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三年，宋文帝以弑杀刘义符、刘义真之罪，下诏杀徐羡之、傅亮，并率军伐谢晦。为分化顾命大臣，宋文帝说：“檀道济只是胁从，并非主谋，弑君之事与他无关，我将安抚使用他。”他将檀道济召至建康，问他讨伐谢晦的策略。檀道济说：“我与谢晦一起北征后秦，入关后所定十策，有九条是谢晦的主意，可见其才略过人，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但他从未决战沙场，军事非他所长。我知谢晦有智谋，谢晦亦知我勇武。今奉命讨伐，可不成而胜。”
谢晦得知徐羡之、傅亮等人被杀，即集合精兵三万，发文为他们伸冤，并说：“我等如志在当权，不为社稷国家考虑，武帝刘裕有八个儿子，当初尽可以立个年幼的皇帝，然后发号施令，谁敢反对。何必虚位七旬，从三千里迎立文帝您呢？再说不废昏君何以立明主？我何负于宋室！这次祸乱全是王弘、王昙首、王华猜忌诬陷造成的，我举兵以清君侧。”
谢晦率二万人马自江陵出发，舟舰浩浩荡荡，旌旗相望。他原以为檀道济也被杀了，不料，道济却率众来攻，不由惶惧失计。士卒见道济率兵前来，四下溃散。谢晦乘小船逃回江陵，携其弟谢瞬等七人逃奔北魏。谢瞬肥壮，不能骑马，谢晦为等他耽误了不少时间，以至在黄陂被捉，送建康被杀。临刑前，其女儿、刘义康妃，披发赤脚。与之诀别，说：“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言毕大哭晕绝，行人为之落泪。
七、耿直从事不涉纷争
公元前122年，在丞相赵周死在狱中后，石庆受命担任丞相。汉代时，每年8月都要举行当年新酒上献予宗庙的酎祭，每逢此祭诸王侯皆须按其领地大小所规定的分量筹措黄金。这一年，因遭举发酎金箔不足而丧失封位的诸侯，竟多达106人之多。
赵周难辞其咎，因而自尽。而石庆则接到这样的诏书：“万石君深受先帝器重，其子嗣尤富孝行。是此使御史大夫石庆为相，并封为牧丘侯。”当时，汉室内外正值多事之秋。南有两越、东有朝鲜、北有匈奴、西有大宛，为扩充疆土与这些外邦争战不休。国内又盛大举办自始皇帝以来未曾间断的封禅仪式，规模浩大的出巡活动，几乎年年不断。修筑各地神祠，并营造以“柏梁台”为首的壮观建筑。为此，国库匮乏，迫使朝廷不得不商议对策。
以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因此出任大司农，整财政；而以酷吏作风闻名的王温舒，则担任廷尉，贯彻执法；儿宽则担任御史大夫，以推进振兴儒学之策，九卿互握有指导政策的权限，反倒是丞相石庆却如身事外。而石庆也只是一味谨守家风教诲而已。在长达九年的任期中，丝毫未曾有些许建功。
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公元前107年，关东的灾民多达200万，无户籍之人，也有40万之众，若由武帝初期全国2000万总人口的比例看来，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若放任不顾，不免将演变成一场大动乱，面对此一严重事态，大丰收苦无良策，只得上奏，建议将1000灾民迁徙至边境。面对年纪老迈、仅仅严谨正直用世的丞相，武帝不认为是能与之共商此等大事的人，故而赐假让石庆返乡一阵子，再着手研商对策。
为此，石庆以不能胜任丞相之职为耻，而上书道“臣诚恐受任丞相之职，然年老不配堪辅弼大任，造成国库空虚，又陷生灵于流亡之途。虽万死难辞其罪，惟陛下法外施恩，免臣之罪。故此，万望奉还丞相及爵侯之印绶，以开贤者之道。”
武帝则复函怒斥道：“国库早已空虚，百姓饥馑流离失所，甚至有提议希望能将灾民迁徙至边境之说，益发动摇民心、陷百姓于不安。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你竟打算辞官，到底是想把责任推诿与谁？快快回到你妻子的身边好了。”
石庆本以为是得到了武帝的许可，欲将印绶奉还。然而由圣旨的字面上看来，丞相府内的官员并不认为如此。尤其最后一句话，不正是相当愤怒的表现吗？劝石庆干脆自杀的也大有人在，在战战兢兢、难下决定之际，石庆就只有继续担任丞相的职务。好在武帝也未再深追究，起码暗中对石庆的过分耿直而苦笑不已。即便如此，群臣之中却也不见有弹劾之声，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诚如前面所说的，万石君一家的谦恭正直，不仅是单对天子个人，更是对广大社会全体的一种行为原则。而这种一视同仁的谦恭态度，理当使人们找不到仇视他的理由。
4年后，石庆在丞相职内病故，这也可以说是极为特殊的例子。因为武帝的在位期间长达53年，在后半期出任丞相的5人之中，得以享尽天年的惟有石庆一人，其余4人皆死于刑罚之下。
八、激流勇退弃官避祸
范蠡侍奉越王勾践，辛勤劳苦，尽心尽力，为勾践深谋远虑20多年，最终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耻辱，率兵向北渡过淮水，兵临齐国、晋国，号令中原各国，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号称上将军。
返回越国后，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居久安，而且勾践的为人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写信告别勾践说：“我听说君主有忧，臣子就应劳苦分忧，君主受辱，臣子就应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山遭受耻辱，我之所以不死，是为了复仇的大业。现在已经洗刷了耻辱，我请求惩罚我在会稽山使君王受辱，判我死罪。”勾践说：“我将和你分享并拥有越国。要不然，我就要惩罚你。”范蠡说：“君王根据法令行事，臣子依从志趣行事。”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于是勾践就在会稽山做标记，把它作为范蠡的封邑。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做平民百姓就积聚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分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自称陶朱公。又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道陶朱公。
而与范蠡曾同朝为官的文种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范蠡离开越国后，从齐国给大夫文种送去书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长相脖子很长，嘴尖得像鸟喙一样，可以跟他共患难，但不可以共欢乐。你为什么不离去呢？”文种看了书信，托病不再上朝。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越王于是赐给文种宝剑，说：“你教给我七种讨伐吴国的计谋，我用了其中三样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种在你那里，你为我到先王那里试用这些计谋吧。”文种于是自杀。
九、让权减职清除隐忧
当打太平军天京城破以后，曾国藩兄弟的位望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忍容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
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他准确地估计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故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三更半夜，他在安庆接到湘军攻下金陵的咨文时，竟然“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此时此刻，喜与欢固不待言，可是，他何惧何悲？个中内情，后人虽不敢忘断臆说，却确知曾国藩在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
而事实上，曾国藩每获重位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也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受大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
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军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就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思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对此，曾国藩采取了积权的应对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祯统辖。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只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统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多篆、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针对曾国荃奏请回籍调理，并部勒散勇南归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说：“该抚所见，虽合于出处之道，而于荩臣谋国之宜，尚未斟酌尽善。”仅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问”。及至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时，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谕的批准，其间仅仅七天！曾国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对于开缺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竟在阿兄移驻金陵，大会宾客之时，一腔牢骚，满口怨言。后来，曾国藩回顾此事，对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真无地置面目。”其实，不止曾国荃，当时朝野上下，深刻地领会曾国藩这种韬晦之计的能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