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时，玉玺属魏，三国一统，玉玺归晋。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朝代更迭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传国玉玺”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玉玺归前赵刘聪。东晋咸和四年（329），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玉玺；后赵大将冉闵杀石鉴自立，复夺玉玺。此阶段还出现了几方“私刻”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印、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经寺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此下落不明。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1096），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宫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明弘治十三年（1500），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但清初故宫藏玉玺三十九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做赝品，可见传国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据说真正的传国玺是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漠北了。真正的传国玺是否和氏璧所为？又流向哪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明清两朝人士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已经与以往时代有所不同。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传国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清高宗御制《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
璧本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为六器与六瑞之首。形制为圆形中心有孔的片状玉器。作为重要的礼器，璧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象征着昊天上帝、君主政权，以及吉兆和吉祥。楚文王将和氏玉以璧命名，足见和氏玉的名贵，后世关于将其制成传国玉玺的传说，终使其名至实归。
原始人的图腾——龙
龙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图腾，是祥瑞，也是民族精神。龙最早在《山海经》中有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东方勾芒，身鸟人面，乘两龙”，“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
中国，是龙的故乡。查海遗址出土的龙形石堆和龙纹陶片，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龙”。龙全长19．7米，宽近2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龙形象。从形象上和鳞状的纹饰上，都比较接近后世的龙的形象。
1987年7、8月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的一座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蚌塑龙形，龙形造型大，形象逼真。该墓墓主居中，骨架右侧就是那条沉睡了六七千年的龙，其形呈卷曲奔驰状；骨架左侧为一只快步行走的虎。龙前虎后，气度不凡，可以想象出主人在世时的威仪。龙虎形体由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蚌壳砌塑而成，龙身长2．5米，周身龙鳞结络。龙头、龙尾、龙眼、龙角、龙爪根据蚌壳凸凹对比的特点，经过精心组合，巧妙地刻画出龙的威风八面、目光凛凛的神态。展现了古代艺术的精华。
此外，绘刻在器物上的龙形很多，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等。距今约五千年前的红山牛河梁女神庙还出土过一对玉龙。这些遗存，勾勒出龙的最初影像。
龙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从后来可考的材料看，龙的形象确实是经过不断发展演变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战争和联合，信奉龙图腾的民族逐渐成为领导，龙的图腾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信奉的旗帜。其他民族原来信奉的图腾的形象逐渐被吸收、被充实到龙的形象中去，因此龙的特征愈来愈多，形象日益复杂和威武。龙的形象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构成的多元性。龙是各部落原始图腾的混合物。最初形象各异，昭示着最初氏族文化的差异。最终汇成今天所知道的龙的形象：角似鹿，头似马，项尾似蛇，腹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腿似兽的完整形象。
龙是原始人的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虚幻生物。史载，华夏始祖黄帝通过和平谈判组建了庞大的氏族联盟。当时每个部族都有自己崇拜的神兽。黄帝就为所有部落创建了一个新的民族图腾，这个图腾具有所有部落神兽的一部分特征，这就是龙的图腾。它的形状。是许多民族图腾形状的集合体。它显示了远古时代，中华大地的不同氏族，在不断联合、兼并、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龙的形象。
前人把龙分成四种：有鳞者称蛟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者称虬龙，无角者称螭龙，体小者名蛟，体大者称龙。传说龙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说文解字》就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这样一来让人越发感到龙的神秘。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龙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的主宰（龙王），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青脸红须为东，白发须为西，橘黄发须是南，黑发须者为北。
龙与凤凰、麒麟、龟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yà yǔ）、居、貔、狻猊（suān ní）。”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龙有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一直没有说法，直到明朝才出现了各种说法。明代一些学者对诸位龙子的情况均有记载，但不统一。
《中国吉祥图说》记：
老大囚牛，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老二睚眦（yá 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老三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四子蒲牢，受击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五子狻猊，形如狮，喜烟好坐，倚立于香炉足上，随之吞烟吐雾；
六子霸下（也有另一种名字，方框内的看成一个字，“虫八”“虫夏”），又名赑屃（bìxì），似龟有齿，喜欢负重，碑下龟是也；七子狴犴（biàn），形似虎好讼，狱门或官衙正堂两侧有其像；
八子负屃（fùxì），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老九螭吻（chí wēn），又名鸱尾或鸱（chí）吻，口润嗓粗而好吞，遂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
龙从它诞生以后，便逐步遍布中国古今社会生活、百姓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尊崇和喜爱的艺术形象，从日常生活的陶器、青铜器、瓷器、绘画、玉器到象征皇权统治的皇家玺印，处处留有其灵动的身影。
铜车马仪仗
《铜车马》铜制，高104．2厘米，全长328．4厘米，马高92厘米，总重约1200公斤，创作于秦朝，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通往地宫的甬道中。
这是1980年冬天在秦始皇陵西侧地下约七米处挖掘出土的两辆大型铜车马之一。这两件作品都为单辕，四马，单御者编制，尺寸约为车马实际大小的二分之一。一号车为伞盖，驭手呈站立姿势，其伞盖为圆型，车厢为方型，取天圆地方之意；二号车为篷盖，驭手作跪姿。这里介绍的是已经修复的二号车。
这件作品中，车马结构完整，挽具齐全，装饰物和一些小型构件由金银制成，显得异常富丽堂皇。铜车结构十分精密，镂雕成菱形花纹格的车窗启闭自如，金属鞍辔上雕有精美的花纹装饰，辔绳婉转灵活。整个车通体彩绘，工艺精湛，气魄恢宏。车上的驭手神情专著，显得老成持重。他戴冠佩剑，衣纹稠叠，十分富有质感。面部被敷以白色，但唇与双颊是粉红的，白色的领子上还绘有朱红色的菱形花纹。四匹铜马都被处理成白色，装饰有大量金银构件，造型基本相同，又在统一中进行了变化。
这件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反映出秦代工艺制作的高超水平。同时，它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遥想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必是车马仪仗浩浩荡荡，一派气吞山河之势。1980年，在秦始皇帝陵车马坑出土的两辆大车马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光景。“四马驾一车”，应该是他乘的车吧？
关于皇帝自古是“天子驾四”还是“天子驾六”，这已经是学术界纷争了两千来年的一桩悬案，但秦始皇帝陵车马坑出土的两辆大车马确实是“四马驾一车”。
2002年10月，“天子驾六”终于在洛阳周王陵遗址出土，是否就能破解“天子驾四”还是“天子驾六”之谜呢？
“天子驾六”车马坑南北长42．6米、东西宽7．4米，葬车二十六辆、马六十八匹、犬七只、人一位，车子呈纵向东西两列摆放，头南尾北，其中驾马六匹者一辆、驾马四匹者八辆、驾马两匹者十五辆。西列车队从北往南数第二辆车子的车辕两侧共置六马——东侧三匹侧卧向东，西侧三匹侧卧向西，排列整齐有序，清晰地表示着这六匹马和这辆车组成六马驾一车的关系。天子之居东周王城内的六马驾一车遗存无疑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天子驾六马”的考古遗存。
“天子驾六”车马坑阵容显赫、规模宏大，考古专家认为该车马坑不仅为目前全国仅见的两座东周时期的大型车马坑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的发现解决了自汉代以来夏商周三代“天子驾六马”与“天子驾四马”的争论（至少在东周时期“天子驾六马”是存在的），让我们找到了东周王陵的遗址——在“天子驾六”车马坑周边四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共发现或钻探到东周时期的陪葬车马坑或马坑三十多处、墓葬七百多座——而确认这些墓葬是周王室家族墓葬的关键，就是“天子驾六”的发现。
“驾六”主人的墓葬在车马坑西南二十多米的地方，墓呈“甲”字形。后考古学家从“天子驾六”以及出土陶器上刻写的“私官”字样推定：陵墓主人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正在发掘的巨型墓葬则是她两千多年来的“安身之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秦到汉早期的单人陵园，如果同秦始皇陵相比，堪称中国第二大墓陵。
根据文献记载，六匹马之车，夏商周时期只有天子才能驾乘，因此一直被称为“天子之乘”，天子一般都是在祭天、检阅等特殊的场合才使用。“天子驾六”与“天子九鼎”一样，是神圣不可僭越的。先秦时期，马车不仅是代步与炫耀身份的工具，更是战争中最主要的“攻守之具”。战国以后，战争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乡地区，战车才逐渐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曾盛极三代的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驾六”作为一种礼制并没有退出历史。曹操经不怎么当家的皇帝恩准，才敢享受“驾六”待遇；陪葬于唐太宗身边的“昭陵六骏”也印证了这一礼制的延续。无论是过去的马车还是现在的轿车，都烙着乘舆等级的历史印记。
其实，“天子驾六”不过是国之不国的周礼的载体与遗存。
秦陵铜车马是青铜文化和车马文化的杰出体现。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秦铜车马是青铜器发展和青铜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是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秦陵铜车马的产生是车马文化积累和车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秦陵铜车马的制造技术，是今天的人们造不出来的合金。合金技术是20世纪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在两千二百年前就有了。中国古代没有机床、电，没有精密机械制造设备，铜车马凭的是铸造工艺。那些细小的扣件、零件、马身上的鬃毛全是铸造出来的。铸造技术耍控制火的温度、合金的比例，那时没有温度计，没有那么多品种的金属。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是一个悬案。但是，不管怎样铜车马告诉我们中国两千年前的金属材料技术和铸造工艺，比现在还要高超。
铜车马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比埃及金字塔更让人不可思议。金字塔谜在建筑技术，铜车马谜在材料科技、工业技术，也是化工科技，是当时全人类的先导性技术。
德国奔驰公司，花几十万欧元订制了一个铜车马仿制品，放在奔驰公司接待室，告诫人们，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造出了这么先进的车，不能骄傲啊。
秦陵随葬陶俑——兵马俑
人死后埋葬要备棺椁，办衣裘，置鼎簋尊壶酒食之具和钟鼓编磬之属。古人认为死后灵魂不灭，为了使死的人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像他活着一样生活，尽享人世的欢乐，于是产生了随葬用的俑人，后来又扩大到有生命的家禽牲畜、陪葬车马及侍从，以及想象中的神灵。
俑的身上负载着活人的希冀，承载着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从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与人一起殉葬的有一双手被绑缚的奴隶俑。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从东周至宋代约兴盛了一千五百年，一千五百年的岁月交替，随葬俑种类的变化，勾勒出了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为今天的人们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陶俑数量居中国古代各类俑中最多，外有木、石、瓷、铜、银等材料俑。俑的分类无统一标准，一般都依其身份、依其姿势与持物、依其族属而定名数种。
据资料载：中国的俑发轫于商，至东周时代渐趋流行。在山西长子县春秋晚期晋国墓中发现的四件木俑仍与人殉同存，是人殉没落、以俑代替活人随葬之风初兴的特征。至战国，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中流行木俑，多为侍卫俑和女侍俑。北方诸国多为乐舞俑，而且多用陶塑，未见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