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正应了老子的那句名言“物或损之有益，或益之而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直线前进，到了一定界限应会转到反面。所以本来要损害某物，结果却可以帮助了某物的发展；而本来要扶持某物，结果却损害了它）。这真是对上述现象活生生的注解。从教育的角度讲，上述事例决不是孤单的现象，带有很普遍的意义。它似乎在警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花了如此大力气的教育总是不能出现令我们满意的效果，为什么我们在学校精心灌输的那些东西，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踏上社会后受教育群体没有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反而呈现与希望相反的道路呢？
还是回到上文所言的那两个特殊群体上来，长期的学校教育中培养了一帮特殊的“尖子生”，他们成绩很好，所以父母宠着邻舍夸着教师表扬着同学羡慕着，慢慢地，他们大多开始变得自视甚高，看不起别人，时间一长，自我膨胀起来，认为自己得到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自己到一个地方就该让大家捧着。真到了社会上才发觉与自己所想相差太大，这里没了时刻宠着罩着自己的教师家长，更多的是冷漠和因经验不足而招致的呵斥。自我期望过高和社会对自己期望过高的双重压力，使他们对社会缺乏成熟的心态调整和良好的应变能力，所以很多学校里，那些为教师看好的尖子生，到了社会上常常是一筹莫展，而那些所谓的“差生”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所得到的刚好相反。正是学校那种特殊环境里所受的特殊待遇锤炼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使他们更早体验到生活的残酷，不会对社会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望。更重要的是，学校中这些看似非正常的经历却使他们拥有比较稳定平静的心态，正是有这样的心态，才使他们与从前在学校里那些瞧不起他们的尖子生相比，他们常常能更从容的接受和应对来自社会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风险，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而这往往比书本上那些所谓的知识对一个人的成长更为管用。有道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直以来，当我们提到教育时，总是贯穿着一个良好的愿望，那就是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才。但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社会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成不了才，而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宗旨必须改变，除了营造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高端人才选拔系统外，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即将成为充斥社会各方面的普通人的那些孩子身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结构和模式的灵活性和更加富有弹性，以适应不同规格的培养要求。
著名教育家伯顿先生把教育目标分为综合性目标和操作性目标两种，假如我们把综合性目标理解为教育培养目标，也就是教育目的在不同时期具体化的话，那么在中小学阶段我们究竟该培养学生的哪些方面呢？
我们还是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的那句经典阐释——学会生存。那么，作为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能生存下去，主要取决于什么？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比较了人类各个时期文明发展进程后认为：“在转变时期，最能被适应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并保持其领先地位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中国在西方入侵前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但这种发达成了抑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这是因为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中国人却心满意足，自高自大，最终因没有适应这种巨大变革的时代而落伍了。而恰恰因为中世纪西欧人比较落后，所以他们准备并渴望学习和适应，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同时选择了机会和压力，他们最终成功了。最后作者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或许我们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好生”、“差生”，在学校和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趋向与上面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所言作一比较，会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无法找到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个人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最终成材的标准，现在看来其实很简单：最能适应社会的就成“材”，反之亦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尽管可能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冷酷无情，甚至可能会忽略或埋没一些因个性和客观条件限制而得不到发挥的真正的“材”，但作为一项带有普适性的生存原则，它很显然比成绩和文凭要公正，毕竟这是社会自己做出的选择。
对此鲁迅先生有一段十分精妙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把。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把。我自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了，然后再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有益。”
从教者，不能不深察之。
理智处理尖子生“犯规”
有位老师在网上写下这样一件事：
这是六年级的一节自习课，学生在做作业，我在讲台边埋头备课，教室里安静极了。突然，“啧”地一声——是吃糖时的那种声音。这声音在此时显得特别刺耳。“谁在课堂上吃东西？”我高声问道。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但没人站起来。
不准带零食进校园，这是我校一向的规定，每个同学都很清楚。我严厉地扫视了一下四周，一眼就看到学习委员正低着头，脸涨得红红的。
我静静地盯着他，没有作声。所有的同学都不敢正视，那是相当严厉的，有如匕首一般，没有人能在那目光下遁迹。教室里鸦雀无声。他也明显地觉察到了我的眼光，可是，不知道是故意僵持，还是不知所措，他并没有立即吐掉嘴里的糖果。
同学们的目光“唰”地一下子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副班长，学习成绩优秀，平时还帮着我打理一些班中的日常事务，是我的得力助手；但他，又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受人欢迎的缺点，就是平时有些自高自大，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在一些小事上总是不拘小节，这一点科任老师与同学们都清楚。我也曾就他的缺点几次找他谈话，可他全没改正的意思。这不，别的同学正在认真复习，他倒好，大模大样吃起了东西。
同学们的目光渐渐地从他的身上又移到了我的身上。从那四十双眼睛里，我明显地看出了其中包含的意思。与其说大家是在看他的好戏，还不如说是在等待着我处理尖子生的态度，他们正期待着我的公正。
时间在僵持中一秒一秒地过去，那一刻似乎特别的漫长。教室里静得出奇，几乎要令人窒息。此时，如果我不当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的话，那么，以后我该如何面对全班，树立自己“一视同仁，言行一致”的威信呢？
我开始镇定下来，决心趁此机会给他一个教训，同时治一治他的坏毛病，也给全班一个交代。于是我提高了嗓音，“给你三种选择：第一，到教室外去吃，吃完再进教室；第二，立即吐掉；第三，如果舍不得，可以先放好，留到下课后再吃。”此时，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他如梦初醒，红着脸把糖果吐到了垃圾桶里。
之后，课堂上又恢复了平静，也许更为安静吧。同学们都忙着做习题，惟有他，趴在桌子上，整整一节课都没有抬起头来。
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对我产生了一些情绪，看见我，也不那么亲近了。真没想到，看似坚强的男孩，心理承受能力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细细回想那一幕，我盯着他看的那段时间里，我、他、同学们，我们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或许，我的处理是不正确的？
从教育目的来看，对于案例中那位尖子生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进行适当教育与处理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教育的结果来看，事情远没有那么圆满。虽然老师当时“成功”地制止了他的违纪行为，使其他同学也迅速平静下来进行学习。但仔细思索，却觉得这样处理的方式不过是表面化，形式化的结果，而且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负面效应。
首先，那位尖子生受到了无情的伤害。从这件事的本身来看，自习课吃零食只是一次小小的违规行为，而且“纯属偶然”。对于他这样一个被掌声、表扬、羡慕包围的尖子生来说，自尊心极强又极脆弱，更何况他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多少也要些面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老师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严厉指责，只为了捍卫自己做班主任的威信。特别是最后那句“留待课后再吃”，无疑给了他“温柔的一刀”，听起来好像处理得很有理，可众目睽睽之下，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次无情的羞辱，其影响不仅仅是一堂课，或许是他的一生。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以说，这位老师这样处理的结果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教育。因为他并没有针对该生的心理差异，采取特殊的管教方式来“因材施教”。虽然场面是“唬”过去了，但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法庭上的审判，老师是法官，至高无上；学生是被告，听候发落。所谓的“毫不偏袒，一视同仁”，完全是从维护教师自己的威信出发的。这样做，导致以后师生之间关系紧张，缺少沟通与交流，也就更谈不上师生间的合作与协调了。
总之，作为老师，我们要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宽容地对待学生的过错。“人非圣人，孰能无过”，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个体差异，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学生。
别制造出“没良心的好学生”
曾有一位老师不经意的感慨——“好学生大多没有良心”，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热烈讨论，因为它关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教育和评价学生。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尖子生、“好学生”真的没“良心”呢？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记者采写的报道：“没良心”的“好学生”。
对于东阳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赵云来说，高三是忙碌的，但忙里偷闲，他还是出席了一个毕业班的同学会。“这个班是我在以前那所普通中学时带过的，学生毕业已经14年了，非常特别。”赵云所说的特别，一是指这帮学生都是计划外招收进来的，成绩普遍不尽如人意；二是指进入高三后，这个班便“消失”了，学生被编排进其他班级。然而，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个班的学生相互走得特别近，他们也经常会看望曾经的班主任赵云。
“我曾经带过一个班，学生考上大学的不多，现在混得特别好的也很少，但他们和我的感情却很好。”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有点困惑地说，反倒是那些成绩好的尖子生“联系不是太多”。在东阳市的一些学校里，记者也经常能听到教师们发出这样的慨叹：“好学生大多没良心，倒是从前经常被批评的学生，却总能不时地来看望老师。”有人甚至将“好学生都是‘白眼狼’”的帖子发到了论坛上。
这个话题也引发了××中学师生的一场热烈讨论。赞同者认为，好学生大多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天赋使然，与学校、教师的帮助关系不大，再加上学习或工作一忙，回母校看老师能省就省了。反对者则表示，回母校看老师并非感恩的惟一方式，只要学生做出成绩，老师知道后都会很开心的，更何况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图回报。
也有老师不以为然。
“好学生都是‘白眼狼’说得有点偏，他就是个例证。”××中学陈教师指着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大男孩吴海峰对记者说。吴海峰是2002年从这个中学毕业的，如今他已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二年级硕士生。每次回老家，吴海峰都要到母校来走走看看，向所有教过和没教过的老师问候一声，今年他也不例外。
“节假日给老师打个电话、发个邮件祝福一下，其实花不了多大功夫。”吴海峰说，第一次听老师当面说“好学生大多没良心”对他触动挺大的，如今他就用自己的言行来反驳这种说法；对他来说，老师不仅是“良师”更是“益友”。据悉，在这所中学，像吴海峰这样和老师特别铁的好学生决不在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