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热爱医学，重视医学的临床实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文献，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各家的治疗方法，结合当时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205）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除审病诊疾之外还经常去野外深山中采药，他注重实践，不畏艰难，爬山越岭为村民治病。相传当张仲景有一天去桐柏山采药时突然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这老人请他看病，张仲景很高兴地为他看病，当张伸景为老人切脉时感到十分的惊讶，“为什么你会有兽的脉象呢？”老人笑着说：“我确实不是人。我是深山中的一只老猿。”张仲景并没有因此而远离老人，而送给他一些药物，老猿吃完后果然好转。第二天，老猿依然变成人，为了感谢张仲景，送给他一根万年古桐。相传后来张仲景请琴师用古桐制作了两张琴，一张叫“古猿”，一张叫“万年”。这虽然只是神话，但其充分说明张仲景高超的医术和人民对他的怀念。
《伤寒杂病论》原为16卷，由于当时战乱失去部分卷数，后来在晋代经王叔和搜集编写成36卷，而成《伤寒论》一书，一直流传至今。论杂病的部分一度失传，到北宋时期，翰林学士王诛才从翰林院的“蠹筒”中找到一部名叫《金匮玉函要方》，据考证这实际上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后人在校订时把《金匮玉函要方》中上卷删掉，保存了中下卷和治疗妇人的部分，并在各科证候之下都列了方剂，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收集了各家方书中仲景治疗杂病的一些良方。所以称此书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因此《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
《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仲景在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代医籍的基本理论。考察了整体外感病的发展过程，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患者体内正气的强弱，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外感疾病的发展过程各个阶段出现的各种综合症，概括为六种类型，进一步丰富了《内经》的经络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内容，在我国医学史上首次提出六经论伤寒。即“六经辨证”。其实质是脏腑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临床理论巨著确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它为后世医生的临床辨证施治等方面提供了准则和经验。在《金匮要略》部分中，张仲景对杂病的论治，以整体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准，主张根据脏腑经络病机进行辨证，开了脏腑辨证的先河。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的方剂，《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若删去重复的部分，实际载方269首，涉及到的药物多达214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后人尊称为“方书之祖”。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了严谨的方剂组方原则，严格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进行组方，根据病情的变化和出现的一些并发症不同，处方可以适当地加减，同时还创造了多种剂型，在书中记有汤剂、丸剂、散剂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剂型。这些剂型在临床上依然较为广泛的应用。为我国后世医学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有“医圣”和“经方大师”的称号，清代名医喻昌称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巢元方与《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隋代著名医家，其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隋大业（605—608）年间，曾任太医博士，后升为太医令。他有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高深的医学理论。据《开河记》记载，公元609年，主持开凿运河工程的开河都护在宁陵（今河南境内）患风逆病，全身关节疼痛，坐起即头晕作呕，诸医诊治无效，于是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邪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肥嫩的羊，蒸熟掺药食下，果然药到病除。
关于巢元方的生平事迹，除了上述故事之外，在其他史书上记载很少。但是较为幸运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著作《诸病源候论》。巢元方在隋大业升为太医博士期间，奉昭主持编撰《诸病源候总论》，简称《诸病源候论》、《巢氐病源》、《病源候论》等，全书共50卷，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共计71门，1739篇。详载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症状，并对疾病的诊断和预后作了论述。本书系统地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由朝廷组织集体撰写的医学理论著作。
巢元方通过《诸病源候论》为后人留下了他在医学方面丰富的经验。他对很多疾病病源的认识，很早就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不少疾病的临床诊断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本书主要论述了病因症候，书中按病分纲，在每种类型的疾病之下，又分别论述了病症概念、病因、病机和证候，包括病证之理的阐述和对症候的描述，具有较高的水平。同时他还发展了中医病因学理论，提出“乖戾之气”是传染性疾病的致病因素。并提出提前服药以防疫病感染，即现代医学里说的“预防”。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疥疮与疥虫侵染有关，这一认识是基于巢氏深入细微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是科学的。较之以前认为疥疮是“湿邪”为患，大大前进了一步。关于夜盲症巢元方发现这种疾病和一种雀类一样，白天看东西很清楚，然而一到晚上却什么也看不见。这一描述已被现在的科学实践证明其完全具有科学性，是正确的。在痢疾病的认识中，列有“痢病诸侯专论”，有赤白痢、脓血痢、热痢、杂痢、休息痢等二十种。在关于肺痨的认识中，不但有类似葛洪对这种病状的看法，还较为具体地给其定了名，如“虚劳”、“骨蒸”等，这些病名在今天的中医学中仍然在使用。在寄生虫的辨别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并能准确地描述其病源。
《诸病源侯论》还详细且准确地描述恶劣疾病的症候，巢氏通过临床的长期观察，深入了解各种疾病的特异表现。如记载的消渴病与现代医学的糖尿病非常接近。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症候的专著，但在妇产科和外科等其他方面也有记载，在妇产科方面，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流产的适应症，并提出一些养胎保胎的建议，如“妇人怀孕以后如果瘦弱或有疾病，即不能养胎，而且对孕妇身体有害，就可以考虑将胎儿去掉”。这一论点的提出保护了妇女身体健康，在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时代，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外科方面，有对肠缝合手术的详细记载。这不仅具体地说明了我国医学在1400年前就能施行这样的手术，还说明了巢元方本人在外科方面的成就。
巢元方在医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在中医的病因、病理、诊断等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没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献身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其所撰写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论述病源症候学的专著。对隋以后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医学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孙思邈与《千金方》
孙思邈（581—682），又叫孙真人，陕西华原人（今陕西省耀县人）。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出身于普通家庭，从小多病，家人为了给他筹汤药费几乎当尽家财。但他自幼聪明过人，7岁开始读书，坚持攻读经史百家和医学等科学知识，有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忘的才能。
当时，恰逢隋朝的繁盛时期，隋文帝重新统一全国，国家安定，为孙思邈学医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他一生淡泊名利，隋文帝时曾经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授他爵位，唐高宗让他做谏议大夫，他都一一谢绝了。他的志向是做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在学医过程中，孙思邈除手不释卷地学习著作外，还特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民间单验方。他行医、采药，曾先后到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眉山等地，走遍了家乡和附近的名山大川。在采完药回来后，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味的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博览群书，并且特别重视印度医学中“万物皆药”的思想，努力发掘自然界物质的药用价值。
孙思邈把医学看成头等重要的大事。他认为人类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的价值是干两黄金也不能换得的。因而他把他所总结的中国医学中的一些成就，整理成卷，起名为《千金方》。他认为延续人类生命的首先是妇人和小孩，因此在他的总结中。便把妇幼科放在头等地位。
《千金方》开首的三卷就是妇人方。他认为妇女既有特殊的生理。也就有特殊的疾病。妇女疾病应该另有系统。他写成了妇人方三卷，还在首页上强调地提出：凡是懂得养生道理的，都得教育子女们学习好这三卷书，通晓其中的道理。没有疾病时，可以保养身体，万一有了疾病，也不会仓皇失措。尤其是已经做了母亲的，更要好好地学习不可，每个做母亲的都应该抄写一本放在身边更好。
妇人方从求子到调经，包括整个妇人的特殊疾病，的确是一部很好的妇女卫生手册。如关于孕期卫生，他认为：妇人怀孕时，住的地方要简洁安静，尤其是调养性情，节制嗜欲，不使受惊恐。临产时不必忙乱恐慌，旁边的人也要安稳谨慎，不要说生得快了、慢了，更不要露出不安的样子，免得使产妇心里紧张，发生难产。小儿初生下时，先用指头裹棉花，擦去小儿口里和舌头上的瘀血，如果不及时擦抹，小儿一哭，咽下肚里，会引起许多疾病。假如小儿落地后不出声，可用暖水洗浴，或向小儿呵气，或用葱白当做鞭子，轻轻地打小儿的身体，使小儿哭出声来。这些办法从现在的角度来衡量它，也是很合乎科学的。
孙思邈对小儿较为关注。他说：延续人类的生命，应该以培育幼苗为切要，如果没有小的生命，也就不会有大的生命。由小及大，这是常情，是不能颠倒的。所以他研究医学，总是以妇人小儿为首要，依次才研究大人、老年人，也就是生不忘本的意思。故此，孙思邈反对忽视小儿的保健问题。他说：“有的医生讨厌婴儿的乳臭气味，不肯亲近他，这是莫大的错误”
孙思邈在小儿卫生和护理方面，都有很合理的见解，他说：“小儿幼弱，肌肤还不太健康，衣服不要穿得过多，过多了反而损害他的皮肤血脉，使其不能抵抗疾病。在晴朗的天气中，最好使小儿多见阳光，乳母和小儿都应该在晴暖无风的阳光下多玩一会儿，使其气血流通，肌肉肥健，能够抵抗风寒，不害疾病。假如少有见阳光，肌肤就脆软，容易生疾病，好比阴湿地方的草木，很少见到阳光，就不容易生长起来一样。”
药王孙思邈孙思邈还认为给小儿喂奶的次数和奶量，都应当有一定的限制，既不能过饥，也不要过饱：选择乳母，应要求性格和蔼，身体健康，没有疾病的；并要求乳母在喂奶前先把乳房里的宿奶挤去，然后喂饲；也不要让奶汁直射小儿口中。如乳母在睡觉时，最好不要让小儿继续吃奶，免得小儿不知节制，吃得过饱了。
此外，他还提出要多给小儿洗澡和换衣服，洗澡的水温要适中，时间不要太久。洗澡后在小儿腋窝或阴部涂上细粉，以防湿疹。这些细致观察的主张，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在给病人治病时他非常重视医生的道德修养，强调医生要把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病人来求治，则不论昼夜寒暑、路途险阻、饥渴疲劳，都要一心赴救。他认为学医是精致的事业，必须刻苦钻研，精勤不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他在给病人治病时不但不收钱，还特意腾出房子给远来的病人住，并亲自为病人熬药。
他在行医过程中始终坚持做医生的道德品质。告诫人们，要热爱中国医学，他认为中国医学是宝贵的，正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孙思邈倾尽一生精力，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著有《干金要方》，共30卷，书中对于临床各科的诊治方法、食物疗法及预防、卫生等方面的内容都详加论述。而30年以后成书的《干金翼方》，取义为与前面的著作《千金要方》相互补充，如羽如翼。该书仍是30卷，论述了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尽。《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简称《千金方》。这两部书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用的依据。特别为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成书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全。其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他广泛地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千金方》对方剂发展有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至孙思邈时代的临床经验。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干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干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备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洋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善志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思邈享年100岁，就是因为他在积极倡导食疗、养生、善志方面的理论与其实践相累结合，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这些养生理论方法在如今的养生过程中还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地追求名利，饮食应有节制等等。
金元四大家的医术
我国医学发展到金元时代，已有良好的基础，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人们思想解放。出现各种学术流派，所谓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一情况。从宋代开始至金元时代研究各种医学分科的专门学术著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