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做事中的妙用
善于做事是成功的保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事业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做事的技巧。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最佳时机，合理筹划布局，协调上下级关系，积累人际资源，永葆事业长青，等等。善于做事，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关于做事的技巧，《论语》中有很多精髓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多借鉴。
1.君子不器，博学而多才
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论语·子张》
在《为政》篇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的话，要求君子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某一方面的用场，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能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在孔子看来，器皿各有所用，打酱油的不能买醋，装酒的不能装油。而君子进德修业，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政，都应该博学而才能广泛，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各个方面的通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发展，做一个多面手，做一个开拓型的人才。
孔子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这里牵涉到博与专的问题，这个问题仔细考究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实际上，博与专不是可以如此清楚地割裂开而让人选择的。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因而越需要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越来越需要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够“专”得起来。既要广博地学习，又要有一个追求的中心，这就叫“博学而笃志”。
既要多问问题，又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空想，而要多想当前的事情，与自己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的事情，这就叫“切问而近思。”
学习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一定要从自己切身处去问，接近处去思。
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只不过说法有所不同罢了。
所以，一方面的确如孔子所说：不要像一个器皿一样，只能派一种用场，装酱油就装酱油，装醋就装醋。或者如孔子听到达巷人的话后风趣而幽默地所说的那样，驾车就驾车，射箭就射箭。而是除了驾车，去一所驾校学两个月拿一个驾驶执照外，还要去学电脑，学英语，如此等等，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哪一方面的专长，或者说没有一技之长，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寸步难行的啊。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所挖苦的“样样懂，门门瘟”，恐怕连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还找不到呢，那就只有失业了罢。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在治学上更讲求专一，知识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短短几十载，如白驹过隙，是不可能一一钻研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那是很难的，与其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效。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学办事方法。因此，读书应专心学好一两家之说便好。
博是为了广，专是为了深。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
在治学宜专的同时，更主张做事宜专。
主守就是专守，主战就是专攻，主城就是专门修城，主垒就是专门修筑堡垒，万万不可以脚踏两只船，一心两用，结果一事无成！
要想求得做事稳妥，应当专心致志。
“专”就要有始有终，坚持不懈。不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见异思迁。凡事专心一致，坚持下去，定能有所成就。
所以，更为理想的追求实际上不是“博学而无所成名”，而是要既博学又要有所成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又博又专，“样样懂，门门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圣人其犹难诸”。恐怕连圣人也难以做到吧？又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2.言行要统一，不要吹牛皮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论语·公冶长》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论语·宪问》
就像“人不知而不愠”一类的话题一样，关于言与行的关系问题，孔子也作了三番五次的强调。
在《学而》篇里，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在《为政》篇里又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里仁》篇里，除了“古者言之不出，耻学之不逮”也的说法外，孔子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宪问》篇里，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言行一致，多做少说。或者如俗语所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在儒家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据《三国志·马良传》载，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没有听刘备的话，在街亭之战中重用了马谡，结果马谡兵失街亭。诸葛亮在用人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只好挥泪斩马谡，自己追悔莫及。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真正的君子，就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凡事先做起来，然后再说，把实际的行动放在言论的前面，而不要光吹牛不做，夸夸其谈。
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这是圣人所不能容忍的。
说者容易做者难。
所以，一个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大言不惭，夸夸其谈，把牛皮吹出去了却收不到口上，不能兑现，往往被人看白了。
孔子也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不怨天，不尤人”的原则。
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就是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改正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做人做事，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坚持“五到”原则，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民情等基本情况，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教师就应该亲自巡视学生，与学生打成一团。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他人。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情、与他人交谈等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坦诚相等，还要言简意赅、恰到好处地说到位。
不管怎么说，还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为好。
3.过犹不及，凡事要有度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论语·宪问》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得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放荡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朱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事实上，人们往往会像子贡一样，觉得做过头总比没做到要好一些，其实这是一种心理误区。有时候，过头了比没有够还糟糕得多，危害也大得多。别的不说吧，就说说最简单的饮食问题：一顿饭吃少了一点，或者说根本就没吃饭，那不过是饿得快一点而已；可是，如果是吃多了，就不那么简单了吧，轻则吃酵母片、多酶片，重则拉肚子，进医院。这是大家都有的生活体验。
你喜欢眼光明亮，这样过了头，就会沉溺于色彩，追求华丽。你要求耳朵清楚，这样走过头，就会迷惑于音乐，追求空洞不实的东西。
你喜欢仁，过分苛求，就会与人们的日常习惯发生冲突。你喜欢义，不顾常情，就要违背事物的常理。你讲究礼节、仪式，就容易犯虚伪造作的毛病。
你喜欢音乐、文艺，就会有邪淫的声音充斥你的耳朵、邪淫的心思萦绕心头。
你喜欢聪明、习智，便会助长无用的技艺发展，使人性天然之质受到种种伤害。
这八个方面做得好、适度，就是人们带给天下的八益，一旦过度，就是人们带给社会的八病了。
中国人有句说话，“礼多人不怪”，也是认为“多”比“少”好。做“多”了，别人是不会见怪的，做“少”了，就会被人责怪，认为你不够诚意。究竟做得“多”和“少”是谁好些，还是两者都不好呢？
中国人看重勤，认为勤是美德，因此如果一个人样样事都做到加倍的勤，结果虽不免过分了点，但这种“过分”往往会受到赞赏。这究竟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是了。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的操练都不按部就班，每天也是“过分”的话，很可能他会拉伤筋骨，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导致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就此结束，这样是好吗？况且中国人也有一句“物极必反”，凡事做到了极限必会有反效果，可见做得过分实是件不好的事。
至于“不及”方面，就不需要多加解释了。凡事都做不到要求，当然被视为不好，更会被认为力有不逮，甚至是懒惰。例如烧饭的时候要用七十毫升的水，但你却用了五十毫升的水烧饭，结果当然是难以入口的了。
那么，该怎样做才是恰到好处呢？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当真吗？他老先生不讲话，不笑，不获取吗？”公明贾说：“这是传话人说过了头。他老先生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讲话，因此别人不厌烦他所讲的话；高兴了以后才笑，因此别人不讨厌他笑；该获取的才获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获取。”孔子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圣人虽然对公叔文子是否真是这样做还有所怀疑，但对这样做的正确性却是没有怀疑的了。
公叔文子的做法概括起来说就是恰到好处。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快乐的时候就笑，该获取的时候就获取。反过来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说，比如说，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下，你说什么呢？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下，你写什么呢？不该笑的时候就不笑，你笑什么呢？尤其是，不该获取的时候就不要获取。“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些都是获取不得的，所以不要获取。
归结起来的是，凡事都有原则，言笑都有分寸，而其调节的杠杆便是恰到好处。
当然，最大的难度也正是在这“恰到好处”四个字上，不然的话，圣人怎么会对公叔文子是否做到了还心存怀疑呢？
当然，最好要做得恰到好处，不“左”倾也不“右”翼，不过分也无不及，还是像我们已经举到过的大美人“东家之子”那样，再高一公分就太高了，再矮一公分又太矮，乙脸上搽白粉就太白了，搽胭脂又太红了。是一个标准的需美容化妆的“亚洲小姐”、“世界小姐”。
这可能吗？能做到吗？
太难了！不然的话，孔子怎么会发出如此沉重的感叹呢？——“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缺乏它已经很久了！”
总括而言，正如孔子所说，过分与不及也是不好的——“过犹不及”，要做好一件事情，最好就是把事做到完美，所谓“完美”就是“合乎中庸”，不“多”也不“少”，这样就是好了。
诸如，我们不是反对人追求，追求也要有度，过了则为贪；也不是反对什么事都不动心，而是不要人心有“挂碍”。因为有贪就瞎；有挂碍就滞。贪婪必然导致“我执”，一执著，就易导致心灵的“挂碍”和“滞”。
我们要勇于抵挡诱惑，敢于放弃非分之利益，贪小失大，后果必然可悲。应该学习达者，他们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图，甚至对自己能得到的东西，有时也谨慎地推托。
我们应戒除任何贪念。这些贪念不仅包括功名利禄。如果我们都做到这个守则的要求，就已经是相当高的境界了。
中庸之道，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凡事尽力做得合适一点而已。
4.欲速则不达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
孔子反对急功近利。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公元前658年，晋国人以宝马美玉献给虞公，要求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借道要求，但虞公贪图宝马美玉而不听劝谏。结果，晋国人灭虢国后在返回的途中又顺手灭了虞国。这是贪小便宜而坏大事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