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
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西方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革命怀着恐惧的心理，施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积淀出一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妄自尊大的思想情绪。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曾经两次要求互派使节和通商贸易，都被清廷拒绝。一次乾隆帝给英皇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嘉庆帝给英皇的敕谕中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敕谕”就是皇帝给属下的诏书。这就是把英国看做属国，把英国要求互派使节和通商贸易看做是“外夷”向“天朝”朝贡和效颐，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妄自尊大到了什么程度。
自雍正皇帝起，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直到鸦片战争。在这一百二三十年中，一方面，中国和西方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相隔绝；另一方面在国内对传统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整理古籍和考证注释工作上，很少有新的发展。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几乎完全停止，这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发展。
直到鸦片战争，清廷才又被迫开放门户，开始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二次传入。
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科学技术发达。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逐渐合法化。中国逐渐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鉴于西方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同时对国内政治、学术空气的不满，一些要求改良朝政的人士，如林则徐（公元1785—1850年）、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魏源（公元1794—1857年）等，在提出各种改良方案时，也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魏源作为这些人的代表，在他的《海国图志》里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能完全被清廷采纳，但是他们所编著或编译的介绍西方社会情况的书籍，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改良朝政、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由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向西方学习的政策，是从1860年开始的。恭亲王奕沂支持，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依靠外国援助开办近代军事工业，保持封建统治，这些人被称做“洋务派”，这一活动被称做“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大办兵工厂、开矿山、造铁路、设船厂、开办轮船局以及各种工厂。这些工厂往往从国外引进成套的机器设备，在一些比较大的工厂里还高价雇用了洋人技师。这是当时我国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这对培养训练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推行，自上而下力图使国家近代化的一次尝试。
同时，这一时期各种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和出版，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
有资料表明，从1853年到1911年的半个多世纪里，一共有460多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正是这些书籍培养了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两三代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些译著中使用的科学技术名词，绝大多数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影响到日本。
1884年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全军覆没，南洋舰队受到重创，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人们认识到办工厂、开矿山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兴起。
最有名的就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戊戌变法”。他们的改良主张是：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提倡“以商立国”，要求开矿、造船、造币、办银行；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废除八股考试、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掌握大权。“戊戌变法”失败。前后仅有103天，所以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但是它的一些积极主张却保存下来了。如兴办学堂、成立译书馆局、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主张和相应的措施使中国得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与这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活动并存的，还有一些坚持国粹论的人。他们紧紧地抱着传统的大腿不放，继承乾国历代经学家治学的传统，开始整理中国古代典籍。这就是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在整理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也重新编辑出或发现了许多散佚或极其罕见的科学技术书籍。这些对后来的史学、史料学有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对以后其他各国的汉学研究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整理缺乏创造，对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相反，这些保守的思想家却成了反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猛将。
中国的近代发展在保守与激进中缓慢行进。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但是它总归仅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明是伟大的，但必须同时承认，它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支系，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需要传统意识的大变革，只有正确地对待古往今来的文化，克服妄自尊大的习惯，才能使科学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