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神的最大礼物，就是给你完全的自由
自制
道德师爷总是首先嘱咐人们极力克制自己，由此传给人们一种古怪的疾病，即类似痒的刺激，不断对本能的冲动和兴趣爱好的刺激。不管是从内心还是从外部，引诱和驱动被刺激者的东西实在多得很，以至于被刺激者感到他的自制难以为继、陷于危机了。于是，他怀疑自己的本能欲望，觉得不应听任本性自由翱翔，于是停留在那里，显出防卫姿态，武装起来对付自己，带着敏锐而怀疑的眼神，永远守护他自己修筑的城堡。
是呀，他可能因此而伟大了，可别人瞧他是多么可憎啊！真是自作自受！割断与心灵中最美好东西的联系，多么可怜呀！别人也无须对他继续说教了，因为他学会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早已失去自我了！
——[德国]尼采
哲思录：
适度的节制和克制是好的，有利于自身、周围环境的和谐，但是过度自制、压抑本性，就等于放弃了大自然给予人的自由之乐，放弃了自我。过度放纵或是过度自制，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如何平衡好自制与自由的关系，做到阳光纯洁、传统而不禁锢、开朗而不失节，是获得幸福与安宁的一种方式。
放空
你的心一旦变得自由、不执著、不担忧，也不特别关注任何事物，那一刻你就是解脱的。这种状态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定点，你不集中焦点于任何议题或经验，眼前存在什么便是什么，觉得“逍遥自在”，便是处于解脱状态。
你的心是自在的，你心里不会想着“我要这个”、“我要想一想这件事”或“我非得这么做不可”。你的心是放松的，“逍遥自在”这个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解脱状态。
解脱意味着不执著于任何事物，没有担忧，没有挂碍，没有沉重的负担感。这时心不专注也不束缚于任何特定的意识活动，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觉知心中所生的意念，甚至连觉知它的意图都没有。你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察觉本体或者本体是否存在，也不在乎自己是快乐或哀伤，身边是否有人陪伴。这些事都无足轻重了，因为那一刻你已经彻底摆脱了你生命中所有的挂碍。这样的状态永远无法通过努力而达成，它会在某一天自然出现，而且当你注意到它的时候，你甚至不会认为它是多么了不得的事，你会照旧做你正在做的事。一旦把它看成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它就不见了。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它都是来来去去的，不过某些人比别人更容易体验到它。这是一种我们不会特别去意识到的解放状态，处在这种状态里，心中所有的事都放下了。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从特定压力之中解脱出来的感觉，它是最原始的解放状态。你不在乎你正在体验的是什么，你的心是开放的，脑子也不执著于任何想法，你彻底接纳一切而又不感觉自己在接纳。那种时刻不论你的存在有何需求，你的本体都在那里，但本体并不是你所关切的焦点，因为它就是你当下的经验。
我们可以谈论这种状态，却无法说出它是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这是你早已体验过无数次的一种熟悉状态。这个状态非常普通，为了活下去和享受人生，每个人都需要体验它。
——［科威特］阿玛斯
哲思录：
放空的解脱，享受的是浩瀚的海洋，是对于自身的突破，是生命充溢宇宙，是思想突破实在，是想象、扩展、尊严与力量突破人微言轻、身贱草芥、被世俗看扁的不可承受之轻。
我们也许无法像先哲们那么潇洒，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生存的危机，彻底解脱。但是当我们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地将自己放空，享受摆脱一切的闲适。
自由与爱
只有那些认识和摆脱了内在依赖性，并因此知道爱是什么的人，才能够拥有自由。
知道爱某个人意味着什么吗？爱一棵树、一只鸟或一只可爱的动物，尽管它们也许什么都不会回报你，尽管它们也许不会给你一片阴凉，或者跟随你、依赖你，但你仍然是爱它们的，以致你看护它，喂养它，抚育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大多数却不是以这种方式爱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爱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的爱总是被焦虑、猜疑、恐惧所束缚——这正意味着在内心中我们是依赖于他人的，我们想要获得爱。除了要求某些回报之外，我们恰恰在不爱、在遗弃爱，而正是在这种要求中，我们变成依赖的人。
因此，爱不是一种反应，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这只是生意，一种在集市上被买卖的东西，那不是爱。爱必须不要求任何回报，甚至未曾感到你正给予着某些东西，而唯有这样的爱才能知道自由。
我们必须认识自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自己弄清楚爱意味着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就绝不可能有思想、有礼貌，我们就绝不可能替他人着想。你是否知道替别人着想意味着什么？
当你看到小路上一块尖尖的石头被许多赤裸的脚踩到时，你拿开了它，不是因为有人要求你做，而是因为你感到为了别人应该做——这与他是谁无关，你也许从来不会见到他。种一棵树并爱护它，观察一只鸟的美丽，拥有敏感并向称为生命的这种非凡运动开放——为了这一切，必须有自由，而要成为自由的人，你必须爱。没有爱就没有任何自由，没有爱，自由仅仅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观念。因此，只有那些认识和摆脱了内在依赖性，并因此知道爱是什么的人，才能够拥有自由。而且，只有他们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一个不同的世界。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哲思录：
爱一个人，不是要折断这个人飞翔的翅膀，而是要让他更好地飞翔。
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足够的自由，这样的爱更加深沉。
只知道爱，而不懂得给爱以自由，这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束缚，一种负担，是对爱的抛弃和扭曲。
给所爱的人自由，就是给自己自由和快乐。
闲暇与优游
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的、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业已开始通过传染而鼓励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
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产生良心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宁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
很显然，一切形式都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了，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动作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毁灭了。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长官、王公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esprit（风趣），总之，对于一切otium（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殚精竭虑，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
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的几个小时可以允许人真诚，可是，在这几个小时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工作疲劳的奴隶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
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唉，对一切快乐如何愈来愈怀疑！工作愈益成为唯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业已自称为“休养的需要”，开始自羞自惭。人们在野餐时倘若给人撞见了，就要解释一番：“这对于健康是必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到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vitacontemplativa（求沉思生活）——这意味着与思想和朋友偕游——的意向让步，将不无自蔑和内疚。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
“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唯有在otium（闲适）和bellum（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德国］尼采
哲思录：
约翰?列侬曾经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近年来，慢生活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过度劳累导致疲倦，使人们更向往心灵的依偎，身心的放松、和谐与慵懒。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轻轻放慢你的脚步，牵着你的蜗牛去散散步，这样可以捡拾很多有可能在忙碌中错过的美好，为自己找回简单，悠闲的心境。
友好的环境
总的来说，除非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的看法被那些同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接受，否则，很少有人会感到幸福。
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会发现，生活于某一群体中时，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驱逐者，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接受。许许多多不幸，尤其是青年人的不幸，即由此而产生。
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触到某些新思想，但是发现这些思想在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诅咒。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把自己所熟悉的唯一环境当做整个世界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群体中，他们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不敢申言的观点会被当做普通常识而接受。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是在青年时期，而不少人甚至整个一生都如此。
这种孤独不仅是痛苦的根源，而且也使人面对敌对环境，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一不必要的任务，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一般的逻辑推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产生胆怯心理，不敢去接受这些思想。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为幸福所必需。当然，对多数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具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输到青年头脑中，使他们本能上同周围到处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合拍适应。但是对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己被一种敌对态度所包围，它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事物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孩子就瞧不起他，老师则说这种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对艺术发生兴趣，他的同辈人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汉气质，年长一些的则认为他不正经。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体面，只要他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还会说，他父亲干的那一行对他来说才真正合适。要是他稍稍显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倾向，他就很可能碰上大麻烦。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对大多数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男女来说，青春期成了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更为普通的同伴来说，则是一个高兴快活欢乐的时期，但是前者希望学习更为正经、严肃的东西，而这一切在他们所生长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兄长或是同代人身上都无法寻到。当这类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他们很幸运，那么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使他们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侣伴；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总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束缚自己。不过要是他的工作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更狭小的环境里，尤其是要求他对普通的人们表示出尊敬恭顺，比如，当一个这样的医生或律师，他或许会发现，在自己整个一生里，都不得不对自己天天见面的那些人隐匿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具有聪明才智的少数人才能够互相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交活动中得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有的人显然对舆论很害怕，有的人则漠然置之，对前者来说，舆论总是显得更为恐怖专横。一只狗在人们对它表示害怕而不是轻蔑时，会叫得更凶狠，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一特点。要是你显示出害怕，你等于给了别人捕猎追获的机会，而要是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不加干涉。当然我不是在提倡极端的蔑视挑战的态度。
要是你在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在俄罗斯保持在肯辛顿作为传统接受的观点，你得自己为这一后果负责。我考虑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和缓的与传统习俗相对的过失行为，诸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参加某一教派，或是不去读某些智慧之书。
这类过失，如果是情绪轻松地、慢不经心地去做，不是带着挑衅，而是自发随意去做，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会得到容忍。渐渐的，它就可能取得被默认的精神病患者这样一种地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难以原谅了。这多半成了某种好心肠与友善态度的问题。
保守的人被他们与传统的决裂所激怒，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判。如果一个不因循守旧的人，他能够以友好轻松的态度，向他们、向即使是最愚笨的人说清楚，而并不准备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兴趣见解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他们的缺乏同情使得这种人很不安，并且采取一种好斗的态度，尽管表面上他们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所处的群体传统习惯不协调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是这些人，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并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的群体中，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个性，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羞怯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充满自信；从固执、刚愎，变得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所处的环境不协调的年轻人，应该积极选择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了机会，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损失一大笔收入。由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常常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他们会很容易想象，自己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不少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的社会经历。
在目前心理分析很盛行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这么假定：任何年轻人，如果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原因一定在于他的某种心理失调。我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举例来说，我们假设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他们同情的唯一原因便是知识问题。当然，一个人与周围的环境失却和谐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并不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的。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蠢、偏见和残忍时，与它的不和谐倒是一大长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存在上述情况。
伽利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如此。以为将社会意识大大发展，让那些人对由他们的思想意识所激怒的社会敌视态度表示恐惧，这是不可取的。值得去做的是，寻找出一些方法来，使得这种敌视尽可能削弱，尽可能失去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见于青年人身上。要是一个人一旦处于合适的职业岗位和合适的环境中，他多半可以逃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尚年轻、他的长处还未经过考验时，他往往处于无知者的掌握中，这些无知者以为自己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当他们知道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有广泛阅历的人懂得还要多时，不禁勃然大怒。许多最终逃出了这种无知独裁的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和长期压抑后，他们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伤。
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似乎天才反正会成功的。根据这种观点，许多人以为对年轻人才能的迫害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绝没有理由接受这种观点，这无疑等于说谋杀终将暴露。显然我们知道的谋杀案都已经被发现了，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谋杀案人们从来都没听说过呢？
同样的情况是，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逆境后才取得成功的，但是没有理由说，许许多多的天才不是在青年时期凋零消失的。
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嘲弄舆论，这样将在一种更混乱的情况下，被置于其控制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不偏不倚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男女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屈从，这比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当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到保留，这就使我们去会见各色新人显得有价值，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翻版。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特权，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允许其做出各种怪僻无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一致性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人们有意去做出什么怪僻行为，这同因循守旧一样是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他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让其自然流露出来。
对舆论的恐惧，同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性的，它阻碍人的发展。只要这种恐惧心理仍然很强烈，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功，更不可能取得精神自由，而真正的幸福即源于这种自由，因为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自于自己深刻的冲动刺激，而不是出于碰巧成为我们邻居、亲戚等人一时的趣味爱好时，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新闻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对行巫者的搜捕一样令人可怕。
当报纸找一个或是与人无害的人做替罪羊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默默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完善，这种社会迫害新形式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这对作为其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桩靠蔑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管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原则怎么看，我认为应该制定出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任何使无辜者生活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予以禁止，即使他们偶然做了或说了某事，也不允许恶意地渲染、公开而使他们蒙受不名誉。
然而，根治这种邪恶的唯一办法是，公众方面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加强容忍态度的最好办法在于，使这样一类个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着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把对人类同伴的痛苦折磨作为自己的主要快乐。
——[英国]罗素
哲思录：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才华出众的人在不适宜的环境中受到攻击和排斥，因为他们远远地超出了那些平庸的人，而被大多数人被为背离传统的人。所以，当我们受到舆论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是自己错了还是大多数人错了。当我们受到孤立的时候，不必屈从于周围的人，也不必尝试去改变他们，去寻找你的同类，也许更容易获得友好的环境。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世间曾有一个小丑，他长时间都过着很快乐的生活，但渐渐有些流言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说他被公认为是个极其愚蠢的、非常鄙俗的家伙。
小丑窘住了，开始忧郁地想：怎样才能制止那些讨厌的流言呢？
一个突然的想法，终于使他愚蠢的脑袋瓜开了窍……于是，他一点也不拖延，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
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熟人，接着，那熟人夸奖起一位著名的色彩画家……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这位色彩画家早已经不行啦……您还不知道这个吗？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熟人感到吃惊，并立刻同意了小丑的说法。
“今天我读完了一本多么好的书啊！”另一个熟人告诉他说。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您怎么不害羞？这本书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家老早就已经不看这本书了。您还不知道这个？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于是，这个熟人也感到吃惊，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
“我的朋友某君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啊！”第三个熟人告诉小丑说，“他是个真正高尚的人！”
“得了吧！”小丑提高声音说道，“某君明明是个下流的东西！他抢夺过所有亲戚的东西。谁还不知道这个呢？您是个落后的人啦！”
第三个熟人同样感到吃惊，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并且不再同那个朋友来往。总之，人们在小丑面前无论赞扬谁和赞扬什么，他都一个劲儿地驳斥。
而且有时候，他还以责备的口气补充说道：
“您至今还相信权威吗？”
“好一个坏心肠的人！好一个毒辣的家伙！”他的熟人们开始谈论起小丑了。“不过，他的脑袋瓜多么不简单！”
“他的舌头也不简单！”另一些人又补充道，“哦，他简直是个天才！”
末了，一家报纸的出版人，请小丑到他那儿去主持一个评论专栏。
于是，小丑开始批判一切事和一切人，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手法和自己趾高气扬的神态。
现在，他——一个曾经大喊大叫反对过权威的人——自己也成了一个权威了，而年轻人正在崇拜他，而且害怕他。
他们，可怜的年轻人，该怎么办呢？虽然一般地说，不应该崇拜……可是，在这儿，你试试不再去崇拜吧——你就将是个落后的人啦！
在胆小的人们中间，小丑们是能很好地生活的。
——［俄国］屠格涅夫
哲思录：
浅薄的批判，就像是浮在海面的浪花，喧嚣而浮华。真正的经典，无论是人或事，都要历经时间和众人的考验，那是潜藏于海底的暗流，汹涌但并不张扬。更可贵的是，真正伟岸的人，在面对外来的流言和不公正的批判时，总能以自信的勇气和宽广的胸襟来面对。时间是唯一且最公正的审判长，不要随便听信别人对自己的评判，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超脱
世上种种纷争，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教义，不外乎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我们不免很看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且绝对没有返回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用鲁宾孙的眼光来看一看世界，这会帮助我们分清本末。我们将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真正值得我们坚持的精神原则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单纯的生活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
在大海边，在高山上，在大自然之中，远离人寰，方知一切世俗功利的渺小，包括“文章千秋事”和千秋的名声。
诗人陶醉于眼前的图画：柳堤，竹溪，鸥鹭，还有农夫、渔翁——每人都正“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
谁更快乐，是看画的诗人，还是身在画中却不知的农夫、渔翁？
也许，人生应是这两种境界的交替，时而能投入地做手中的活计，不知自己在图画里，时而能跳出来看人生之画的全貌，也从这全貌出发看一看那贪营活计的自己。
张可久写“英雄不把穷通较”：“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这里的“闲人”是他自己。以闲人的心态入世，得志和失脚都成了好玩的事，就可以“不把穷通较”了。
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的扰乱。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绝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
人一看重机会，就难免被机会支配。
我已经厌倦那种永远深刻的灵魂，它是狭窄的无底洞，里面没有光亮，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玩笑和游戏。
博大的深刻不避肤浅。走出深刻，这也是一种超脱。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
当我们在诗和哲学的天地中悠游和寻求着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来自尘世的新闻：某某高升了，某某出名了，某某发财了……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朋友答道：各得其所。
——周国平
哲思录：
心自由了，才可能以平常心对待身边的事物，才可能以超脱的目光去注视世间的无常。在宁静的天空里，我们的世界与他人无关。宁静的心灵，总是辽阔、自由。在白日的喧哗中沉淀下来，生活在真实的自我中。没有虚伪，没有功利，没有对世事的不满和牢骚。有一些东西空了，另一些东西才能驻入心房。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公元前323年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年仅33岁。同一天，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前323）在科林斯寿终正寝，享年90。这两人何其不同：一个是声名赫赫的世界征服者，行宫遍布欧亚，被万众呼为神；另一个是靠乞讨为生的穷哲学家，寄身在一只木桶里，被市民称作狗。相同的是，他们都名声远扬，是当年希腊世界最有名的两个人。
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提起第欧根尼，人们仍会想到亚历山大，则是因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亚历山大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故事，大帝的威严和虚心，哲学家的淡泊和骄傲，皆跃然眼前。亚历山大20岁登基，征服欧亚成为大帝更晚，推算起来，两人相遇时，第欧根尼已是垂暮老人了。这位哲学家年轻时的行状可并不光彩，与淡泊和骄傲才沾不上边呢。他是西诺柏城邦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在替父亲管理银行时铸造伪币，致使父亲入狱而死，自己则被逐出城邦。这是一个把柄，在他成为哲学家后，人们仍不时提起来羞辱他。他倒也坦然承认，反唇相讥说：“那时候的我正和现在的你们一样，但你们永远做不到和现在的我一样。”前半句强词夺理，后半句却是真话。他还说了一句真话：“正是因为流放，我才成了一个哲学家。”紧接着又是一句强词夺理：“他们判我流放，我判他们留在国内。”
离开西诺柏后，第欧根尼是否还到过别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有一天他来到了雅典。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一个老师，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老师名叫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如果说柏拉图从老师的谈话中学到了概念和推理的艺术，把它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观念哲学，安提斯泰尼则从老师的行为中学到了俭朴生活的原则，把它发展成了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对于后世来说，这两种哲学同样影响深远。安提斯泰尼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节衣缩食，免费招收贫穷学生，怕苦的学生一律被他的手杖打跑。第欧根尼来拜师时，他也举起了手杖，没想到这个犟脾气的青年把脑袋迎了上去，喊道：“打吧，打吧，不会有什么木头坚硬到能让我离开你，只要我相信你可以教我。”拜师自然是成功了，老师更没想到的是，他创立的犬儒主义哲学在这个曾被拒收的学生手上才成了正果。
我们不知道第欧根尼在雅典活动了多久，只知道他的生活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在一次航行中，他被海盗俘虏，海盗把他送到克里特的奴隶市场上拍卖。拍卖者问他能做什么，回答是：“治理人。”看见一个穿着精美长袍的科林斯人，他指着说：“把我卖给这个人吧，他需要一个主人。”又朝那人喊道：“过来吧，你必须服从我。”这个名叫塞尼亚得的人当真把他买下，带回了科林斯。第欧根尼当起了家庭教师和管家，把家务管得井井有条，教出的孩子个个德才兼备，因此受到了全家人的尊敬。他安于这个角色，一些朋友想为他赎身，被他骂为蠢货。他的道理是，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身份无所谓，即使身为奴隶，心灵仍是自由的。他在这个家庭里安度晚年，死后由塞尼亚得的儿子安葬。
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背包客，从安提斯泰尼开始，他们的装束就有了定式，都是一件斗篷，一根手杖，一个背袋。安提斯泰尼的斗篷还很破烂，以至于苏格拉底忍不住说：“我透过你斗篷上的破洞看穿了你的虚荣。”
让我们回到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相遇的时刻，他对大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现在我们可以对这句话做一点也许不算牵强的诠释了。人在世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无非是阳光——阳光是一个象征，代表自然给予人的基本赠礼，自然规定的人的基本需要，合乎自然的简朴生活。谁挡住了阳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也是一个象征，代表权力、名声、财富等一切世人所看重而其实并非必需的东西。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要让功利挡住生命，不要让习俗挡住本性，不要让非必需挡住必需，这就是犬儒派留给我们的主要的哲学遗训。
对于那些想受教育却不想学哲学的人，安提斯泰尼有一妙比，说他们就好像一个人看上了女主人，为了图省事却只向女仆求爱。第欧根尼则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责问道：“既然你不在意活得好不好，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哲学何以能使人活得好呢？依据第欧根尼之例，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哲学能够使我们安心地躺在土地上晒太阳，享受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而对一切妨碍我们这样做的东西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周国平
哲思录：
第欧根尼的“狂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阐明了自由的真谛。阳光是大自然给予人的基本赠礼，不要挡住阳光即意味着不要权威扼杀思想的自由，不要功利熏蒸生命的真谛，不要文明阉割简朴的生活。这种不拘的自在生活，也许我们无法拥有，但是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开自己，放飞自由，尽情地享受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