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乐器兽面纹铙，该铙通高49．5厘米，柄长19．4厘米，铙口间37．6厘米，重31．8公斤。铙身上大下小，横截面为橄榄形。铙柄中空，通于铙体内腔。铙体表面饰浮雕状兽面纹，纹饰粗壮突出，并用细线勾勒卷云纹，还在兽面纹的空隙处衬以细小卷云纹地，从而形成粗细形态不同的三叠纹饰，富有立体感。铙柄与口上皆饰变形兽面纹，线条细腻优美清晰，同时铙体内外很少出现铸造缺陷。形体的精确，保证了音律的准确，这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也不是轻易能办到的。整个铙体制作规整，纹饰简洁明快，这种做法与同时代中原风格迥异，地方色彩浓厚，专家们认为，安徽庐江县出土的兽面纹铙（同时出土两件），当为越式之器。因为像这种花纹避繁就简的大铙多出于江南，如长江以南的湖南以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都有发现，然而这一件却发现于安徽江北地区，实属少见。铙与钟，都是古代祭祀或宴飨时用槌敲击的青铜乐器，它们的外表很相似，钟体瘦长，铙体短而宽；钟口弧凹度比铙大；铙音低，而余音较长；钟顶有穿孔的钮，演奏时悬挂在特制的架子上，钟口朝下。铙顶是短柄，而且中空可以安木把，演奏时手执木把，铙口朝上，特大的铙演奏时要插在铙座上；钟按大小顺序成组悬挂称为编钟，铙一般以大、中、小三件为一组。庐江县同时出土的两件兽面云纹铙，可能就是三件一组中的两件。这两件大铙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它们对研究古越族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其他古民族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慧义。
钟，打击乐器，铙被倒置过来，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澈的音响，这就是钟。在祭祀或宴飨时用，成编悬挂，用木槌打击乐钟的鼓部和鼓右的鸟图案，能产生两个音频。青铜钟有甬钟和镈钮钟两种形式，钟的各个部位都有专门名称。编钟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是三枚一组。后来编钟的件数逐渐增多，能奏出复杂的乐曲。甬钟在悬挂起来时，是前后倾斜的。而铜鼓在中原一带罕见，西南地区的大量铜鼓，是秦汉以后的，但地域色彩极浓。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重要变化，是大量甬钟的出现。如在洛阳西工东周王城遗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编甬钟一套四件。洛阳城东太仓古墓出土战国骉（biāo）羌钟十四件，三门峡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八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八件，陕县后川战国墓出土编甬钟一套二十件。这些典型的中原青铜乐钟，源自商铙的迹象在甬钟合瓦形钟体上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确。比之商铙，甬钟在形制上更加规范，更加成熟，除各部分布局更加分明之外，作为乐器，甬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甬制的变化。这些甬钟的甬部均为上细下粗的带有锥度的圆柱形，并且旋、斡具备，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悬挂演奏的结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钟体钲部设置了“枚”，这些枚通常对称排列，每面六组，每组三枚，正反两面共三十六枚。由于枚的作用，使甬钟的音响、音色比无枚的商铙有了较大的改进。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是甬钟在音乐、音响性能的“一钟二音”的突出表现。洛阳出土的甬钟大多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八件一组的编甬钟，比之商编铙，早期编甬钟三件一套的组合已扩大了许多，并且非常明确地具备了第二基音。洛阳西工编甬钟、三门峡虢季墓、虢仲墓编甬钟等几组甬钟均为双音钟，其中一个音在鼓的中心，另一个音在鼓侧。这些甬钟在钟体的右鼓部铸有一凤鸟纹，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而且这一标志是从第三钟开始的。前两钟按照这一时期编甬钟的通例只发单音，所以如洛阳西工出土的四件一组的编甬钟据此推断是有失缺的。又如陕县后川二十件一组的编甬钟，器壁较薄，似为明器，但经测音资料可知最小的八个钟均为双音钟。洛阳出土的这些双音钟表现出的音程关系，从测音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几种，比之商铙已有很大的进步。从调音手法上也深刻地显示出这种进步。如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虢季编甬钟八件钟均经调音，调音部位是钟口内唇，有的锉磨成沟槽状，个别锉磨较重。如第三钟就锉磨出沟槽八条，包括两铣各一条，正反两面各三条，调音的位置及其对称和平衡的设计，已比较规范。其测音资料证明每钟均可发出两个基音，这种表现在调音手法上的成熟无疑表现了这一时期的甬钟在音准上的把握及对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这时期洛阳出土的甬钟的纹样也发生了变化。如出现窃曲纹、夔纹、云雷纹、象首纹、蟠螭纹等，尤其三门峡虢季墓编甬钟、洛阳云雷纹甬钟钲部、鼓部还铸有铭文，集中表现和具备了这一时期甬钟的种种特点。
除了甬钟之外，还有镈和钮钟两类重要的青铜乐器。镈钟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现，洛阳出土的洛阳解放路一组四件编镈，陕县后川2040号墓一组九件编镈均属战国时期的镈钟。据测音资料看，解放路编镈音质较好，后川2040号墓编镈除第九钟无侧鼓音外，其他均为陂音钟。两例编镈钟体皆为合瓦形，铸口平齐，舞上有双龙或双蛇相对组成的扁钮，钲部有圆形短枚，整个形制近似于铃。这个时期的镈钟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与编钟相当的具有旋律性能的乐器，其原有的仅奏骨干低音的和声性能也因镈数的增加和音域的扩展而大大增强。
钮钟的出现晚于镈和甬钟。 1956年陕县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无枚编钮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钮钟，为中原类型的代表。这组编钟钟体为合瓦形，平舞，平腹，铣侈，于口微凹，舞上设置有一圆条形的长圆钮。与甬钟相比最大的差别即是改变了甬钟侧悬的甬。以钮代甬，使钟由侧悬改为直悬，从而可以更加保持钟的稳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质。由此可以看出钮钟不仅继承了甬钟的体制，而且吸收了铃或镈的钮制，因而从整体形制上典型地表现出甬钟的钟体与镈和铃的钮制相结合的特征。又如三门峡虢国基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钟以外，同墓还出土了一组春秋早期的编钮钟，钟体为合瓦形，舞上有方环钮，钮较短小，钲部无枚，右侧鼓部除第一钟外均饰鸟纹，钲部及左鼓部则铸有铭文，铭中载有“虢仲作宝钟……”等字样，并自命为铃钟。由此更进一步证实了钮钟与甬钟、铃之间的渊源关系。
洛阳出土的编钮钟大多为七至九件的组合，如虢太子墓编钮钟为九件，虢仲墓编钮钟为八件，洛阳西工131号同墓出土的两组编钮钟分别为七件和九件，洛阳解放路战国墓的十八件编钮钟分别为七件有枚编钟和十一件无枚编钟两组。处于这一时期的钮钟不仅形制逐渐趋于稳定和成熟，而且由于编组序列的丰富和健全，致使乐器的音乐性能更加完善起来。据测音资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战国墓等几组编钮钟的正鼓音、侧鼓音均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以外的变化音，同时已经具备很强的旋律性能。
与铃一脉相承的镈钟与钮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源于对音乐审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编钟演奏旋律的重视，以及礼乐过制、经济支出等诸方面的因素，比甬钟形体较小的钮钟和小型的铜镈广为流行，并逐渐取代了甬钟。
钲，打击乐器，形体似铙，但比铙高大和厚重，主要出土于湖南、江浙一带。钲都是春秋时代的乐器，在南方百越诸地则甚流行。与商铙形制最为接近的是钲，1956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钲，是现知年代最早的钲，钲体形制为合瓦形，舞平，腹平，内曲，圆管柄两端封闭，上部前后两面对穿一个圆形孔，整个体表饰以对称二叠阴线大云纹。1990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铜钲一件。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成果可知，关于钲的用途多是军乐器，也用于平时的祭祀宴飨。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三例铜钲，出土时同墓共存的均有编悬乐器，因此也可证明这些钲又是属于军、乐两用乐器。上村岭铜钲之后，时代较晚的铜钲，在南北广大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型式有别、风格各异的体系，但都未脱离虢太子墓铜钲的基本形制。
钩鑃，打击乐器，古时流行于吴越地区。状与编钟有些相似，一般一套由若干件组成。“择其古金铸钩鑃，以享以孝”的铭文，说明这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用的乐器。形似铎，使用时口朝上，以槌敲击。盛行于春秋时期南方吴、越等国。广州南越王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西汉时期的青铜钩鑃。
铎，撞击乐器，形制似铙而小，中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
钩，又名句，打击乐器，其形制体部似铙而长，横截面呈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的尺度，器壁较厚，口向上，有很浅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为圆柱形。
錞于，打击乐器，用于祭祀和集会，器形较大，上有环钮或虎钮，圆肩，下似筒形。青铜錞于初见于春秋时代，盛行于战国及西汉前期。它的分布以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为主。
鼓，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极少见，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下为长方形圈足，目前所见的青铜鼓都是商代晚期的。
青铜乐器，按用途可分为两类：祭祀、宴会，即在举行典礼中使用或在军队中使用。从现存的钲的铭文“以乐父兄。一宴宾客”“余以行吾师，余以故吾徒，余以伐除”即是证明。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遗存。洛阳地区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铜乐器由于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越王勾践剑
青洞兵器是商周时代军队作战的重要装备，铸造量大，现存世的数量电很多，主要有戈、戟、矛、钺、刀、剑、匕首、殳（shū）、弩机、矢镞、胄等。
戈和戟都是用以钩杀的兵器。戈由戈头、冒和末的樽构成，有长有短，每一部分都有专名。目前所见仅存戈头。戟的形体与戈相似，但在顶有矛的装置，这样在作战时多了一种杀伤功能。
矛是用来冲刺的兵器。
钺和刀都是砍杀的兵器，钺也可作为刑具。刀是指砍杀用的兵器，翘首刀一般都是短柄的，卷首刀和平刃刀都是长武器。
剑由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
匕首是一种短剑，近身杀伤武器。
弩机是具有远射和杀伤力较强的武器。矢镞是箭铤前端的锋刃，是由尖锐的锋，张开的两翼以及脊和铤组成，各部分都有专名。
胄又称盔，作战时用以保护头部，青铜胄最初见于商代晚期，形制呈帽形，顶端有一管，用于安插缨饰，左右及后部向下延伸，以保护耳部和颈部。
剑，最著名的当属越王勾践剑。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领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兵败投降。后来勾践忍辱负重表示顺从吴王，得到信任，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回国后，勾践立志报仇，尝苦胆、炼意志，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终于使越国强大起来，打败了吴国，后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后来，人们常用其“卧薪尝胆”的典故来鼓励别人和自勉。
据古书载，越王勾践爱铸剑：“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断水，三名转魄，四名悬翦，五名惊鲵，六名灭魄，七名却邪，八名真刚。”同时他还广泛搜罗、珍藏了许多名剑。《战国策·赵策》记载，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后越王收一“纯钧”宝剑，当时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越王勾践的“纯钧”宝剑评论说：“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钣，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职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一物。”而《庄子·刻意篇》则云：吴越之剑“柙（xiá）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可见其身价之不可估。
那么越王勾践的这把剑现在在哪里呢？
1965年，在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出土了两把珍贵的宝剑，其中一把就是长期失传的越王勾践的宝剑，宝剑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剑把）长8．4厘米，剑首（柄头）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十一道极细的同心圆圈。金黄色的剑身布满了黑色的菱形花纹，剑格（剑身与剑柄间突出部分）向外凸出，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美丽的花纹。其中一把剑上刻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八个鸟篆体错金铭文，字迹非常清楚。这两把宝剑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寒光闪闪，剑刃锋利，纹饰清晰，一点点锈迹也找不到，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剑”。
在展出时，更是让人惊呼这是一把被施了魔法的剑。
1968年，河北省的一座古墓里，也出土了两把宝剑。那是汉武帝的哥哥刘胜的古墓。距今也有两千多年了。刘胜着金缕玉衣，期望身体万世不腐，可是，当古墓中的物品出土时，玉片已散落，尸体已腐烂，依然闪着寒光的是两把作为殉葬品的宝剑，它们穿过了岁月，穿过了千年的风尘，为人们带来了不朽的神话。
无论是越王剑还是刘胜剑，它们为什么能划破黑暗，依然光彩耀世呢？后世的研究者发现，剑身的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和乌黑发亮的剑格，都经过了硫化处理，所以不会生锈。
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的陶俑坑，出土了三把青铜宝剑。这三把剑埋在离地面大约五六米的湿土中，出土时依然锋利光亮，一下能划透十几张报纸。在一号坑的第一个洞，还出土了一把青铜剑，而这把剑正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移开陶俑，那把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这把剑采用了一种很了不起的表面处理技术——铬盐氧化法。它保护着剑，使剑不再有机会和别的物质起化学作用，但这层氧化层只有一张报纸的一分之一那么厚。
铬盐氧化法的技术是我国古代材料科学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这项成就的专利在国外上世纪30年代才提出，应该是比我国晚了两干多年。
青铜除了能做兵器以外，它首先还是用于铸造生产工具和农具。青铜工具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主要有斧、斤、凿、锯等。斧和斤都是砍伐工具，凿是凿孔或挖槽用的工具，锯用于切割木、竹、骨、角等器。
青铜农具传世和出土的主要有：耒、耜（sì）、铲、锛、锸、耨（nòu）、镰等。
莲鹤铜方壶
壶酒器的一种，后发展成为代表王权的礼器。最早出现于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远古时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láo），成糊状，粘稠，半流质的样子，不能喝只能吃，所以最早的盛酒器不是壶，而是碗或钵等大口食器。那个时期食器和酒器应该是不分家的。食器和酒器的主要制作材料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