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民族的图腾
中华民族的文化，始于漫长的原始社会。在那个距今已经几千年的远古时代，人们究竟想什么、怎么想，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给后人留下文字的记载。今天，我们只能从地下出土的遗物、遗迹，结合神话传说去考察、推测和猜想。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生产能力极端低下，人们的实际知识还处在萌芽状态，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玄妙的、神秘的世界。这不能不使他们感觉到：有某些比他们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会突然给他们带来狂风暴雨、饥饿、寒冷和疾病；或者相反地，也会给他们带来和风细雨、温暖和食物。他们在这些强大力量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于是感到恐惧、惊慌和缺乏信心。原始人虽然没有征服自然力量的能力，但却努力用他们的想象力来解释这些自然力量，因此就把人的意识、意志、祈求和愿望赋予他们周围的整个世界，使一切比人更强有力的东西都被赋予超自然的特性。于是，动物、日月、电闪雷鸣、刮风下雨等等，便都被人格化了，成为有生命的东西。
在我国丰富的神话传说里，为人们描述出许多光怪陆离的图画。如：全身鳞甲吃生鸟的动物画像；手拿弓箭射蛇、长着长臂的鱼、豹尾虎牙的人体画像；描绘成龙身、蛇身、牛头虎鼻、牛头龙身的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等人的画像。在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而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又极其简单粗糙。这样，他们便幻想拥有一些动物身上所具有的适应能力、超强的体力和攻击力，以提高他们的狩猎机会和效率，既可以更好地抵抗来自自然界的侵害，又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
这些人兽混同的神话画像，表达了原始人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的愿望。他们往往把自然力拟人化，使其成为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异己的自然力，就是自然崇拜。起初人们想：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本身是具有超自然力特性的；后来又幻想到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意识。据《左传》记载，在春秋时代人们还认为山川、日月之神，分别具有主宰“水旱疠疫”和“雪霜风雨”的权力。这种传统的认识，正是原始人自然崇拜的遗存。
在原始社会出现氏族和部落之后，人类的自然崇拜以图腾的形式出现。由于氏族社会还没有形成家庭，其全体成员都具有血缘关系。人们的生活既受自然界的支配，又完全依赖于自然界。而人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就是狩猎和采集，因此每一氏族都从某种动植物推导出自己的宗谱，并以此作为本氏族的标志，这就是图腾。氏族的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和氏族的图腾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或是祈求保护，或是祈求获得更多的食物。其实质，体现了原始人对自然的屈服与依赖。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被称为图腾崇拜。在我国远古时候，传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说的就是当时一些主要部落集团的图腾情况。
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万物有灵论逐渐演化为多神论。于是又出现了对氏族或部落的共同祖先的崇拜，使同一部落的人相信他们彼此都具有血缘亲属，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原始人精神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依照原始人的想法，祖先的神灵支配着活人的生活，因此活人应该祭祀死者，祈求死者的保护。由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往往在生产和生活上有重大贡献，是征服自然的英雄，于是就产生了关于他们的各种传说，把他们说成体格魁梧和力气非凡的超人，从而被赋予神的特征。
人类由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转变，反映了人类不再愿意完全屈服于自然。那些丰富的神话，如盘古手执双斧开天辟地，还有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等，都是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中，人们幻想借助祖先的神力来增加力量，从而表现为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倾向和要求，反映了中华先民“不畏于天”，勇于征服自然的精神。
原始社会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的异己力量，然而却存在着强大的自然力压迫人类的异己力量，这样就迫使人们幻想以具有超自然力的祖先去对付自然，并通过崇拜祖先神灵的行为，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也是为了求得充足的食物，免除病痛恶疾，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获胜。原始社会中的部族之争不是源于双方之间的社会矛盾，而是由于人们受自然压迫所引起的。发生武力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争夺采集和狩猎区域。原始的祖先崇拜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对自然力的直接崇拜，特别是这种偶像崇拜为向一神教的过渡提供了方便。但原始人的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并没有摆脱自然崇拜的重要特征，因为他们所制造出的祖先形象，基本上是对自然物的加工，祖先的神力也是通过自然力来表现的，如有翅膀的、三头六臂的偶像就是这样的。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作为原始人自发的思想萌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等诸关系，在幼稚意识中的颠倒反映，同时，这种思想的萌芽也是为部落的集体生产生活服务的。因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
人们共同崇拜祖先，正是他们维系这种集体生产生活的思想基础。
周易
“周易”简称“易”，是我国商周时代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工具。“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社会变化，认为乾坤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天下万物的根源，所谓“刚柔相济，变在其中”。易有变易（穷究事物变化）、简易（指简驭繁）、不易（永恒不变）三义，相传为周代人所作，故名。
“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记载的是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关于这些符号的来源和意义，我国学者猜想可能是早期人类社会结绳时代结绳符号的变相。当真正文字产生后，最初的这些结绳符号就变成了宗教文字，于是这些奇特的符号就成了用来占卜吉凶的神秘象征。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被确定后，巫师们又造出解释符号的文字，就是“卦辞”和“爻辞”。当时的人们相信六十四卦包括天事、人事的全部，所以由卦中可以找到万事的吉凶祸福。“卦辞”和“爻辞”是解释这些吉凶祸福的词句。
“卦辞”和“爻辞”文字古奥难懂，恐怕在西周后期很多词句已经难以解释。于是当时巫师中的哲人就又作出《传》来解释“卦辞”和“爻辞”。《传》一方面把“卦辞”和“爻辞”解释得使当时的人易于理解，另一方面又借题发挥以阐发他们自己的新思想。西周末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过渡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时期思想方面也不会毫无变化，《传》正是这种新思潮下的产物。
《传》的中心思想是“乾坤哲学”。在当初的六十四卦中，乾坤就是具体的天地，只是六十四卦中的两卦，除居首位和代表对象的体积较大外，并不比其他六十四卦特别重要。但是到了《传》中，则情形大变。乾坤已不再是指具体的天地，而是成为产生天地万物的两种基本原理。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二元论。
乾元是天的原理，是动的原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资始”。坤元是地的原理，是静的原理，是万物所自生，“万物资生”。
乾坤二元是宇宙的基础。“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天地养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革而四时成”。总之，乾坤二元包括宇宙间一切现象与事物。二元相对而不相抗，相感化而产生宇宙万象。乾坤二元若不合作，则宇宙万物万有皆将停滞。
乾坤二元之理不只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也是乾坤所生。同样逃不出乾坤的范围。所以宇宙的理就是人世的理；人君明天理而小心遵循，则万事亨通；不然则必遭灾祸。人君治理国家，必须明白此理。“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上强调了人君顺天理以治人世的道理。
《传》表达了纯粹的政治思想，向人君讲述治国之道，应以乾坤为根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人君以乾坤之理治国，第一必须自强不息，第二必须修德积德。那么人君应如何修德，“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德”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人君有德，天下必然大治。
《周书》是《尚书》的主成部分，是周代的大事记录，是半历史半哲学的著作。《周书》中大部分篇章都富有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周书》的基本原理是天人合一思想。上帝为天下主宰，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替天行道，治理天下。为人君者如果不积德行善，就会断天命而失天下。夏、商的兴亡与商、周的交替无不是出于这个道理。
《周书》中的《洪范》是一篇系统的、极富哲理的政治著作，是集远古政治思想之大成的杰作。它告诫统治者：人君欲治理天下，永保天命，就必须采用天赐神启的宝典《洪范》。
《洪范》记载了九种大事，也就是根据天人关系治理天下所必需的“洪范九畴”：
一、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是天给人类创造出来的五种原料，代表天道和物质世界。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都是由这五种原料产生出来的。人君必须明白五行的道理，善于运用五行以治天下。五行为人世所必需的五材，“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所以人君必须知道如何支配五行。
二、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这是人君的五种行为，代表人道和伦理世界。根据“天人相感”原理，“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事”，这样就把天道和物质世界，与人道和伦理世界结合起来，从而为人君统治天下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人君行“五事”，治理天下，就是替天行道。同时也要求人君行“五事”时，要表现为恭、从、明、聪、睿，这是人君所以为人君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准则。
三、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这是人君行人事（五事）、理天道（五行）时，所应做的八种国家大事，代表天人（物质与伦理）合一的王道。这八政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三政。“食”指农业，“货”指工商业，“祀”指宗教活动。“祀”是一种向上天祈求“食”和“货”。或向上天表示感谢时所必需的礼节。这三政可以说是国家的根本大事，是人君下对民上对天所必须履行的责任。食与货是国家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或经济条件，祀是国家所必须的精神条件或宗教条件。
第二类是三官。这是三政之外，掌管国家内务的行政官属。司空专管一切公共事业，如工程建筑、开河治水之类。司徒总管民政教育之类。司寇专司刑事。人君必须监督这三官的职务履行。
第三类是国家不可避免的两种对外事务。“宾”指接待使节、派人出使的事务，是国家和平时的外交关系。“师”指行军征伐，是国家战争时的对外关系。
四、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数。这是五种普通的天象，可以用来观测八政是否完全实行。八政若行，则五纪皆不出常轨；不然，则天象必乱。
五、皇极。即指“天”是统制一切的，“天”为保护下民，便派遣其儿子作代表来进行统治，皇极就是上天授予天子之王权。所以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王行八政正是依靠上天所赐的皇极。
六、三德。即正直、刚克、柔克。这是人君依据天人合一原理，在进行统治时所使用的三种政术。天下太平，人君则采用平和的“正直”手段。天下变乱，人君则采用果断的“刚克”手段。天下乱而复治，人君则采用怀柔的“柔克”手段。
七、稽疑。即卜、筮。天子治国，常常遇见疑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天子就用卜、筮二法，去敬问和体会上天的意志以助其解决疑难。
八、庶征。即雨、晴、热、寒、风、时。这是自然界反映王道是否得行的最后征兆。五纪只代表一般的天象，只能指示王道行否的大体。而王道各部完全畅通与否，还需详细观察四时之变化，观测气候之邪正，然后方能决定。若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能按常轨进行，那就是王道亨通的征兆。反之，那就证明王道未行，天子就必须努力修德积德。
九、五福六极。这是人世间反映王道行否的最后征兆。王道若行，天必降“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以表酬报。王道若不行，天必降“六极”，即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以示惩罚。假如天降六极，天子仍不知悔改，上天就会夺回皇极而另命他人为天子。
总而言之，《洪范》以及《周书》各篇的思想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它告诫统治者，若要治理好人事，必须先明天事，先明一切自然之理。人事若治，则天事必行，自然规律不可失常轨。国家若风调雨顺、政治清明，说明天子之人事行，则可得到上天保佑而长保天命。反之，则受灾祸，甚至失天命而丧天下。
周公与“天命”
周公是周初的大政治家、思想家，被后世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为周公。周公曾辅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
周公像周王朝取代商王朝后，周的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强大的商王朝是怎么覆灭的。他们从维护周王朝的长久统治着想，感到必须要加强思想和政治统治。一方面加强“天命”的宣传，当时人们依然认为“天”具有强大的威力，有意志，能对人进行赏罚。另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人的作用，统治者感到专门依靠敬神敬天，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要依靠“治民”和“保民”。基于这一认识，周公创立了“敬天保民”这种以宗教、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其理论多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周公认为，夏商的灭亡，周朝的兴起，都是“天命”；“天命”既是无常的，也是不差的。夏商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只知信奉上天，不讲“德治”，因而丧失了“天命”；而周所以兴起，是因为文王能够“明德保民”，因而受到上天授命于周，令周代商，统治天下。于是周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宗教政治思想。
“祈天永命”。祈求上天永保王命，这本是神权政治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但是，敬神祈天的夏、商王朝的统治寿命为什么不能长期延续下去呢？历史是一面镜子，周公从商亡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天命靡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就是说。“天命”不是永恒的，“天”所见来自民众所见，“天”所听来自民众所听；不要把水当做镜子，而应当以民为镜子。周公看到，“天命”是由民心决定的，“天命靡常”乃是由于“民心无常”。周朝的政治“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