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家具作为陈设工艺，与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中国的起居方式可分为席地而坐和垂足而坐两大时期，家具的造型变化由此可分为低矮家具和高型家具两大系列。
从商周到汉魏，人们席地而坐或跪坐，以席和床为中心，其他的家具也是低矮型，如案、几等，随用随置，没有固定的位置。三国时期，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了高型坐具胡床，即现在的马扎。经过发展，中原地区出现了圆凳、方凳等较高的家具，床、榻等卧具也渐渐变高，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低矮家具。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泊，人们箕踞、趺坐或斜坐，随心所欲。由此兴起的是放在床上可供傍倚或后靠的凭几和隐囊（类似现在圆条状的靠垫）。
到了唐代，中国人开始由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过渡。唐代后期，桌椅已经出现，虽然还没有广泛流行，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唐代家具的品种主要有几、案、挟轼（由几发展而来用以支撑身体的家具）、箱、柜、胡床、屏风、棋局（即棋盘）以及晚期出现的桌椅等。高型家具如椅子、凳、桌子等，已经出现并且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到了宋代，人们的生活起居不再以床为中心，而移向地上，完全进入垂足而坐的时期。各种高型家具初步定型，并在民间普及开来。南宋时，家具品种和形式已相当完备，工艺也日益精湛。
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明清时代，基本定型为高型家具。其中，简洁典雅、工艺精巧的明代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辉煌代表，被称为明式家具。明代家具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由于城市乡镇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园林建筑的大量兴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主要部分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明代海禁开放，郑和七下西洋，从东南亚带来了丰富的木材资源。此外，明代的木工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锻造技术已经大大提高，木工具种类也十分繁多，仅刨就有推刨、细线刨、蜈蚣刨等之分，可适用多种工艺需求。
由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的《鲁班经》，是中国仅存的一部民间木工的营造专著。此书总结了自春秋以来历代工匠大师，包括文人的设计与实践，其中的家具形制有30余种，每种家具都有尺寸、榫卯结构、线脚、装饰等详细的记载，并附有直观图，是研究明代民间建筑及明式家具的重要资料。
明式家具用材讲究，多选用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材质坚硬、色泽纹理自然华美的硬质木材，并以蜡饰表现天然纹理和色泽，浸润了明代文人追求古朴雅致的审美趣味。明代文人崇尚自然，贵黄不贵黑，色如琥珀、玉质感强、纹理细密的黄花梨成为明晚期至清早期家具的首选用材。
家具的制作工艺主要有剖木、锯材、刨、凿、钻、雕刻、磨光、漆饰或蜡饰等。精密巧妙的榫卯结构是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的特点，家具制作很少用钉或胶，所有组合连接全凭榫卯，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榫的种类很多，例如明榫、闷榫、格角榫、半榫、长短榫、燕尾榫、夹头榫等。攒边技法是明代家具工艺的又一特色，它不仅加固了木板的结构，而且留下了伸缩的余地，并隐藏了木板的截板纹，增加了美观。
明式家具的设计结合了人体工学和中医经络之学，例如，一般的明式椅比较高，中等个子的人坐在上面脚着不了地，便把脚放在承足上，因此身体形成了多个受力点，分散了重心，人不容易感到疲惫。此外，明式椅通常置于中堂等正式场合，是体现生活、社交和伦理的家具，往往要求人正襟危坐，从而影响了人在这种家具陈设中的行为方式。
四出头官帽椅清人贵黑不贵黄，喜豪华富丽。清皇室十分宠爱木色深沉的紫檀，紫檀因此成为清式家具用材首选，其制作多精雕细琢，存世多为宫廷器物。清中期，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等极度紧缺，红木开始大量进口，并被广泛使用。红木具有与紫檀最为相近的色质，正符合清代家具的色尚，且红木质地坚硬，成器后色泽含蓄华贵，沉穆古雅。其缺点是韧性差，不易雕；质地脆，遇干湿冷热容易变形，雕刻不能过细。
明式家具以造型简洁取胜，而清式家具则以装饰富丽繁缛见长。清代家具制作工艺精湛，达到了中国传统家具工艺的高峰。清式家具在继承传统家具制作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由于经济的繁荣，清代家具还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色，按照生产地和风格的不同，可分为苏式（以苏州为中心）、广式（以广州为中心）和京式（以北京为中心）：苏式大体继承明式家具的特点，采用榫卯结构，不求装饰，制作者多为扬州艺人；广式注重雕刻装饰，重雕工，制作者多为惠州和海丰艺人；京式讲究蜡工，结构采用鳔胶，制作者多为冀州艺人。
中国传统家具的种类发展至明清时期，已十分齐全，可分为椅凳、几案、柜橱、床榻、台架和屏座六类。其中，椅凳类可分为官帽椅、玫瑰椅、灯挂椅、圈椅、交椅、方凳、条凳、鼓墩等；几案类包含炕几、茶几、香几、书案、平头案、翘头案、架几案、琴桌、供桌、方桌、八仙桌、月牙桌等；橱柜类有橱柜（兼有橱、柜、桌三种功能）、闷户橱（形体与桌案相仿，案面下安抽屉）、衣柜、书柜、百宝格、百宝箱等；床榻类有架子床、木榻等；台架类有衣架、盆架、灯台、花台、镜台（梳妆台）、承足（脚踏）等；屏座类有插屏、围屏、炉座、壶座等。
明清家具还常用金属作辅助构件来进一步保护和加固家具，同时也为家具增添了色彩。
金银玻璃珐琅器
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贵重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件等。就物理性能而言，金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不溶于酸碱，延伸性较强，因此比较珍贵。制作金器的主要工艺有熔炼、范铸、捶揲、焊接、炸珠、镌镂、抽丝、编纍、掐丝和镶嵌等。这些技法有些源自青铜工艺，有的则是金器独特的工艺，例如炸珠，是将金熔液滴入温水内，使之结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然后再用于粘焊鱼子纹或联珠纹。银的物理性能不如金，且储量丰富，因而远不如金珍贵。银器的产生时间晚于金器，其工艺几乎全部来自金器工艺。
金银制品从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中国现存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3000余年。早期的金银制品大多为装饰品，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少见，且颇具地方特色。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银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则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形制独特的金面罩和金杖最为引人瞩目。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同时，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楚王银匝，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银制器皿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错金银器大量出现，是此时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标志。错金银又称金银错，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西汉后逐渐衰弱。它是古代金属细工的装饰技法之一：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打牢坚固，再用错石将其打磨光滑，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
鹰形金冠顶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将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汉代金细工艺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六朝时期，随着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艺术的传播，出现了用于佛教的金银制品。此时不多见的金银制品，大都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或波斯萨珊王朝的外来色彩。
唐代金银器不仅品种繁多，可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等，而且工艺复杂精细，已广泛使用了捶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唐代金银器形成了绚丽多姿、成熟健康、优雅活泼的独立风格，成为一代盛世的标志之一。
宋代金银器出现了结合漆、木等其他材料的作品，并在装饰上引入了绘画艺术，因而充满了诗情画意，清秀典雅。宋代金银器的工艺特色是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工艺。元代金银器的品种除日用器皿和饰品外，则增加了陈设品，如瓶、盒、樽、奁、架等。明清时期金银器的造型与制作均美观而精细，日趋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清代的复合工艺尤其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趣，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玻璃
料器。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有含有铅钡的玻璃。铅钡玻璃烧成温度较低，绚丽多彩、晶莹璀璨，但轻薄质脆、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不适于烧造器皿用具，而适合加工成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用途范围较窄。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中国出现了蜻蜓眼玻璃和仿玉玻璃。蜻蜓眼玻璃指在玻璃珠上粘附复色套环，因似蜻蜓眼而得名，是中西方玻璃共有的品种。春秋战国时期，玻璃已进入成熟阶段，并与外国有技术交流。玻璃制造工艺包括铸、缠、嵌等技术，璧、环、剑饰等玻璃器物一般是把玻璃液注入范内铸造而成。
汉代的玻璃生产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主要盛行于三个地区：中原地区沿袭周代，主要生产铅钡玻璃；河西走廊地区的玻璃生产采用铅钡玻璃的传统配方，兼用钠钙为助溶剂；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生产钾硅玻璃。魏晋南北朝时期，割据政权热衷于输入外国玻璃，尤其是北朝时期，不仅输入玻璃制品，而且引进了西方的玻璃工艺。隋代内监何稠，还借助烧绿瓷的方法，成功地烧造了玻璃。唐代玻璃以不含钡的高铅玻璃为主，兼有含钠的铅玻璃。
明清以来，玻璃品种更加多样。明代的颜神镇（今山东益都）是玻璃生产的主要基地，其玻璃炉址现已重见天日。清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制造的顶峰。玻璃生产分南北两地，南方以广州为中心，北方仍以颜神镇为中心。内廷玻璃厂则以融合南北玻璃技法与欧洲玻璃技法而著称。宫廷玻璃浑厚古朴，精美异常，代表了清代玻璃制作高度发达的工艺水平。清代玻璃装饰最重要的创造是“套料”，即在白色或彩色玻璃胎上粘贴各种彩色玻璃的图案坯料，然后加以碾琢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