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奉三，在国民政府辖管下的三十年代，还有人叫我少君，那是我在中国银行职员自发组织的园艺话剧团演出时使用的艺名。剧团每到一处，我的艺名就出现在四处张贴的海报上。演出开始前，会有两三记者寻踪而来，拿着镁光灯在后台忙碌。第二天，我睡眼惺忪地起床，就会在报纸上读到对我昨晚那场演出的评价。这些报纸上的边边角角的评论，成了我起床后在供演员梳装打扮的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形象，它直接影响我每天的喜怒哀乐。多数评论都令人失望地重弹老调，我的艺名也一度成了类型化表演的同义词。那时战局已经一边倒向，国军在放弃汉口、长沙后大踏步地后撤，剧团也辗转到了重庆。为了鼓舞后方士气，三天后剧团演出了《前线》。不过我扮演的日本军曹，遭到了妇女团体的指责，嫌表演得不够可恨。那时谁也不知道，我一度产生了放弃演出的想法。这件事进一步使我明白，我的天资不在表演而在数字方面。我父亲以上三代都是做商铺帐房先生的，到我这里，算是受了新式教育的第一代。数字已经成了我的血液中给智慧供氧的红细胞。读报时，搀杂在文章中的数字，我几乎过目不忘，几个月后，那些数字还在脑海里跳荡着。同事们时常惊叹我对数字的记忆本领，无需翻帐本，我就能说出某年某月利息是多少，谁贷出去的款已经到期，该收回了。不过，我的兴趣并不在金融领域，国碱股票是否到了该如数抛出的关口之类。我的怀里时常揣着数学书籍。利用行内工会争取的假期，我去过哥廷根。那里是德国当时的数学都城。正是在哥廷根，我迷上了费马大定理，并获悉在国际数学大会上，希尔伯特将其列入了二十三个尚待解决的主要数学问题之一。
整个三十年代，我的所有空闲时间都被费马大定理填满了。这个定理有着迷人的简洁和典雅，思考起来也用不着兴师动众。一支笔和一本小得不能再小的记事薄，便能录下我的所有想法。有段时间，几乎每当夜幕降临，市郊山上的那三个妇孺皆知的防空大灯笼，就会高高地挂在杆上，它表示敌机离重庆已经不远了。城东经常被炸，而我居住的城西相对比较安全。在湿漉漉的地下防空洞里，我度过了一段最用功的时光。没有戏班的打扰，拥挤在坑道里的人又不怎么熟悉，这样我便能把全部思绪集中于费马大定理。我在哥廷根时，许多人对费马是否真的证明过这个定理表示了怀疑，费马以一页书的空白不够为由，没有写下证明，从而遗留了一个流芳两百年的“悬案”。他们猜测，如果费马的那个证明确实存在，也不应该超过两页纸头。作为崇尚直觉的中国人，我根本不相信在哥廷根四处传播的对费马不利的猜测，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瞧见费马定理时，那触电的感觉不会欺骗我。是的，看到它我立刻明白，费马没有错，他已经给出过令人艳羡的简短的证明。后来，我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重现已经丢失了两百年的费马的灵感。
重庆的夏天和南京一样炎热，蚊子四处肆虐，不过个头更大，也更凶猛。我一直有皮肤过敏的毛病，因而更多时候是躲在蚊帐里。因为后方资金匮乏，银行的事很容易打发，剧团一时也成了我们的正业。在表演上，我不思进取的懒散，与我越来越逼近费马灵感的核心成了鲜明对比。我的名字渐渐从海报上消失了，漂亮花边里框着我以前配角的名字。有时，我甚至成了台上跑龙套的伙计。后来，我的多数角色没有台词，因为排练时我漫不经心，把台词说得颠三倒四，屡屡影响到剧团其他人的情绪。即使是很安静的角色，我的脑子仍高度紧张，在众目睽睽下，我竟然思索着费马定理，懵懵然忘了眼下是剧中的一个过门。
对于战局，我向来一窍不通，关于战争的知识，也是从警报和抗战剧中得到的。山上那三盏灯笼挂得次数多了，我便有些疲塌。有时敌机在天上轰鸣，我仍躺在蚊帐里。对于我，它更像是一只在蚊帐外拿腔作势的小蚊子。我们这个街区从来没落下过炸弹，我甚至懒得走到阳台，去瞅它一眼。我越来越不能忍受空袭的打搅。有一阵子我打算使用笨拙的解析几何，后来发现它不适合在夜间思考，便放弃了，再说这种方法也有悖于我所要求的那种美感。那些夜晚，我时常能听见从城市东边传来的几声沉闷的爆炸声。第二天上午，报纸会刊登被炸房屋的现场照片。渐渐地，我对敌人的仇恨，变成了对东瀛岛国的厌恶感，这使得我心中的恐惧烟消云散。我真正担心，我的辛劳会在躲避途中付诸东流，于是干脆整夜呆在蚊帐里。
记得那是三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疲惫不堪的思索中，昏沉入睡了。梦里出现了一片雪地。我拿着一根树枝，在雪地中边走边写，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数字、公式以及若干旁注。前面五十米左右有个台地，一个用来了望的竹塔，竹塔后面几株被积雪压歪的雪松。我琢磨着也许走到台地跟前，我就能把证明写完。事情有点出人意料，走了不到二十米，证明已经完成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上走回去检查了一遍。雪地上的公式、数字像那串脚印一样清晰，逻辑也经得起反复推敲，确实不容再作任何补充了。直到这时，我才舒了口气，流着泪，心里一遍遍唤着费马的名字，其实那也是我的名字。我趴在膝盖上，掏出纸和笔，打算把雪地上的一切记录下来。可就在这时，警报器震耳欲聋地吼叫起来，云层里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敌机径自朝雪地俯冲下来，机翼一抖，投下来两枚炸弹。尾翼的呼啸声像针一样刺着耳膜。我的行径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上前打算用身体挡住炸弹，但一下被气浪掀翻了……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当地一家医院里。床头柜上摆着当地同善堂送来的慰问的水果。我的耳朵老嗡嗡响个不停，医生告诉我，那是被气浪冲压的结果，要过很久耳鸣才会消失。我被消防队员从废墟里刨出时，气息微弱，但没有明显的外伤，唯一的后患是脑震荡。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就像梦中写字前的那片雪地。后来关于那个梦，我慢慢回忆起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台地、竹塔、几株歪歪斜斜的雪松以及眩目的火光。雪地上的那篇“论文”，却令人扼腕地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距离那次轰炸已有四十多年了，更没人知道我从前的艺名少君。但我相信，从那以后，数论的任何抽象的发展，都是糟粕，并只有我确知费马作出过那个伟大的证明，或者说费马知道两百年后有人重现过他的灵感，只不过，符合世俗要求的证据，已毁于一场战争。后来，我在《南京日报》的头版上，还看到过一篇愚蠢的报道。记者大肆渲染，德国青年数学家刚刚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论文长达三百多页（记者的钦佩之情似乎与论文的页码成正比）。我想，对这个冗长的证明，费马先生一定不会满意，充其量只能算作当年对费马发出过嘘哨的那个国度，在费马亡灵前的笨拙的忏悔，它与费马的灵感完全是两码事儿。也许像定期飞掠地球的慧星，费马的灵感在两百年后还会重现，那时的人类会不会还用一场战争迎候它？
200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