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极垂易，
列圣攸宗。
天子致祀，
仪文式崇。
神之鉴之，
昭格雍雍。
我在这里抄录它们的想法，只是想，这已是一种古老的遥远记忆了。
4、献供。据刘雁翔《伏羲庙志》记载，明代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沿袭金元两代卦台山伏羲庙规格，以太牢祭祀，即用牛、羊、猪三牲。祭祀时陈设的祭器有登、刑、笾豆、簋、鼎、俎、爵、尊等，分别盛肉类、羹、瓜果、菜肴、黍、稷、稻、粱、酒等祭品，另设玉帛等物。
5、恭读祭文。恭读祭文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中心活动之一，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秦州伏羲庙正式建成，祭祀活动渐次正规化、制度化。为了体现对先皇的崇敬，明廷礼部向秦州特别颁发《太昊伏羲庙祭文》作为官祭时的规范祭文，代表朝廷致祭。至此，秦州伏羲庙祭祀规格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
现存礼部所颁祭文曰：
维年月日，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致祭于太昊伏羲氏：于维圣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道启百王。顾兹成纪之乡，实惟毓圣之地。爰承明命，建此新祠。用妥在天之灵，并慰斯灵之望。时惟仲春（秋），祀事陈式。神之格思，永言无羁。
6、送神。日欲暝兮月将晖，雾霭霭兮烟霏霏。这是祭祀活动的最后一项仪程，烧榜文亦在此时。
庄严的告文与榜文，肃穆的迎神曲与送神曲，精致的祭器以及繁复的祭品，联合起来，传达着一座老城无数子民们对伏羲的敬仰之情。想想，这是一场多么恢宏多么盛大的祭祀呀！余生不幸，没有生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无法亲眼目睹那一幕；余生也有幸，生活在这座将祭祀伏羲的传统传承下来的古城。尽管，这些年的祭祀礼仪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经济意义，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让这种文化传承了下来——至少可以说在这个物质的时代里，这也是文化的幸事。也许，这也是伏羲祭祀典礼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理由之一吧。
我记得，那一年获知伏羲祭祀典礼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我恰逢在报社工作，于是特意赶制了一期号外，以纪念这件文化大事。但于我个人而言，亦算是在宣介伏羲文化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2009-05-06初稿；2010-6-5二稿；2010-10-9三稿
秦州隐士草图
夫隐士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这是《后汉书》里关于隐士的简约定义。实在是太恰当了。而在秦州老城的漫长历史上，就有这样一道别致的风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人仰天一叹之际不免对那种修竹有加、高山流水，尽享花木之香、诗酒之娱的逍遥生活心向往之。
常常，我独自一人在漫漫深夜里，从一册册浩繁的典籍里寻访他们远去的背影，藉此而沐浴在一份古旧而高洁的气息当中。
东汉的天水，曾出现过三大隐士，他们分别是郭整、任棠、姜岐，其生活年代大致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初期。他们的隐而不仕，与东汉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东汉建国初期，刘秀以儒家思想为本原，掺合黄老无为思想，形成一种“柔术”。所谓“柔术”者，“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即在补充“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的基础之上，注重与民休息，不言兵事，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乃至文化心理上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次自我释放与缓解的机会。此外，王莽改制、相继爆发的绿林起义以及赤眉起义所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也在客观上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退身闾巷，以教书为乐。据史载，当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在天水的历史上，有“汉郭整，鄙缨簪”一说。这其实是郭整的一段轶事。“博洽多闻，抱道自重”的郭整，于汉安帝、顺帝之时，屡屡得到官府“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的优厚礼遇，而他始终闭门不仕，从而留下了“鄙缨簪”的美谈。
任棠隐居期间，汉阳太守庞参访之，而棠不与言，只在自己的窗前放了一束大头小蒜和一碗水，自己抱着孙儿伏于户下。庞参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任棠的心思——“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庞参遂叹息而还。而隐居着的姜岐，以研究书经、易经而名闻陇右。在他拒绝太守的盛情之邀后，“事母至孝，母死后，尽让水田于兄，自己到山中以驯化、蓄养野蜂兼猪畜为生，堪称养蜂的祖师爷，教授者满于天下”——这是我的小说家朋友薛林荣的简介叙述，但我不知他是从哪本书里读到这样的情节。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家王嘉和杨轲，几乎是秦州历史上最有名气的隐士。
王嘉，字子年，东晋陇西安阳人，生年不详。作为一名方士，初隐东阳谷，后隐终南山，最后迁隐于倒鲁山。其在隐居其间，著书立说，虽然《牵三歌》已不存，但《拾遗记》却名昭史册，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同为当时最为著名的小说集。其《拾遗记》10卷，结构完整，故事动人，是志怪小说的典范之作。现代文学大师曾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如此评价：“文笔颇糜丽，而事实皆诞漫无实”，这其实恰恰是志怪小说的本质。仅凭这一点，称他为甘肃小说史的开山之祖，一点也不为过。
西晋之后，秦州隐士，首推杨轲。
他也是在《晋书》里留下了隐逸之名的一位隐士。可惜，最终死于327年的一场秦州兵乱，真是欲隐而不能。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立誓不仕。也许，这与他经历了晋代的“八王之乱”以及其后十六国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息息相关吧。据说，后赵建国时，他正隐居于陇山之际。皇帝石虎派专使衣甲持刀，从陇山带杨轲到长安，每语不合。使美女诱之，兵士吓之，不为所动。杨轲的隐逸之心，惹怒了“虽不能令木石屈膝”，却乘舆所向、天沸地涌的石虎。他生气地说：
“小小一介书生，凭什么如此孤傲？”
“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有人如此劝诫石虎。
这个石虎也真是不经劝，很快，就同意了，并遗十家供给之。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想起了苏武牧羊的一些旧事来。
据我的朋友薛林荣撰文，杨轲之后，秦州隐士尚有东晋的郭荷、明代的周蕙，惜我孤陋而寡闻，均不知，故略去。
不过，我在读杜甫的诗时发现，他辞官西行流亡天水期间，多少也是动了隐居之心的。“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栗，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这是杜甫为东柯谷写下的诗句，其间对东柯谷饱含的一汪深情里，多多少少也有点想在此终老的意思。可惜的是，“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他最终还是怅然地离开了天水，一路踉跄南下，我不知道，面对东柯谷顿生隐居之心的杜甫，算不算一位隐士呢？
补记：在我动意写这本书时，关于历史人物这一辑，在具体人物的选择上踌踌再三。先后列过几个名单，都没定下来。标准稍不同，人物就大相径庭。不得已，我就只挑自己偏爱的写。记得我的写作顺序好像是《乡贤吴西川》、《绣佛头陀》、《杜甫梦李白》、《陇溪九逸》、《伏羲草图》、《大达法师》、《苏惠：前秦的小资》。当我完成这7篇之后正为即将出场的第八个人物犯愁时，偶然读到的一册闲书，让我决定写写天水历史上的隐士。书曰《空谷幽兰》，作者：比尔·彼特。他是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的汉学家。
但是，对于曾经隐居秦州的隐士，因是古人，所知者自然是一鳞半爪，所以，知趣地名曰《秦州隐士草图》。2009-9-26
苏蕙：前秦的小资
苏蕙，《晋书·列女传》所载如下：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惠，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剌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
短短百字，才女苏惠的丰满形象跃然纸上——之所以称其为才女，在于她在丈夫远徙他乡的清苦岁月里，用五彩丝线，织成一幅8寸见方的回文锦。
回文锦纵横各29行，841字，无论左右，上下，里外，旋回，参差诵读，皆成文章。就是这样一方手帕，多少年来，却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心中的一座高山。一方面，历代画家皆喜画苏蕙：另一方面，历代文人皆喜破译该图诗句。古往今来，吟诵苏蕙的诗作，屡见不鲜。名气较大的诗人，有唐代的李白和宋代的苏轼，他们都曾经为此写过诗。
李白做诗两首，分别是《闺情》和《乌夜啼》。《闺情》曰：
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
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
他在另一首《乌夜啼》里写道：
黄云城边乌欲栖， 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州女， 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 独宿孤房泪如雨。
苏轼写了三首七绝诗，分别如下：
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目晚庭空。
红笺短写空深恨，锦句新翻欲断肠。
风叶落残惊梦蝶，戍边回雁寄情郎。
羞云敛惨伤春暮，细镂诗成织意深。
头伴枕屏山掩恨，日昏尘暗玉窗琴。
读这样的诗句，会让人不禁想到，一位远至前秦年代的美丽女人，在一座梧桐深深的庭院里，在一盏昏暗不断加深孤单的青灯之下，一针一线地织就回文锦的情形。尽管她的内心是悲苦的，悲苦得像是杜鹃啼血，但她还是让人果敢地想到一个词：红袖添香。红袖添香乃人生的一大美境。我想，添香之人若是苏惠，或者如苏蕙这般，具有一个透明的心灵的话，那么，即便在青灯之下，读书至天亮，亦不累吧。是的，苏惠在我的心中就像是清代才子沈复的妻子陈芸。她和陈芸一样，是可爱的女人，是一个将伉俪之情传达得含情脉脉且风流蕴藉的女人，是一个“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俞平伯赞陈芸语）的女人。
至今，在天水市西关的务农小巷，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据传是苏惠织锦的旧地。我曾拜访过，但无意去探究是否属实。每次走进那座小小院落，总能想起清代诗人杨榕裳当年吟诵此地的诗句：“莺花古巷秦州陌，云是苏娘旧时宅。”可惜的是，时光流转，现在的这所小院，早没有花花草草了，已经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重重包围里，像一个无处可逃苟且偷生的失败者。
唉，时光的流逝真快，回想起来，时代的变迁几乎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的。以我30余年的人生经历论，从小时候梦想一部电话的电信时代到手机时代，再到网络时代，直到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小资时代，仿佛是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媒体上，都能让我们看到，崇尚小资，不只是大势所趋，也是流行的元素之一。所谓小资，他们不外乎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喜欢化妆、看碟、旅行、看《瑞丽》之类的时尚杂志。
我以为，如果有小资一说的话，那么，它的本质，就是懂得享受生活。照这样理解，张岱、袁宏道是明代的小资，李渔、袁枚是清代的小资——再往远一些，客居天水老城的苏蕙，就是前秦时代的小资。
大达法师
几年前，因公干去街亭古镇，留恋于一方被古镇遗弃在断垣残壁下的石碑。游玩半天后，返回时顺路去了一下半山腰的崇福寺。一看寺门，就有些不喜欢，以为无非是当地村民这几年富起来后为了招财进宝而修建翻新的。进去一看，果真修葺一新，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唯独一进门迎面撞上的一口老钟，真是老态龙钟了，字迹斑驳，令人心生喜欢。此外，似乎再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今年春天，一次偶尔的机缘，我才知道就是那座如今等同于众多天水民间寺庙的崇福寺，居然有着显赫的过去——早在唐代已是方圆百里名噪一时的寺庙。而且，唐代高僧大达法师早年就在这里出家修行。
大达法师，是唐代继玄奘之后的另一位高僧。他又名端甫，生于天水，父赵氏，生母张夫人。其他的详细经历，可以宋释赞宁所撰的《端甫传》为据：
端甫俗姓赵，十岁依崇福寺道悟惮师为沙弥，年十七正度为比丘后，隶安国寺。历德宗、顺宗三朝，崇极一时。德宗时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侍皇太子于东朝。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亲之若兄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数临其寺，待之若宾友，掌内殿法仪。元和二年始设左右街僧录，即以其为左街僧录（总主持——笔者注）。开成元年卒，赐谥“大达”，灵骨塔赐史“玄秘”。
据此，年仅10岁的端甫从街亭古镇的崇福寺开始了他的佛家之旅。
据说，他于唐文宗开成元年二月圆寂时，面向西方，这既是朝圣的方向，也是面向他的家乡——甘肃天水。时年86岁。
其实，说到大达法师，就不能不说《玄秘塔碑》，就像说到玄奘，就得提到他的西天取经一样。前面提到的宋释赞宁所撰的《端甫传》，也是依《玄秘塔碑》而写就的。《玄秘塔碑》只是简称，它的全称很长，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我想，一定是实在不好记，就简记为《唐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再简单些，就是《玄秘塔碑》了。而在清代，为了避康熙（玄烨）之讳，就一度名为《元秘塔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