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原本无所事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探派上了用场：他们最新的任务就是奔赴波斯尼亚，向交战双方刺探布雷图，好让当地监督执行《代顿和约》后的两万名美军，拔除脚底大患。美军甚至用最原始的方式，出动羊群在山区踏雷。
地雷的诡辩
随着西方国家态度渐趋积极，国际人道组织多年来疾呼修改《传统武器公约》，作为管制地雷的依据，并终于得到了回应。联合国在过去一年内先后召开过两次全球地雷会议。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两次会议都在各言其是中草草收场。国际人道组织坚持要全面禁绝地雷，西方国家则认为地雷有好有坏。例如，塑胶地雷是"坏"地雷，该禁；但能在一定期限内自行摧毁或失效的灵巧地雷，则是"好"地雷，不该禁。限用灵巧地雷，说穿了是要把地雷从低科技的廉价产品，变成高科技的昂贵武器，让第三世界国家买不起、造不起，以减少西方国家子弟兵在海外的死伤。而西方国家使用地雷的权利，却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灵巧地雷也是杀人地雷，不管踩上去的是士兵的军靴，还是小孩的拖鞋。海湾战争结束后，40％的灵巧地雷并未自行引爆或失效，便证明其技术并不可靠。
从人权组织的角度看，世上没有所谓的"好地雷"，唯有全面禁用，才能杜绝无穷后患。可又有谁敢奢望世界上各种有能力制造和使用地雷的力量，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呢？就算能够签定某种"禁止公约"，真正彻底履行是否会有可能？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3.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科学使刽子手"斯文""、"高雅"起来
从古至今，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但在发动者眼中，战争本身绝不是最终目的。在战车与硝烟的背后，是征服的野心，是掠夺资源的贪婪欲望，是民族、种族、宗教之间刻骨铭心的仇恨与敌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几千年来征服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想象着敌军后方不攻自破，在混乱、衰败中向自己俯首称臣；他们想象着敌方突然间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他们甚至想象着敌方士兵乖乖地自动放下武器，任己方随心所欲地调配安排。
而这一切想象，到了今天，都将变成现实。科学的光芒普照大地，令一切幻想成真，令一切征服者笑逐颜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科技在军事家眼中已成了致胜的法宝。他们凭借科技的魔力，可以将技术装备差的敌人玩弄于掌股之间，令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两百年以前，人们极少会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即使有人考虑，也当然地认为，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造福于人类。它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的源泉。然而，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警醒，科学在社会功能上的负面效应，竟是如此的可怕。把科学应用于武器研制，使战争变得不需人为控制，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地步；而这种安全，却应该是文明的主要成就之一。当然，我们不可以把战争的毁灭性作用完全归咎于科学；但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战争就不致于变得如此疯狂，如此不顾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科学是由科学家们来推动发展的。科学家们可以保持中立吗？他们可以仅仅为了人类福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却又置身于军事之外吗？在民族国家仍然存在的今天，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进行着竞争。科学家是应该为了人类和平而与战争绝缘，还是为了本国利益而积极投身于军事防御呢？1936年，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曾在布鲁塞尔开过一次大会，讨论科学家在战争形势面前应负的责任，讨论主要围绕科学家参预战争和备战工作的问题。当时存在着三种思潮：有些人由于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者认为科学家没有必要过问自己工作的后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参加这类活动；而另一些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参加战争或备战工作；还有一批人数较多但态度不明确的成员，他们是否参加备战工作，要看战备或战争的具体情况而定。局势非常复杂，科学研究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是用于进攻还是用于防御，这都不是能用"是"或"否"来简单回答的。
从很早时候起，科学就与战争纠缠在一块。科学技术一方面满足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借战争和军事的资助而不断地发展。当科技与军事联姻产生的武器能够随意毁灭地球时，我们是该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而惊叹，还是该为这种联烟能无限地放大人性之恶而感到悲哀呢？
黑色死亡"绵绵无绝期"
生物武器是生物战剂及其施放装置的总称。它的杀伤破坏作用，不是靠弹片或炸药，而是靠其中装载的生物战剂，使人员、牲畜、农作物导致疾病或死亡。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样，被认为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早期因受科技水平所限，仅仅使用致病性细菌作为战剂，故旧称"细菌武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今组成生物战剂的除细菌外，还包括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真菌等致病微生物，以及生物毒素和昆虫媒介等。
在古代战争中，如果一方军队及后勤、居民中发生了流行病，将极大地削弱其军事力量。这种例子不免使军事家们想出：利用人工传播疫源的方法作为作战方式，以达到战时传染疾病的目的。
1346年，鞑靼人围攻克里米亚的卡发，久攻不克，于是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投入城中，使得鼠疫的传染遍及欧洲。估计死亡2000万人，约占当时欧洲人口的l／3。
此次事件被称为"黑色死亡"。
而日军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的细菌战恶行，至今令人发指。到了今天，生物武器又有了更大的杀伤力。
1992年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本手册，将生物战剂定义为"一种可以在人、动物或植物体内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或从中提取的毒素），或是导致物质变质的微生物"。
目前，世界已知的、能对人类产生危害的病毒源，约有160多种。其中有60多种被公认为潜在的生物战剂。那么，生物战剂又是怎样一种致命武器呢？
生物战剂具有传染性与致命性。以很小的剂量，就会导致像死亡或失能这类可以预见的结果（事实上，接触扎伊尔埃伯拉病毒的人，百分之百都会染上传染性疾病。即使对病人进行全面治疗，也会有90％的人无效而亡）。
生物战剂极易生产。本世纪60年代，大部分有关生产生物战剂的技术问题已得到解决。在制药厂或啤酒厂使用的发酵罐中，就可迅速而大量地生产生物战剂。一间能存放两辆汽车的厂房，所生产出来的如炭疽这种生物战剂的数量，足以毁灭l0余座大城市的人口。只要建立起简单的生产设施，就能大量生产生物战剂。而且用不了一个月，这些设施就可全部被拆除。照此而言，核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生物战剂尽管可以通过水或食物、昆虫（比如扁虱）等媒介来传播，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经空气使人吸入变成气溶胶状的生物战剂颗粒。
生物战剂的致命相当惊人。即使和毒性最强的化学战剂相比，也毫不逊色。l0克炭疽孢子的杀伤力，与一吨神经性毒剂--如东京地铁毒气案中的"沙林"的杀伤力相同。在理想状态下（晴朗无风的夜晚），一架使用气溶胶发生器的飞机撒布100千克的炭疽孢子，可以完全覆盖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并可导致100～300万人死亡（假定其人口密度为300～10000人／平方公里）。
根据一份l97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吸入一个极其微小的炭疽孢子，48小时内就会死亡。可致命的平均呼吸剂量是10叫克。从理论上讲，1克分布适当的炭疽孢子就足以使l／3以上的美国人口死亡。
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博士近来组织了一批美、俄科学家，对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事件进行了细致研究，并演示了毒剂点源施放的效能。由于前苏联某一生物战剂研究机构意外地泄露了"不到1克，或几毫克"剂量的气溶胶状炭疽孢子，而当时因西北风形成了大约50公里长的一股狭窄气流，造成至少96人被感染，其中66人（或更多）死亡。1979年4月2日清晨，在距泄露地4公里地方的人员全部被感染；而且，在其下风向50公里以内的牛羊，也全部被感染。对当地居民来说幸运的是，此种生物战剂生产地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南部边缘地带，而风是从西北刮来的。假如那天早晨刮的是轻柔的南风，死亡的人数就更多了。
1969年，美国单方面停止了对攻击性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在31种被认为是潜在的生物战剂中，有20种是细菌或真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病毒被认为是理想的生物战剂。因而人们对前苏联以病毒为基础的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极为重视。一份来自美国陆军保健勤务司的报告中指出，在美军最有可能遇到的22种生物战剂里，有l9种是病毒；其中包括扎伊尔埃伯拉病毒。
在非洲乡村爆发扎伊尔埃伯拉病毒后，已有数个国家获得了这种病毒的标本。该病毒是目前已知最具致命性的病毒，而且极易传染开去。用"爆发"这个词来描述该病毒可谓名副其实，因为它可以迅速地毁灭整个城市或村庄。l976年，该病毒侵入55个村庄，受感染者90％死亡。目前，既无疫苗也无治疗方法来对付它。
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将扎伊尔埃伯拉病毒确定为生物安全4级毒素。而艾滋病反被列为2级。美陆军传染病医学所的研究人员，在日常处理带艾滋病毒的血样时，除了戴外科手套（一般只有两层）之外，不再采取其他防护措施。而在处理带有埃伯拉病毒的血样或肌肉组织时，他们必须穿着一种类似太空服的防护用具。
生物战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毒剂都是致命的。一种非致命性的病毒，比如流感，其传染率相当高（目标区内绝大多数没有防护措施的人都会染上），而且极易传染（被气溶胶武器袭击者会将该病毒传播给那些在生物战袭击中未受感染者）。受感染者在几天之内即丧失功能，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致死。
据该美陆军研究所的观点，生物战唯一令人松口气的就是，大多数毒剂普遍被认为不具有持久性。美陆军的使命，就是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占领和控制预计地域。而依据上述观点，生物战剂在地域拒止中并不是特别有效。突施地域拒止，一种更为有效的武器是化学毒剂，如带有尘埃的芥子气。敌军可以在山间通道上施放芥子气，以阻止美军在其翼侧发起突然袭击，或在撤退途中阻止美军的进攻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使人失能的持久性、致死的时间长短等问题。对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生物战剂不是理想的拒止武器。
轻松制造生物武器
获得少量生物战剂并非难事。凡有羊群聚集处，都存在炭疽孢子。任何一个开过生物课的中学生，都可以从蓖麻中提取出蓖麻毒素。肉毒杆菌A，是已知的最具致命性的毒剂，可将其迅速从自然界中的细菌里分离出来。
其他毒剂，特别是毒素，被广泛地应用于神经肌肉疾病的治疗中。事实上，人们可以从美国的一些典型文化收集组织那里合法获得任何一种毒素。这些组织，．是一个为全球医疗研究机构服务的合法公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服务的客户，已扩大到400家。至于客户是否将购买的毒素用于和平目的，则不得而知。伊拉克政府也是其客户之一，它购买了炭疽和其他几种毒素，用于生物武器的发展计划。
20世纪40年代以前，从"实验室研制"到"武器装备"，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保障。现在不一样了。二战后20年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规模生产生物战剂成为可能。今天，生产生物战剂所需的装备和物资，都可以通过商业手段获得。任何一个拥有最原始的药物或生物医学实验室的国家，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生物战剂的科学知识和永久性设施。容积从1万到l00万升的商用发酵罐，被广泛应用于制药业、农业和酿造业。
生物战剂既可制成液体，也可制成粉状。制造液体战剂最安全也最便宜；但在运输和存储时，需要格外小心。应尽量使其生物衰变（包括毒素）减小到最低限度。与之相比，粉状毒剂稳定性较高，传播效能也有所增强。特别是拥有了这方面技术之后，更加如此。只是在制造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危险性。
二次大战中，由于使用了自然传播方式--昆虫媒介、污染水及食物，日军的生物战计划获得了局部成功。日军曾使用气溶胶施放器，在实验室和有限战场中进行过试验。小型炸弹爆炸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证明这种方法是一种效能极低的传播方式。
二次大战后，在"生物战黄金时期"（1959-1969），美、英、苏等国都相继解决了使用气溶胶施放器布洒毒剂的难题。武器研制上的突破和生产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改变了生物战的性质，使其从一般恐怖性变成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定委员会的分析报告，在一大、片城市目标区中使用一只高效气溶胶发生器投撒100千克的炭疽孢子，其杀伤力是一个百万吨级热核氢弹的2-6倍。
生物武器自开始使用于战争起，就为国际上所关注。一些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要求，联合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协约和公约，想以此来限制生物武器的发展，制止生物武器用于战争。
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公约中规定："关于禁止使用毒质或毒质的兵器"。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虽没有直接提到"细菌武器"一词，一般认为"毒质"也应包括细菌。
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会议制颁的议定书中，不仅再一次禁用化学武器，而且第一次明确要求禁用细菌武器。议定书中明文规定："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实际情况与议定书恰恰相反，研制与发展生物武器的国家日益增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已达到30多个国家，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
随着军事技术与战争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生物武器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中不断使用。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对禁止化生武器的呼声也不断增高。从1959年开始在加拿大进行的非官方的"帕格沃希"国际运动，以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均对制订国际间禁止化生武器条约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了《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全世界有129个国家和地区在该条约上签了字。
但是，条约很多时候却是一纸空文，并没有真正执行。禁止生物武器，还存在着许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