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斯莱克教授所说的："为了培育一个完整的胚胎，你可以利用遗传技术改变胚胎的发育信息，以抑制人体器官和组织的发育，你所希望获得的器官或组织以及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除外。"据此，报道中心还说，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可以获得利用他们自己身上的细胞来"定向培育"的器官。定向培育器官的遗传结构与患者器官完全吻合，因此省去了对器官移植患者的抗排异治疗。这项技术也将缓解移植器官的短缺。
这两项成果的取得，使"弗兰肯斯坦"式的设想从理论上成为了可能。
器官工厂
"在日后不远的将来，某个清晨，一组外科医生从一具供体身上摘除心脏、肺、肝脏、。肾脏和胰腺，随后一位技师把这些器官包入冰中，并带着它们直奔附近的机场。几小时后，那心脏和肝脏到达一个城市，两只肾到达另一个城市，而肺和胰腺抵达第三个城市。迅速送到各城市的医院后，这些器官被移植到危急病人身上。这些移植物功能良好，6个人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外科医生回到供体中心，几次重复这种程序，另外几次移植在分布全国各地的几十个医疗机构中进行。仅这一天，散布在全美国的外科小分队共进行了100多次移植手术。"这是几位医学工作者对未来器官工厂的构想。真的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在未来10年中，人类胎儿可能被用来培育成移植用的器官。这就要求政府对这项技术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防止它被滥用，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些人类学家警告说。以一本《基因革命》而闻名基因学界的迪克森博士预测说，运用"人体克隆"技术培育要么缺胳膊少腿儿、要么没头没脑的"胎儿"，以建造一个"为未来人类提供移植器官的工厂"，只是个时间问题。"基因工程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技术。"迪克森博士说，"但人类最好在它可能带来麻烦之前将所有的"为什么，都解答清楚。生物技术取得的进展已经大大超前了广大民众的理解能力。"
现在人们对胚胎的看法已越来越不同以往。人道主义的原则使人们越来越反对用人工方法制造出胚胎，这被认为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更反对不让这些已制造出的胚胎继续按照正常方式进行发育和生长，为了取得供移植的器官而最终杀死这些胎儿。将一部分无头胚胎培育成所需要的移植器官，企图以"如果没有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从技术角度讲该的组织就可能不被列为胚胎类"为由绕过法律限制和伦理争议。但牛津大学动物伦理学家安德鲁·林齐指责这样做干涉自然。他说："这是科学上的法西斯主义，因为我们可能会创造出其存在就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另一类生命。"而实际上脑细胞的制作根本没法避免伦理争议。
一般的人都不免会想：利用猪作供体提供心脏等移植器官会不会对人的思维有什么影响？通过脑细胞移植而痊愈的病人会不会改变思想？科学家们目前还不能够给出准确的否定回答，那么这些尝试就必然冒着极大的风险。
难道一个亿万富翁能够通过器官移植来不断拆换自己的身体零件而保持生命永存吗？
动物试验：类推到人的冒险
人也是动物
也许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医学家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五禽戏"。的确，人类早在自己发展的最初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与动物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那时候动物主要是作为图腾或者食物。后来人类渐渐发现了动物与人在机体功能上的相似性。
虽然以前人类并不知道自己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但是通过想象把自己的某些特性如语言、感情等赋予动物，尤其是观察到了动物的生老病死后，发现它们与人是如此的类似。后来人们又发现，动物的身体结构、对外界条件的反应也都跟人有可比之处。
渐渐地，人类就从医学的角度来使用动物了，或者是解剖它们的结构，或者是在它们身上试验一下药物的药性。这种使用在当今时代更加广泛和频繁。几乎一切生物试验或医学试验都从动物开始。
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
最近，法国国家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个科研小组通过对老鼠的实验发现，毒品上瘾与大脑中的一种特殊受体有关。如果这一受体功能丧失，那么毒品就不会使老鼠产生欣快感，因而也就不会上瘾。这一受体名为D2，在脑细胞表层，可接受引起欣快感的信息传递物质多巴胺。只有这两者组合后，脑细胞才会被激活产生欣快感。研究人员将大脑中缺乏D2受体的老鼠与普通老鼠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发现，普通老鼠喜欢在接受吗啡注射的笼子中多呆一阵子，并且表现出上瘾的症状；而缺乏D2受体的老鼠则没有这种表现，说明没有上瘾。研究还发现，缺乏D2受体并不影响老鼠的食欲。
通常毒品会使吸毒者大脑产生过多的多巴胺，导致功能紊乱，上瘾者不得不继续使用才能保持暂时的正常状态。目前很多戒毒者正是使用阻止多巴胺产生的药物。尽管这样也能起到戒毒作用，但由于多巴胺在神经活动中还发挥着其他重要作用，因而所用药物会使使用者产生类似帕金森氏病的症状。法国的研究者们认为，如果能找到或发明一种药物使D2受体功能丧失，那么就可研制出副作用小的戒毒品。
这对人类尤其是吸毒者来说，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但是我们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能够随随便便地就用药物使人的D2受体功能丧失吗？
我们从试验本身来看。首先老鼠对毒品的反应仅仅是在希望重复获得注射这一点上与吸毒者类似，但实际上毒品对吸毒者身体的各个系统均有毒害作用，尽管消除重新获得的欲望是戒毒的根本。其次缺乏D2受体仅仅是不影响老鼠的食欲，难道人只要能吃饭就行了吗？再次D2受体在人类神经活动中的作用肯定要比在老鼠神经活动中复杂得多。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不太确切的原因而使自己身体上的任何机体人为地丧失功能。人体是一个整体，而动物体是另一个不同的整体。我们应该对动物试验类推于人进行思考。
人不仅仅是动物
自从19世纪中叶法国化学家路尼斯--巴斯德通过对鸡、兔和豚鼠的研究发现了传染病病原和疫苗，英国外科医生琼瑟菲·里斯特1875年在他对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证言中声称"动物试验已是我在无菌研究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限制用动物进行研究将阻止对人类有益的发现"以来，科学家们就不断地用动物进行生物和医学的研究，其目的正是为了弄清相应人体器官组织的机能和为人类的某些疾病寻找原因及提供药物，而且确实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和效果。乃至今天，大量的基因研究也是在对小白鼠的试验基础上取得的。这使人们长期以来并不怀疑动物试验的正确性。一方面目前对动物研究医学还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人们平时接触到的大多是成功的推测和有效的药物。其实，在它们背后还有许多我们所不曾了解的事情，足以说明动物试验在一定意义上是不经济的，而且是容易误导的。
有些时候，重要的医学进展之所以被推迟正是因为由动物试验的误导所造成的结果。l990年美国《中风》杂志刊载了大卫·韦伯斯与他的同事一起撰写的文章，介绍一项关于25种化合物在减少啮齿动物、猫和其他一些动物因局部缺血中（脑部缺血所引起）的损伤方面作用的研究，其中没有一种能证明在人的实验中有效。研究人员把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归因于中风如何在人类中自然发生和如何在动物中试验性被触发之间的差异。例如，经历了一次突发性中风的健康动物不会再发生慢性的进行性动脉损伤，而这种损伤通常在人的中风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20年代、30年代，对猴的研究导致了严重错误的概念，延迟了对脊髓灰质炎的防治。这些试验表明，这种脊髓灰质炎病毒主要侵染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通过鼻孔投入的该病毒侏系已对脑组织人为地发挥了一种亲和力。与先前对人的研究表明胃肠系统是主要的感染途径相矛盾的这一错误结论引起了错误的指导预防措施，并延迟了疫苗的开发。1949年用人体细胞培养物进行研究首次表明，这种病毒能够在肠道和四肢中采集的非神经组织上进行培养。早在50年代初，来自猴而不是来自人的细胞培养物就已用来制备疫苗产品，结果数百万人暴露出相当有害的猴病毒。
不恰当的动物研究的惊人实例还有，在60年代，科学家根据许多动物试验推断，吸入烟草烟雾不会引起肺癌（涂在啮齿动物皮肤上的烟雾焦油没有引起肿瘤发育，但这些结果被认为是比吸入研究的相关性更小）。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烟草公司的院外活动组织得以利用这些研究去推迟政府的警告，并阻止医生去干涉患者的吸烟习惯。
当然，人的群体研究提供了烟草与癌症相联系的不可推卸的证据。而且近来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已鉴定了烟草的恶果，表明致癌物苯并芘的一种衍生物把人类基因作为目标，引起了肺癌、肝癌和呼吸道癌（目前已经知道，癌症研究对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异特别敏感。许多动物，尤其是大白鼠和小白鼠，其体内合成维生素C的量是人类每日允许摄入量的近100倍。据说该维生素有助于这种动物避免患上癌症）。
处理、限制和隔离的应激反应改变了动物的生理特性，而且还引起了另一个试验变量，它使得把结果外推到人身上有了更多的困难。在实验室内，动物的应激反应可以增大对传染病和某些肿瘤的敏感性，而且还影响到激素和抗体的水平。这种激素和抗体又能不同程度地改变各种器官的功能。
动物除用作医学研究外，还在实验室里作为测试新药物和其他化学物质安全性的试验对象；这些研究又一次被对不同物种所作的测试往往提供相冲突的结果打乱。例如，l988年《自然》杂志上勒斯特·雷维报道，在大白鼠和小白鼠身上测试214种化合物的致癌性的双重试验，结果相互一致的仅占70％。啮齿动物和人之间的相关性当然就更低了。皮菲泽研究中心的大卫·萨尔斯伯格注意到，已知被人摄入时会引起癌症的l9种化合物中，如果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定下的标准，只有7种能在小白鼠和大白鼠身上引起癌。
实际上，在美国，许多物质在动物试验中似乎是安全的而且获得了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可用于人类，后来却被证明对人类有危险。某种提高心脏血液输出量的药物根据对大白鼠的试验结果表明，它能够提高人为诱发心力衰竭的大白鼠的存活率；但有严重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服用后死亡率增大了30％。另一种抗病毒药物在动物试验中也取得了满意效果。然而服用这种药后，l5个人中有7个得了肝功能衰竭，其中5名因此而死亡，另外两名由于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才得以幸免。80年代初，常用于止痛的氯苯酰二甲基吡咯乙酸钠很受欢迎，但在发现它与14起死亡和成百上千起有生命威胁的过敏反应相牵连后，就从市场中取消了。对大自鼠、兔、狗和猴等毒性极少的抗抑郁症药物"诺米芬散"对人体引起了肝脏毒性和贫血，虽然极少却很严重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制造商在它1985年上市后几个月就被迫将其撤消。
这些可怕的误导不仅仅是道听途说。在美国审计总局对自1976年到l985年10年间上市的209种新药中的198种进行调查的结果，大约50％的药物具有在动物试验或有限人试验未曾预见到的"严重的批准后的危险"这些危险被定为不良反应，可能导致病人住院、丧失某种能力甚至死亡。结果，这些药物必须重新贴上新的警告标签或从市场上撤消。此外，无法估计还有多少潜在的有用药物可能已经被不必要地废除，因为它在动物试验中错误地表示为无效或有毒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验室里的大多数动物被用作所谓的动物模型。研究人员通过遗传控制、外科手术或注入外来物质在这些动物体内产生疾病，"模拟"人的疾病。然而这种研究示例有着很多困难。进化压力已经在物种之间引起了无数微妙而又重要的差异。每个物种有多重系统的器官--例如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们之间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模拟施加于一个特殊器官系统的刺激，往往以无数不可预测或不能完全弄清的方式扰乱动物总的生理功能。而且，在实验室里的动物试验中观察到的许多显著的异常现象，只能反映供试物种特有的生物学、引起疾病的非自然手段或实验室有应激反应的环境。这种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严重破坏了动物数据和结果外推到其他物种尤其是人类身上。
采用动物进行研究和测试作为生物学和医学的试验技术之一，曾经取得了实践效果并在知识方面仍然保持着充分的魅力，但它在有些情况下也非常糟糕地把研究人员引向歧途，甚至由于不能完全预测药物有毒效应而引起其他疾病或死亡。动物试验在研究现今时代如心脏病、癌症、中风、艾滋病和先天性缺陷这类紧迫的健康问题中是不太适合和奏效的。
到目前来说，在艾滋病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多种动物，然而有肯定结果的却并不多见，而且不仅仅是艾滋病本身比较特殊的原因。例如，广泛报道的在非自然条件下用猿猴免疫缺损病毒（SIV）进行研究表明，口交有传染该病毒的危险。然而这项研究对阐明口交是否会引起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的传染有较实际的帮助。在另一些情况下，由动物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只是重复了在其他试验中已经确知的信息。1993年和1994年，格雷德·诺维及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事利用对人的子宫颈淋巴试样进行研究，确定了HIV进入妇女体内的途径：此病毒穿过子宫颈内的细胞，然后进入附近的淋巴结。此后，纽约大学的试验人员把SIV置入恒河猴的阴道中，然后将其杀死并解剖尸体；由此而得出的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中的结论与先前对人的研究获得的病毒侵入途径大体一致。对恒河猴的残害还牵涉到对动物的道德和保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