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孔子通过本人丰富的教学实践，在学习方式和教育方法上总结了不少经验。比如：“因材施教”，注意学生个性差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教学过程注重启发诱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与思考并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要端正学习态度，不懂不要装懂，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做到“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认为学习本身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反复的过程，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最后才能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有所提高，即所谓“温故而知新”。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确定的教育模式、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史上一直占统治地位。
孟子的性善论
孟轲（约前371—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他虽然有贵族血统，但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孟子自称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私淑弟子。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当时朱杨、墨子的学说则很有市场。孟子曾讲：“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巫民，充塞仁义也。”孟子将自己视为孔学的正宗传人，立志恢复儒学。
孟子十分热衷于政治，自视甚高，曾夸下海山东邹城孟庙口：“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曾以他的仁政学说游说诸侯。但是战国时代，各国都追求富国强兵，没有哪个国君去理会他的“仁义之道”，使他的政治理想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只得像孔子那样退居讲学。
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性善说。孟子的性善说为儒家的仁政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使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得以进一步发展。
关于人性问题，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孔子曾说：“性相近，习相远也”，但对于人性善恶问题却没有加以具体说明。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争夺激烈，向时阶级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深化。这就迫使思想家开始探索人的本质问题。这是人类从对自然的探索进而到对人类自身特点进行研究的尝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时涌现了几种不同的人性论，有人主张性好利说、有人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说，等等。针对这些主张，孟子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性善论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人人都有不忍心伤害别人之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如一个小孩爬到井边，马上就要掉下去。此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小孩身边，这个人会下意识地上前一把抓住小孩。在这一刹那，救孩子的人没有明确动机，救孩子既不是为了结交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到什么名誉，更不是厌恶小孩的惨叫声，而是一种本能行为。这种本能是以“不忍人之心”为根底的，说明人本质上是善的。
孟子说，人性善是人与生俱来的。孟子称它为善端。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而禽兽没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有之”，意思是，人人都有善的萌芽，君子能保持发展它，小人不能保持，就丧失它。人类的基本道德有四种，即“四德”——仁、义、礼、智。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这“四端”与生俱来，就像人生来都有四肢一样，人人都是相同的。有人不能成为善人，不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不是由于人的本质上有差别，只是由于这些人不去努力培养、扩充这些“善端”。他用一个比喻说，山上的树木照它的本性，都能成材，但是临近城市的山经常是光秃秃的，因为经常遭到砍伐，妨碍了树木的正常生长。人性虽然有善端，但也需要不断地培养，否则，天天有斧子砍伐，受坏人教唆，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所以孟子把那些努力磨炼自身道德品格，保住“善性”的人叫“君子”；放任自流，失去“善性”的人叫“小人”。
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的道德论，是抽象的人性论，他的观点在当时就遭到告子的批评。告子主张人们不是生来就具有善性的，所谓善性是后来经过社会环境和教育被塑造而成的。告子还认为人性好像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向哪边引导，它就往哪边流去；又说“食色性也”，人性生来都有饮食和男女的欲望，和动物差不多。告子说这些话的目的，在于批判孟子的所谓先天的道德论，强调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告子在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与孟子的人性论是完全对立的。
告子虽然指出人的道德品质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他过于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人的社会属性，即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而错误地把社会的人降低到自然人的水平，所以才推导出人的本性只是食色的本能要求。孟子在这一点上，指出告子混淆了人和动物的区别，认为人有道德观念，是人同禽兽的一种区别。孟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把人性与道德品质融为一体，提高了人的价值，比“食色性也”这种把人和动物等同的看法又深刻了一步。
孟子所提倡的道德伦理与孔子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孟子的伦理范畴除了仁、义、礼、智四德外，还有忠、信等等。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强调人伦关系都是发自人的本能，孝亲、忠君、敬长等等伦理行为都是发自人的“四端”和内心，不是外力强加给每个人的。就这一点而论，在儒家乃至中国患想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孟子的性善说，把道德伦理说成是自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制，这种学说便于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因此宋朝以后他的性善说几乎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共同尊奉的正统的人性论，孟子的著作被列为封建文人必读的经典，其本人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荀子的自然观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未期赵国人。他曾游学于齐国、秦国和赵国，后到楚国，晚年定居在兰陵直到老死。荀况游遍天下，见多识广，博学善辩，和当时的各家学说都有关系，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总结者，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荀况虽以儒家自居，推崇孔子，但他对孔子学说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否定其中的天命神学思想。荀子针对“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做出安排，从而把统治阶级的意志说成是合乎天意的这种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命题。荀况所处的正是割据局面即将结束、全国统一的政权即将形成的时代，他的哲学思想反映了这一时代潮流。荀子的自然观主要表现为：
一、天道自然
荀况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他提出自然界的起源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说明自然界不是神造的，而是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生成变化没有意志和目的。“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荀况认为“天”就是星辰、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变化的现象，“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神”在荀子的思想里没有孔子和墨子所说的鬼和神的意思，而是自然界的一种功能，荀子称之为“天职”或“天功”。荀子讲的天没有什么神秘的意义。荀子的天道观在中国认识史上，第一次冲破了在战国以前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的堤坝，抹掉了“神”和“天”的神秘主义色彩，给予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敬畏的“天”以唯物主义的解释。
二、“天行有常”
荀子说：“天有常道，地有常数”，所谓“常道”、“常数”，都是指自然界固有的法则和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就是说，自然界是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的，它不以社会上政治的好坏而发生变化。自然界发生的一些怪异现象，如星坠、日蚀、月蚀等，经常被宗教家和统治者用作宣传迷信思想的借口。但荀子认为，自然界的怪异现象都是天地、阴阳矛盾运动的结果，有些现象，如星坠是自然界少见的，而日蚀、月蚀则是自然界所常见，与人事活助、政治上的治乱吉凶没有关系。如果政治清明，这些怪异现象即使一齐出现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政治黑暗，即使怪异现象一样不发生，对人类社会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荀子认为可怕的并不是自然的怪异现象，可怕的倒是“人袄”，也就是说对社会能造成巨大危害的是人祸，自然的力量可以造成天灾，但不能祸国殃民。像农业生产的破坏、政治的昏暗、伦常秩序的混乱，都是“人袄”。荀子用客观规律来解释自然现象，否定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荀子从客观规律出发，反对用祭祀来求雨解旱，反对用占卜来决定人事。他认为举行这些宗教迷信活动，只不过是文饰政事的手段，是尽“人道”而非“鬼事”。这是对宗教和祭祀所做的一种比较科学的解释。
三、“天人相分”
天是什么？天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荀子从承认客观规律性出发，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的职分和规律。他指出天道不能干预人事，也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强调“治乱非天也”。认为人事吉凶和社会治乱的根源只能从它们自身去寻找。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只要努力生产而又生活节俭，天就不能使人贫苦。相反，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生产荒废而又奢侈，天也不能使他富裕。这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唯心主义天命观的有力批判。荀子还进一步指出了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认为产生万物和人类的是自然之天，而治理万物和人类的则是有为之人。在谁产生谁的问题上，强调天之能；在谁主宰谁的问题上，强调人之能。这种“明于天人之分”，是人类对天人关系认识的一次飞跃。
四、人定胜天
荀子虽然承认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他又指出，人类对自然界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改变自然，为人类造福。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用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它，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荀子的这种敢于“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正是战国时代新生社会力量朝气蓬勃，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
老子的辩证法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证。根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春秋时代楚国人，名耳，字聃，姓老氏李。曾当过周王朝的史官，孔子三十四岁时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古代礼仪的问题。
老子所以被称为老子，并不是“生而皓首，故称老子”；也不是以其年老，其书就被称为《老子》。所谓“老子”之称，老是指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普通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而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领地为氏，以官职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是大官，但根据他的文化程度，肯定是源出于贵族，故有氏有姓。李是他的氏，老是他的姓。所以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
老子晚年，看到周王朝日趋没落，于是回到故乡楚国苦县过着隐居生活，著书立说，“言道德之意”，这就是今天流行的《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经》。
《老子》分为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本书是用韵文写的哲理诗，没有章法和结构组织。其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是后人妄加妄改的，所以《老子》可能是道家后学根据老子的思想言论记述而成的，成书约在战国初期。《老子》一书在汉代以后被称为《道德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老子》甲乙两种写本，都不分章，是目前所见的最古的本子。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由于春秋末期社会剧变，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荣辱，都有了极大的变化，恰似自然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作为史官的老子，看到不少“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象。又从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中认识到，自然也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停地运动的。世界的总根源，“道”就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贻”的。而从“道”产生的天地万物也就是在不断地变化。《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深刻反映。
老子像一、“有无相生，难以相成”
《老子》认为，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不是孤立的，如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正奇、与夺、曲全、枉直、利害、盈虚、刚柔、强弱、祸福、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老子》书中正是从对这些对立统一性概念的表述，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这种矛盾统一观念的提出，是当时人类认识世界深化的表现。
《老子》不但看到矛盾，也看到了事物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动的，而是双方处在对立统一之中。因此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里认为，当人们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就知道什么是恶了。所以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这是世界上永恒不变的道理。《老子》在解释“难易相成”时又说：“多易必多难”，这是说，做事情图容易，势必遭到困难。这就是把“难”与“易”看成是统一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老子》书中对这些矛盾对立又相互统一概念的广泛论述，反映了其辩证法思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二、“反者道之动”
《老子》不仅看到了万事万物存在着矛盾，也看到了任何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并深刻地表达了“反者道之动”这一矛盾运动的普遍法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有一定深度地看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向它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其中包含了否定是辩证法发展的必经环节的思想，认为事物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即自我否定，是合乎规律的运动。
同时，《老子》在论述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过程中，看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难与易，大和细，是质的不同，但从一点一滴的细小努力做起，即可克服困难，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老子对于一定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性质的变化的深刻认识。老子看到了事物的量变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质变，会自我否定，这是《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之处。
三、贵柔守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