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后的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祖国，但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尊重自己的民族，尊重中国王朝，一方面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相周旋；一方面并没有忘记故土，顽强地保存着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卫拉特兄弟部落及清朝政府之间的联系。迁居异地的土尔扈特人民受到沙俄的不断敲诈和威胁，他们采取灵活的策略同俄国人周旋，并且采取措施与其他卫拉特蒙古部落改善关系。
1640年，在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的号召下，蒙古各部在塔尔巴哈****会，并且邀请远居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参加。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亲自带领自己的两个儿子书库尔岱青、伊勒风尘仆仆地回到祖国，参加了这次重要的盟会。会上通过了加强团结和协调的原则，制订了新的法典——《蒙古卫拉特法典》，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卫拉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流域的发展情况。1643年到1644年期间，和鄂尔勒克又派人参加准噶尔部对哈萨克的战争。1644年，俄国政府派遣克列皮可夫使团去准噶尔部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巴图尔珲台吉识破了俄国的阴谋，明确告诉俄国人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去攻打。和鄂尔勒克和巴图尔珲台吉关系改善之后，两部的往来更加密切。和鄂尔勒克将女儿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为妻，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又娶巴图尔珲台吉女儿为妻，朋楚克之子阿玉奇自幼留在巴图尔珲台吉处抚养，后来策妄阿拉不坦（巴图尔珲台吉之孙）又娶阿玉奇女儿为妻，这种频繁的通婚关系，正是两部亲密关系的写照。
土尔扈特部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不断派人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双方使节往来频繁。早在顺治三年（1646年），当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朝朝贡时，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即跟随固始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顺治七年（1650年），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顺治十二年（1655年），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顺治十四年（1657年），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其中有其儿子多尔济，使臣沙克西布特、达尔汗乌巴什、阿巴赖等向清廷贡驼二百只，携马千匹，请求在归化城（今********）进行贸易，清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清政府还允许他们到青海和西藏“熬茶供佛”。
康熙时期，土尔扈特同清朝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使者是由哈萨克到祖国的新疆，再经准噶尔牧地到达嘉峪关。
准噶尔汗噶尔丹发动分裂祖国的叛乱后，土尔扈特部正值阿玉奇执政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平定准噶尔的叛乱斗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止噶尔丹残余势力返回伊犁，命策妄阿拉不坦在阿尔泰山一带驻防，阿玉奇则率千人积极与策妄阿拉布坦配合，使噶尔丹不敢返回伊犁。
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策妄阿拉不坦又走上了分裂割据的道路。为了胁迫阿玉奇支持他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兼并了阿玉奇儿子散扎布所属的一万五千多人口，又扣留散扎布为人质，但阿玉奇没有被策妄阿拉布坦吓倒，坚决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反对策妄阿拉布坦的分裂行为，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的关系恶化。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劫掠了土尔扈特部派往北京的使团，杀了使团首领额里格克逊，并且不准阿玉奇进藏熬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玉奇的嫂子带着儿子阿拉布珠尔由伏尔加河出发，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经过准噶尔地时，被策妄阿拉不坦所阻，无法返回伏尔加河，便遣使到北京，要求清政府给予安置。清政府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划嘉峪关外色尔腾为其游牧地。由于策妄阿拉不坦的倒行逆施，阻断了土尔扈特部和祖国的通道，也割断了土尔扈特部同清政府的联系。
尽管这样，土尔扈特仍旧设法与清政府取得联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一路上历尽艰辛，历经两年多时间，于1712年春抵达北京。使团的公开使命是商谈阿拉布珠尔返回土尔扈特部的问题，秘密使命是商谈双方如何联合起来对付策妄阿拉布坦，并探求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康熙为了表示对远离祖国、寄居异乡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迅速派内阁侍读图里琛等组成使团，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
图里琛等人组成的使团，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探望土尔扈特部的使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六月，图里琛率领三十四人的使团由北京出发，经过张家口，北上穿过察哈尔蒙古到喀尔喀蒙古，再由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进入西伯利亚，由于俄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使团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一月，才到达俄罗斯与土尔扈特的边界萨拉托夫。当阿玉奇得知祖国使节要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召集部落，修治毡帐，做好一切准备，欢迎祖国的使者。四月十二日，图里琛到达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土尔扈特的台吉、喇嘛率众前来迎接，沿途陈设宴席，使团一行人受到了土尔扈特人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款待。图里琛等人向阿玉奇下达了康熙的谕旨，转达了康熙的问候。阿玉奇对图里琛表达了对俄国侵扰的不满，明确表示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血脉相连，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阿玉奇等人还向图里琛详细地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使团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底回到北京，得到了康熙帝的嘉奖。后来，图里琛用满汉文字写成《异域录》一书，记载了这次出使的具体情况。
阿玉奇逝世后，俄政府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但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联系仍然没有间断。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皇帝又派侍郎托时、副都统满泰等借祝贺新沙皇彼得二世即位之机，前往土尔扈特探望，满泰等人顺利到达土尔扈特。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假道俄罗斯，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三年，回到祖国，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吹札布等人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亲自接见了吹札布等人，赐宴万寿园，之后又派遣官员护送其入藏熬茶礼佛，并亲自赋《宴土尔扈特使臣》诗以记：“乌孙别种限罗刹，假道崎岖岁月余。天阕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次年，吹札布一行返回北京时，乾隆帝再次召见他们，详细询问了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和俄国的关系。吹札布介绍了他们的遭遇和困境，表示在土尔扈特力量不足以对付沙俄的情况下，对沙俄只是暂时依附，并未完全臣服，也不是沙俄的属国。除了清政府的命令外，他们绝不听命于任何人。为了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经由所部纳贡，不必再假道俄国，免去沙俄的阻挠，为此详细标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