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这个宏伟的“石雕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兴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我们应该永远珍惜它、爱护它。
龙门石窟
在我国绚丽多姿的文化宝库中，石窟雕像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之中龙门石窟以它年代之久远、蕴含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堪为众窟之冠。在这里有距今1600余年北魏时期的摩崖雕像，有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诗章、墨宝，有风格各异的洞窟寺庙，有散布于沟崖山壁的佛龛、题刻。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我们探寻佛教在我国发展的足迹，研究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形象生动的资料。龙门石窟这个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是我国文明历史的写照，是寻古探幽的良师，是一部厚重无价的史卷。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透过岁月的隔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记载龙门石窟所走过的沧桑岁月的画卷。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距市区12公里。乘车出洛阳老城向正南行驶，一条笔直的大道一直通到龙门。这里两山夹一水，东边的山叫香山，西边的山就叫龙门山，中间的水叫伊水。由于这里东西两山陡然对峙，确实叫人感到是一道“门”。不过，龙门这个名称是隋唐以后才广泛使用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做“阙塞”。“阙”的意思是障壁中间开口处，即宫门。“塞”有防塞和堡垒两种意思。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洛阳城南面的要塞。由于河的名称叫伊水，所以这里又有“伊阙”之称，意思说伊水为两侧的高山所夹，像是一道狭门。
隋唐以后，这里则通称龙门了。据说，此处通称龙门，与隋炀帝对此处地形的感叹有关。史载，“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在隋朝以前，洛阳曾经做过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个王朝的都城。隋炀帝在此所说的“自古何不建都于此？”是指为何不对着龙门口而建都城。后来，隋炀帝果然把东都建在了这里。从隋炀帝的感叹中，我们能够看出龙门这一带地理龙门石窟外景位置的重要。也正是因为隋炀帝有如此感叹，“龙门”这一称呼才取代“阙塞”、“伊阙”，成了此地的通称。石窟便是在伊水两岸的香山和龙门山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开凿的。
龙门石窟如同无数个蜂窝，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伊水两岸绵延1公里长的山岩上。据统计，龙门石窟共有2100个，佛像10万余尊，碑文题记2870块，石雕佛塔40余座。龙门石窟前后共营造了1000余年。其中集中营造时间为150余年，亦即北魏进行的第一次营建高潮，历时40余年，和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在位时期进行的第二次营建高潮，历时110余年。1000余年的营造史俨然就是一段雕塑艺术的发展史。
北魏开凿的石窟全部集中在龙门山，古阳洞、宾阳洞、石窟寺、莲花洞是魏窟的代表作。古阳洞是支持孝文帝迁都的王公贵族和高级将领为孝文帝雕造的，洞高11米，宽6．85米，深14．5米。早期的造像都在上部，较晚的在下部。后壁是高大的一佛二菩萨像，左右壁为趺坐释迦世尊像和弥勒佛像。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营建的，共三洞，其中中洞最为富丽堂皇。宾阳洞洞口的两旁有两个金刚力士，后壁主像为释迦牟尼佛。在前壁入口的两侧原来有浮雕三层，上层为文殊问疾，中层为摩诃萨埵太子及须大拏太子本生故事，下层是有名的“帝后礼佛图”，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为中心，组成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列。这两幅雕刻生动的作品，1934年均被外国不法商人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岳彬盗走，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艺术博物馆。石窟寺位于西山南部，为北魏孝明帝时营造。窟内雕刻丰富，正龛两侧有菩提树，转角处雕供养人，在南北两壁的下部各雕有礼佛图一幅。莲花洞是北魏晚期开凿的。因窟顶雕有一朵大莲花而得名。窟内龛额构图精美，有尖拱、眉拱和屋檐拱等式样，装饰花纹精雕细刻，富于变化。
唐代是龙门开窟造像的第二个高潮，也是龙门石窟在规模上和艺术成就上的鼎盛期。唐高祖武德年间，造像甚少。而太宗贞观年间和高宗永徽年间的造像数量却相当多。如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泰才继续营造了北魏始凿的宾阳南洞，永徽年间及稍后一些时候，又续凿了北洞和始凿潜溪寺。高宗永隆元年（680）还完成了万佛洞的开凿。武则天立为皇后至武周时期，龙门开窟造像的热潮达到顶峰，营建的大、中型窟龛较多，其中以奉先寺最具代表性。唐中叶以后。开窟造像的规模和数量却日渐式微。
奉先者，“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即奉祀祖先之意。这里因宋时加盖了9间木构保护性屋檐建筑，因此，又俗称“九间房”。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其瑰丽磅礴之势，令人惊奇赞叹。关于奉先寺的营造时间，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这样写道：“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毕功。”参照宾阳洞营建的速度推测，奉先寺大概开凿于永徽年间，前后用了近20年时间。奉先寺造像布局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另外还有两个供养人。主佛的梵名是“卢舍那”。卢舍那即所谓报复佛，译名“净满”，“以诸恶都尽故云净，众德悉备故云满”。卢舍那坐佛总高度达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是龙门石窟中最高最大的佛像。该像螺形发髻，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面庞清秀丰满，寓微笑于唇间，蓄爱抚于目光，温雅敦厚，贤惠聪颖，表情庄严、温和、睿智、慈慧。卢舍那佛两侧侍立的二弟子，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形象。迦叶，虽已风化崩圮，但从仅剩下的头像局部来看，俨然是一位严谨持重、饱经风霜的老僧。而阿难则文静温顺，衣着朴实，宛如一位虔诚的小和尚。两侧侍立的菩萨，皆头戴宝冠，身挂璎珞，肩搭帔帛，下衣长裙；薄衣贴体，衣裙飘洒，有出水之势，实乃雍容华贵的贵族妇女形象。南北两壁还各雕一天王、一力士。北壁天王盔甲严整，足蹬战靴，下踏夜叉，左手撑腰，右手托塔，面相威武，气势逼人。同侧力士则赤膊袒胸，蹙眉怒目，筋肌突起，咄咄逼人，如闻其声。南壁天王虽遭严重自然风化圮毁。但其足下的夜叉很有特点。侍立在两侧梳双髻，着长裙，穿云头履的供养人。虽也略有残损，但两个妙龄侍女的身分依稀可辨。
龙门石窟1000余年的营造史俨然就是一段雕塑艺术的发展史。首先，在刀法上，龙门石窟石像的雕塑经历了一个从平直刀法向圆刀雕刻的演变过程。云冈石窟的石像，多是雕工们采用平直刀法雕刻而成的。这种方法，概括洗练，但形体衣褶棱角生硬，似乎与人世还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龙门石窟营造的前期，仍然保持着这种手法。但后期则不同了，在后期，雕刻的手法已由平直刀法演化为圆刀刀法。圆刀雕刻使形象本身和衣褶的生硬棱角转折消失。这就给人以亲切的世俗化之感，似乎与人间的鸿沟已经缩小。其次，在造像风格上，龙门石窟完成了从粗放洗练向入微写实艺术境界的过渡。云冈石窟，以至龙门石窟早期石像的雕刻，多带有奔放粗犷、大体大面、概括洗练的风格。有人分析这或许是鲜卑少数民族本身固有特点的反映。但后期，造像风格有了变化。粗放洗练的风格逐渐为精细入微、一丝不苟、趋向写实的风格所代替。例如，宾阳中洞的佛、菩萨造像就体现了这个风格特点。用这个风格雕塑的中央坐佛，神态自然生动，流露着神秘的浅笑，于严肃中表现出和蔼慈祥的神态。特别是两只手的雕刻，令人感到与真手一样，使坚硬的顽石变成了活的肌肉。这一变化可以看做是北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并有意接受汉民族艺术传统的结果。再次，在总体构思上，龙门石窟存在着一个由想象走向表现生活的发展轨迹。石窟是佛教地庙的一种形式，所以石窟石像的组合自然要反映天国境界，具有一种想象的神秘色彩，早期的石窟构思即反映了这一特点。后期，特别是唐朝的石窟构思就变得与现实生活接近了。比如奉先寺卢舍那佛实际是武则天的化身，弟子阿难、菩萨、天王、力士等等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就是说，表面上它也仍然是天国世界，但实际上却是现实的反映。龙门石窟的这些艺术成就，使其成为典型的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并影响到了周围的石窟营造，甚至波及到边远地区，成为中国石窟寺网的中心点。诸如巩县石窟寺、浚县千佛洞和摩崖大弥勒佛、新安鸿庆寺、陕县温塘石窟、伊川石佛寺以及偃师水泉石窟等，都是受龙门石窟雕塑艺术直接影响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龙门母窟的子窟。
龙门石窟不仅有大量雕塑精美的石像，还有大量的记述修建石窟和雕琢佛像时间及缘由的碑碣石铭。据统计，龙门造像题记和其他碑碣约3600多块。这当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书法珍品，特别是北魏时期的碑碣石铭。它们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魏碑体。所谓魏碑体就是一种以楷书为主，而用笔又稍带隶书意味的书体，它是在融汇了汉楷和晋隶两种书体风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龙门石窟所形成的魏碑体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即古阳洞和老龙窝崖壁上的20块造像题记（其中19块在古阳洞）。“龙门二十品”的字均为方笔书写，字的转折、撇、捺都见棱见角，字形朴拙，结构紧密，极其硬挺有力。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虽说不像南朝楷书那样代表了书体发展的方向，但它也毕竟顺应了北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较缓慢地在隶书特别是晋隶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并且相当成熟的魏碑体。
龙门石窟是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营造艺术，虽然是源自印度，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印度石窟寺艺术的模仿或翻版，而是融汇中外雕塑艺术、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再创造。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善于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从而不断地创造、发展民族新文化、新艺术的优良传统。
麦积山石窟
佛教东汉初年由印度传入我国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对佛教更加推崇和宣扬，在其统治的地区内对佛教的迷信，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石窟寺，也随之兴起并风靡一时。建寺立塔，开窟造像，蔚然成风。朝廷上下，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我国的名胜之地，悬崖峭壁之上，开窟造像。历经千年沧桑风雨，叠凿修善，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名扬四海的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以及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光彩夺目、垂照青史，在我国的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艺术宝库。其中，麦积山石窟，是我国继敦煌的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之后，又一历史悠久、规模宏伟的古代“塑像宝库”，是世界上现存的不可多得的一座立体雕塑馆，也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和佛教艺术发展的珍贵资料。
麦积山，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中的一座孤峰。五代人撰写的《玉堂闲话·麦积山》中说：“麦积山者，北跨清渭（清渭指清河和渭河），南渐两当（两当：地名，即今两当县）。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丈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这一带的山峰远远望去，非常像农家丰收以后，在场院上堆起的麦垛子的形状，当地劳动人民，为了企盼丰收。能够年年岁岁都有像这些山峰般的农作物，久而久之“麦积山”就变成了这些山峰的固定名称了。
麦积山深居大陆腹地，距海洋较远，但正处在东亚大陆季风区内，受暖湿的夏季风影响，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化大；夏季无酷热，降水多而集中；秋季降温快，阴雨天气多；冬季雨雪少，寒冷时间短。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之大地的风雨沧桑变化，从而形成了山峦叠嶂，林壑幽深，松桧阴森，烟雾团绕，瀑布悬流，溪水潺潺，百花斗艳，鸟语花香的自然美景，现已被列为甘肃省境内的重要风景区。
麦积山石窟在天水县麦积山乡南侧，由天水市东门过罗玉河、五里铺、三十里铺、花牛寨、马跑泉，然后由马跑泉入山，沿永川河南行，经崖湾、白石峪等村落到甘泉。甘泉为天水到麦积山的第一大镇，镇上店铺林立，人集如云，永川河即在镇东缓缓流过。由甘泉启程，经元店，入大峡门，过贾家河，入山路。山路尽头即是瑞应寺。这就是麦积山石窟所在地。
麦积山高约140余米，石窟即凿于崖壁之上。远远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凭崖而凿的一组雕刻造像，中间一坐佛，高达15米，左右两尊菩萨侍立，迎送来往游客。行至山前，抬头仰望，只见窟龛密如蜂房。依窟建檐，层层相叠。栈道云梯修建于悬崖之间，浅龛深窟开凿于峭壁之上，建筑高超雄伟，工程奇险浩大。麦积山石窟，原是一个完整的山体，唐开元年间（734），由于秦州（今天水地区）大地震，使崖面中间部分窟群崩塌，整个窟群遂分为东、西两崖。东崖以涅窟、干佛廊、散花楼、上七佛阁、中七佛阁和牛儿堂等最为重要，规模宏大；西崖共140窟，最重要的三大窟中以万佛堂最大，天堂洞次之，一二七号窟最小，皆开凿于6世纪。
据有关学者研究，麦积山开窟造像始于后秦皇帝姚兴在位期间（约384），大兴于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后又有发展。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再修崖阁，重兴寺院。北周武帝保定、天和年间（561～572），秦州大督都李允信为亡父造七佛阁，为我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隋文帝时期于七佛阁下泥塑高达15米的摩崖大佛三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仁寿元年，文帝亲诏在麦积山建塔“敕葬神尼舍利”。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开凿修建，遂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现存实物中以北魏、西魏、北周和隋代的窟龛数目和造像最多，其中北魏应为麦积山石窟开窟造像的最高峰，现存窟龛80余个，几乎占全部窟龛总数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