不必亲自接见。只须照常供应，不可过于丰厚。倘使贡使有借词逗留等事，应催令按程前进。”
朝廷就此最后确定了日程、礼宾规格和行走路线。既然要加速启程，朝廷决定让使团去舟山。为了这个解决办法，可怜的徵瑞被说成“愚蠢无比”。当然，他本人可能是不会指出这点的。
礼仪结束后，在返回公馆的路上，巴罗和几名伙伴同一队鞑靼骑兵同行。突然，因为长期被关着，加上又跑得性起，他们调转方向，朝城内奔去；他们从另一个门进入新市区。“我们的引路官拚命喊我们回去。我们就越跑越快，穿过了城门。人们在后面大声喊着追赶我们。我们穿过一条横街。回到住地时，至少有100多名士兵在追赶我们”。
除了有意逃走，是不可能跑出向导手掌的。严密的监视使这批旅行者成为故意起哄的中学生。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游的欧洲人，谁不想有朝一日也像巴罗那样开次小差呢？
那天在巴黎，国民公会通过了最高刑法。这个法令没能阻止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却把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