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最后一位‘福人’”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村姑江冬秀订婚。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才子，一个是蜗在乡下的村姑，两人的不般配是一目了然的。虽然，两人到底还是结为百年之好，并且做到了白头偕老。但胡适内心深处对这桩婚姻显然不甚满意。在给好友胡近仁的信里，他坦陈了对自己婚姻的看法：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吾之欲令冬秀早来，其原因已详说于家书中，想已见之。此亦补救之一法。不然，吾十余年独居，岂不能耐此几个月之岑寂耶？
此事已成往迹，足下阅此书后，气拉〔把〕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
不过，胡适在好友高梦旦面前，却说自己很满意这样的旧式婚姻，并且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一桩很讨便宜的事。
1921年8月30日，胡适在和高梦旦交谈后于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段话：
“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胡适的这两次谈话听起来很矛盾，这反映了胡适本人对自己婚姻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胡适很羡慕西方家庭的夫妇关系：既是生活的伴侣，也是精神的知音；另一方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旧式婚姻，他也不反感。胡适在中国公学上学时，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一篇《婚姻篇（续）》，文中称赞“父母主婚”：“一定要父母主婚，这是极正当合时势的办法”。即使后来到了美国，胡适的婚姻观也并没改变，在给母亲的一封家书里，他说：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胡适还认为，一个女子，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也可成为贤妻良母：
“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人们普遍认为，包办婚姻缺少爱情。胡适不这样看，他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能产生爱情：
“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胡适认为，对丈夫而言，妻子知识的多寡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
正因为胡适对婚姻持一种保守之态度，所以，他不像鲁迅那样对旧式婚姻深恶痛绝。胡适婚后，曾写有一组新婚杂诗。不妨抄录两首：
？
四
？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
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
？
五
？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
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
不了这个时节！
？
胡适因公务缠身，蜜月没度完就匆匆离开家乡。新婚满月那天，胡适正在船上，还做了一阙“生查子”，寄给江冬秀：
？
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
相对说相思，私祝长相聚。
今夜月重来，照我荒洲度。
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
从这些词句里，我们可读出胡适和江冬秀的闺房之乐和蜜月之甜。对男人来说，从妻子那里享受到闺房之乐，就会对妻子多一份怜爱；拥有蜜月的夫妇，婚姻基础就非常坚实。（鲁迅为何对朱安那么冷漠无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人之间从未享受过闺房之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江冬秀虽是一个传统女性，但她不死板不保守，婚前，胡适在美国写信劝她放脚、习字，并鼓励她大胆给自己写信，江都一一应允。（鲁迅在日本时也曾给朱安写信要她读书放脚，均被朱安婉拒，可见江朱两人在思想上实有很大差距）
在胡适的鼓励下，江冬秀坚持亲自给胡适写家书，尽管错字不少，措辞不当，但由于坚持不辍，她最终也写出了让胡适满意的家书。胡适对此也予以了表扬：
“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你信上说，‘请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张。你大远的路，也管不来的。’他们听了都说，‘这是很漂亮的白话信。’”
像中国所有传统的女人一样，江冬秀把丈夫当成命根子，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可贵的是，尽管文化水平远远不如丈夫，身份、地位也远不能和丈夫比，但，在声名显赫的丈夫面前，江冬秀从不自卑，相反，当丈夫犯了错，她照样批评，有时言辞还很犀利。
我认为，江冬秀做的对。事实上，胡适并非毫无缺点，他在上海期间也曾吃过花酒，也曾深陷赌博之中。妻子偶或的批评对他显然有益无害。
1926年3月，当江冬秀风闻胡适在上海“大玩大赌”时，她当即写信批评：
“你在上海同一班很阔的人在一块儿，天天赌钱，跟阔老爷、太太、小姐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很大的牌，很大的牌九。有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生的痛苦，害老婆孩子，到那个日子就不容易过了。”
这封信还是起到了作用，因为后来胡适在回信中向江冬秀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
胡适曾说：“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确实，文化程度很低的江冬秀很难成为胡适“智识上之伴侣”，所以，胡适只能“得之于友朋”。胡适朋友很多，女友也不少。而男女之间，友谊深了就会演变为爱情。有段时间，胡适和北大毕业的徐芳关系很亲密，江冬秀在整理胡适信件时发现了徐芳给胡适写的信，她强压内心的怒火写信给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心中有数，只得在回信里“老实交代”：“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他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江冬秀还知道胡适有位美国女友叫韦莲司。婚前，胡适就在家书里常提到这位红颜知己，但江冬秀人在中国，无法确定胡适和韦莲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于是，她只能以投石问路的方式来一记敲山震虎：
“我想，你近来一定有个人，同你商量办事的人，天上下来的人。我是高兴到万分，祝你两位长生不老，百百岁。”
江冬秀的话非常巧妙，真真假假可进可退，把难题抛给了胡适。
江冬秀看不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因为，当时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她和徐志摩恋爱自然属于红杏出墙，而胡适偏偏充当了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的红娘，且那段时间，胡适和陆小曼也过从甚密。所以，当胡适想给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时，江冬秀极力反对。一次，她还当着胡适朋友的面，斥责胡适和陆小曼关系不正常，并扬言有一天要揭开他的真面目。江冬秀的吵闹让胡适斯文扫地。当时胡适要赴英国公干，在火车上，忍不住给江冬秀写了封信表白内心的痛苦：
“你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临走那时的难过，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那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禄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媒，我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听了这话，只装作没听见，我面不改色，把别的话岔开去。但我心里很不好过。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绝不同你吵。但我这回出门，要走几万里路，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像呢？”
这件事，显示了江冬秀刚烈的一面。
在驭夫方面，江冬秀颇有技巧，她刚柔并济，有理有节，还能做到抓大放小，原则上的问题寸步不让，对一些生活小节，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以说，她洞悉了胡适的心理。
虽然江冬秀的文化程度和胡适有天壤之别，但两人在一起，有优越感的是江冬秀，因为胡适的一切心思，她尽在掌握。
江冬秀读书不多，又属女流之辈，但她头发长，见识却不短。我们知道，夫贵妻荣的观念如同毒药，国人鲜有不被其腐蚀的，而江冬秀却看透了官场的丑恶，坚决反对丈夫当官，这一点深契胡适之心。江冬秀对官场的厌恶和鄙夷，胡适曾在信里多次予以激赏。
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信里对妻子江冬秀说：
“我去年七月九日离平，十一日的飞机被人包去了，十二日才上飞机，飞上九江。我在飞机上忽然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二日，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那一天我在飞机里想起这二十年的事，心里当然有不少的感慨。我心里想，‘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
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现在怕更躲不开了。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你记得这句话。”
1938年11月24日，胡适再次在信里向妻子说了几句真心话：
“现在我出来的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1940年4月，国内传闻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有人向江冬秀道喜。江冬秀立即写信给胡适，信中说：“你千万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宗旨要拿定，不要再把一只脚踏进烂泥里。再不要走错路，把你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雹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江冬秀不仅反对胡适做官，就连儿子想从政，她也反对，她曾在信里说：“小三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
就无意仕途这方面来看，江冬秀和胡适堪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也能算胡适“智识上的伴侣”。
江冬秀虽是村姑，但言谈举止间却颇有一种豪气，重友轻财，为人大气。
胡适大哥是个败家子，三哥早逝，二哥境况也不佳。所以，胡适侄子的上学费用几乎都依赖胡适的薪水。对此，江冬秀毫无怨言。胡适和二哥的感情很深，他二哥也常在胡适家养病，江冬秀总是好酒好菜招待。一次，胡适的三嫂写信给江冬秀要皮袄子、皮背心，江冬秀手头紧，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袄子拆了改成一件皮背心，又另买一件皮袄子寄回老家。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当时胡适人在美国，无法定期给江冬秀汇去生活费。江冬秀和两个儿子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顿、窘迫。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只要手头一宽裕，江冬秀会非常慷慨地将钱分赠给困境中的亲友。一次，江冬秀接到胡适汇来的1600元，她立即分赠给同样急需用钱的亲友，其中给罗尔纲夫妇一百五十元，吴晗一百元，借给毛子水一百元，给佣人一百四十元，又给几位同乡几百元，另外还捐给某学堂两百元。胡适很欣赏妻子的慷慨，在回信中特别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我到欧洲之后，也还要设法寄点钱捐给他。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