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上有个无人售货亭。杉田把自家种的萝卜、小油菜、胡萝卜等蔬菜摆在约有半张席大小的货架上。
蔬菜一袋从一百元到二百元不等，买菜的人把硬币投到用铁丝吊着的空罐头盒里即可。
到无人售货亭来买菜的多为农田前面小区或对面公寓里的人。因为这里的蔬菜比站前超市便宜得多，所以每天摆出的蔬菜从来没剩过。
“嗨，又有一个。”
黄昏时，杉田从铁皮盒往外倒硬币时说。他的手指闪着一个比百元硬币大一圈的黑色圆形纽扣。这颗纽扣好像用黑色贝壳做的，中间有呈井字状的四个穿线孔。放在明亮处，纽扣闪着美丽的光泽。
“真不像话，用纽扣代替钱。”
这一个月以来，已经发现三颗同样的纽扣。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扔掉可惜，所以用胶带纸黏在墙上。这是第四颗。
在此以前，发生过几次拿走菜不给钱的事。杉田贴了张纸条，上写“拿菜不付钱就是小偷”！从那以后，再没有丢过菜。
“肯定是看错了。”杉田生气地想。
用纽扣来换精心种养的蔬菜不合道理。
“准是那个老太太。”
他眼前浮现出在田里干活时经常看到的那个老太太。她清瘦，高个，有点驼背，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着。从那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她以前是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可是，只要她来买土豆、胡萝卜，钱盒里肯定有纽扣。“她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纽扣是百元硬币？”
话虽然这样说，但总不能在她往钱盒里投纽扣的刹那间把她抓住。
“也许她真把这纽扣当成了百元硬币。”
杉田看着那纽扣，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死去的母亲。
——妈妈在处理旧衣服和衬衫时，总要把扣子剪下来。各种各样的扣子装了整整一点心盒。
也许这个老太太把扣子盒误认为贮钱箱了！
当杉田平静下来时，许久不见的女儿回来了。
“嗨，这是怎么了？”
女儿兴致勃勃地指着墙上的扣子说。
女儿从设计专科学校毕业后结婚，现在在一家室内装修店打工。
杉田阴沉着脸把事情讲了一遍，女儿两眼闪光。
“给我吧。”
“这是卖菜的钱，一个相当一百元。”
“我给你四百元。”
“什么？扣子值那么多吗？”
“这是用黑蝶贝做的纽扣。雕工也好。原来肯定是用在高级礼服上的。”
“这么贵重？”
“现在买，一个的价钱就吓你一跳。这样高级的扣子，可以卖……”
杉田边听边想起了那个老太太走路的姿态。
那纽扣写出了老太太现在生活的拮据处境和早先的红极一时的辉煌。叶莲卡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上，离莫斯科很远。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压抑在我心头。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她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
“你好，叔叔。”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走到操场边，坐在一条板凳上。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道，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
“叫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你几岁啦？”
“六岁半了。您几岁呀？”
“我呀，你看有几岁？”
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
“大概，有十六岁吧。”
可爱的叶莲卡，这也许是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使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
“你说对了。”
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扣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
“都发黑了。您不常擦它吗？”
“不擦。”
“可以用牙膏擦，也可以用砖灰擦。”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作声了。
“叔叔，您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又很凶残。”
“像希特勒一样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一边讲，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他是最凶恶的人，就是这个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门，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
“以前，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可现在不写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她。
我们重又沉默起来。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样和孩子说话了。
最后，我问她：
“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人？”
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
“叔叔，我要像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自己也笑了。也许，在她看来，寡妇——这是个职业，就像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
我望着叶莲卡，望着她瘦削的双肩，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这句简单的话，是一个孩子对法西斯希特勒最有力的控诉。信时值十二月三十一日。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帕潘科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最后几件紧要公事。他一本正经地板着一副面孔，俨然一派首长的风度。每当电话铃响，帕潘科夫总是一边抓着话筒，简要而认真地回答着，一边仍继续签阅文件。
一会儿，女秘书柳多奇卡敲门进了办公室：“对不起，帕潘科夫，打扰您了。有您～封信，您私人的。”
说着，她把信放到帕潘科夫的桌上，随即转身走了。
帕潘科夫拆开信就念起来：
亲爱的妈妈：
你的儿子在给你写信。我已经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出差、度假、住医院了……
“真是活见鬼！”帕潘科夫惊诧不已。他又看了看信封，上面分明写着他的机关地址和姓名，而且一点儿也没错。帕潘科夫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仍然把信继续念下去：
我们这里现在正是秋高气爽、春光明媚、夏日炎炎、寒冬腊月的时节。
我身体还好、很好、不太好、很不好。
前不久我去逛过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酒吧。
我打算再过一个月、一年、五年就来看你。
我知道你没钱花了，所以寄给你三十、二十、十、五卢布。
我已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厂长、总局局长。
我妻子祖莉菲娅向你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