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新装与改良旗袍
以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这个东方古国的大门，随之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服饰方面，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由出国留学人员引起的剪辫易服，特别是在中华民国（1911—1948）建立之初发布了《剪辫通令》，中国男人从此摆脱了令他们感到屈辱的沉重的辫子。而着装方面前所未有的变化是从代表着文明、进步潮流的各种新式服装开始的。
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清代服饰受到欧美时尚的影响，样式和品种逐渐发生了变化。中上层社会的男士除着长袍、马褂、布鞋，戴瓜皮帽外，也穿中山服、西服、皮鞋，戴礼帽。一般民众着土布长衫（以蓝、灰为主）、土白布短衫裤、棉长袍、棉滚身短袄、棉背心、大裆抄腰裤等。中上层社会的女士小姐穿各种面料的旗袍、西式连衣裙及高跟鞋，戴金银玉翠等珠宝首饰，下层女性则以穿花布中式衣褂、绣花鞋为主。
男装在清代日常装长袍马褂的基础上，变化出了新的款式和搭配。马褂对襟窄袖，长至腹部，前襟钉钮扣5粒。长衫一般是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两寸，在左右两侧的下摆处开有一尺左右的小衩，袖长与马褂齐平。穿着时，长衫外罩马甲，下配西裤，头戴西式礼帽、白色围巾、锃亮皮鞋。这种中西合璧的穿着方式是民国初期中国中上层男子的典型装束。而完全的西装革履则被视为一种大胆的新派作风。
民国初年，许多青年学生到日本学习，带回了日本的学生装。这种沿用了西式服装三片身和袖身分开剪裁的服装式样，给人朝气蓬勃、庄重文雅之感。它一般不用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立领，不系领带、领结。在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的胸前还有一只外贴兜袋。这种学生装不仅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喜欢，还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
中山装的特殊之处是对衣领和衣袋的设计。高矮适中的立领外加一条反领，效果如同西装衬衣的硬领，上衣前襟缝制了上下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由压褶处理成“琴袋”式样，以便放人更多物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与之相配的裤子前襟开缝，用暗纽，左右各插入一大暗袋，而在腰前设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种由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1866-1925）倡导并率先穿用的男装，较之西装更为实用，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生活习惯，虽然采用了西式的剪裁、西式的面料和色彩，却体现了了中装对称、庄重、内敛的气质。自1923年诞生以来，中山装已成为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式装。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萌芽，妇女不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和家庭的牺牲品，不少妇女尝试一直是男人在做的工作，开始穿长裤、剪短发。这股风潮与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合流，女性在追求科学、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下，纷纷走出家庭接受高等教育，谋求经济独立，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起了“文明新装”——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衣长不过臀，袖短及肘或旗袍是喇叭形的露腕7分袖，衣摆多为圆弧形，略有纹饰；与之相配的裙，初为黑色长裙，裙长及踝，后渐缩至小腿上部。这种简洁、朴素的装扮成为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最时髦的女性形象。而对西方审美眼光的推崇，也影响到了中国女性整体形象的重塑。欧美的化妆品、饰品进入中国市场，美白皮肤、养护头发、向上翻翘眼睫毛、涂抹深色眼影、剪掉长发、烫发，以及戴一朵夏奈尔式的茶花或一条长长的绕颈珍珠项链、拎一只皮毛质地的手提包、脚穿丝袜和高跟鞋……构成了时髦女性的日常形象。
而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旗袍也是在这个时期不断改良，成为了一种现代意义的时装。
所谓“旗袍”，即旗人之袍，而“旗人”，是中原汉族人对满族人的称谓。旗袍原本腰身平直，而且很长。1921年，上海一批女中学生率先穿起了长袍。初兴的式样是一种蓝布旗袍，袍身宽松，廓形平直，袍长及踝，领、襟、摆等处不施镶滚，袖口微喇，看上去严冷方正。这种式样的服装一经走上街头，就引起了城市女性的极大兴趣并竞相仿效。此后的旗袍不断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长度、腰身、衣领、袍袖上多有变化。
20世纪20年代中期，旗袍的袍身和袖子有所减短，腋下也略显腰身，但袍上面仍有刺绣纹饰。20年代末期，袍衣长度大幅度缩短，由原来的衣长掩足发展到衣长及踝进而缩至小腿中部。腰身更加收紧，大腿两侧的开衩也明显升高。30年代以后，改良旗袍的变化称得上日新月异。先是时兴高领，待高到双颊时，转而以低领为时髦，低到不能再低时，又突兀地将领子加高以显示时尚。袖子也是这样，长时可以遮住手腕，短时至小臂中部，继而露出肘部，至上臂中部，后索性去掉袖子。下摆也是忽而长可曳地，忽而短至膝上。除了两侧以外，有的开衩还被设计在前襟，并使下摆呈现弧形。面料的选择上除传统的提花锦缎外，还增加了棉布、麻、丝绸等更为轻薄的品种，采用印花图案，色调以素雅为美，领、袖、襟等部位也用镶滚，却并不繁琐。中国传统的服饰形象并不突出腰身，但随着20世纪女性服饰追求身体曲线美的倾向越来越鲜明，旗袍成了展现女性性感身材最理想不过的装束。
工农装与军便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伊始，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批判，也涉及到了服装和着装方式。在一些半殖民地色彩较浓的沿海城市，部分市民受西方着装习俗的影响，盛行西装革履、旗袍和高跟皮鞋，而大部分的城市依然有传统的长袍马褂。到这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政治宣传的深入人心，无论是西式服装还是旗袍、长袍马褂，一度被视为旧时代的糟粕，受到了工农群众的摒弃。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举止也由鞠躬作揖改为握手、敬礼。工农的着装样式——背带式的工装裤，圆顶有前檐的工作帽，胶底布鞋和白羊肚毛巾裹头，毡帽头儿或草帽，中式短袄和肥裤，方口黑布面布底鞋，等等，成了新风尚的代表。即使偶有改进，也不过是把劳动布上衣做成小敞领、贴口袋。城市妇女则在蓝、灰外衣里穿上各色花布棉袄。喜庆节日里，陕北大秧歌的大红色、嫩绿色绸带拦腰一系，两手各执一个绸带头，绸带随舞步飘动起来的形象，几乎在瞬间风行全国。
于是，在着装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整齐划一的趋势，一些典型服式的普及程度十分惊人。如列宁服与花布棉袄就能够代表这种形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中国也出现了男人戴鸭舌帽——苏联人的工作帽，女人着“列宁服”的现象。所谓“列宁服”，是一种西服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的加一条同色布腰带，双襟中下方均有一个暗斜口袋。其实，“列宁服”并不是苏联女性的服式，苏联等东欧女性多穿裙装，只因具有了工农革命的符号意味，也就成了显示民族新生的服式。穿上这种衣服，款式新颖又显得思想进步，于是，成为当时政府机关女工作人员的典型服式。
北戴河海滨花布棉袄也是工农装的一个标志。它本来是中国女性最普遍的冬装，历史也很长了，但在20年代50年代，花布棉袄的穿着方式，则带有意识变革的痕迹。用鲜艳（多有红色）的小花布做成的棉袄，原来主要是少女及幼女的冬服，成年妇女多以质料不同的绸缎面料做棉袄面，城乡贫穷人家妇女则用素色棉布。可是由于当时具有传统特色的绸缎面料被认为带有浓重的封建味道，所以职业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了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频繁拆洗，一般都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20世纪50年代时，尚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女性被统称为“家庭妇女”，这些人似乎还没有强烈的“妇女解放”意识，罩衣也大多是对襟疙瘩襻，中老年妇女则依旧是大襟式。而绝大部分女机关工作人员、女工人和女学生都用“列宁服”做罩衣。60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女性不再穿“列宁服”，而改穿“迎宾服”，这是一种翻领五扣上衣，与当时男人穿的中山服近似，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非常普遍，此后才逐渐被淘汰，但在中老年妇女中一直穿用到90年代中后期。
无论样式如何变化，那些罩住花布棉袄的外套大多为蓝、灰两色，少数是褐、黑色，且绝无杂色拼接。女人天性爱美，长期穿灰暗衣服难免感到压抑，所以，常将花棉袄有意无意做得比外罩长一点，这样就使得立领、袖口，特别是衣服下摆处隐约露出鲜艳的花色。尽管这样容易弄脏棉袄的局部，可是很多人都热衷于此，成了一种时尚。
中国人多，什么服饰一旦流行开来，势头都十分惊人。谁能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会以军服为民服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虽说属于西式军服范畴，但在具体形制上，却尽量避免欧美军服的影响，而偏向于苏联军服风格。20世纪50年代，陆军军官戴大盖帽、士兵戴船形帽，军服的领式、武装带系扎样式等都是明显带有苏式军服的特征。海军则是较为标准的国际型，军官戴大盖帽，冬天着藏蓝色军服，夏天戴白帽，穿白上衣、蓝裤，士兵戴无檐大盖帽，帽后有两条黑色缎带，白上衣加蓝条的披领，裤子为蓝色，扎在上衣外，配褐色牛皮带。因为这种国际通行的水兵服非常好看，于是童装中曾长时间模仿，制作时只是将大盖帽做成软顶无檐帽，帽子一周的“中国人民海军”字样改为“中国人民小海军”字样，并泛称“海军服”。而其它陆军、空军的军服，普通百姓并不穿用。
196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军衔制，相应的变化是军人着装不分官兵一律头戴圆顶有前檐的解放帽，帽前一枚金属质红五星，上身穿制服领、五个钮扣的上衣，领子两端缝缀犹如两面红旗的长方形红色领章，没有军衔标志，也不佩肩章或臂章。官兵在服装上的区别仅限于面料和口袋，正排级及以上的军官用毛绦料，前襟上下共四个口袋。副排级及以下是士兵待遇，用的是棉布料，只有两个上口袋。女军人无裙装，也不戴无檐帽，军装式样与男装非常接近。陆军为一身橄榄绿，空军为上绿下蓝，海军为一身灰。由此，三军的制服领上衣泛称“军便服”（当年无礼服可言），最典型的军绿色成为主导的服色。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非正常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都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也给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畸型的影响。那期间，穿着解放军服饰成了最革命、最纯洁、最可信任的象征。先是军人子弟翻出父辈的军服，一身绿军装加褐色皮腰带的形象开始引领潮流。随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工人、农民开始成立“赤卫队”，一时“全民皆兵”。找不到真正的军服，“红卫兵”就去买仿制的军服，通称军便服，没有帽徽和领章、肩章，用印着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表明身份。
建国后的前十几年，交通警察冬装为蓝色大盖帽、蓝衣、蓝裤，值勤交警上衣臂部套白色的长及肩头的套袖；夏装为白色大盖帽、白衣、蓝裤。到了“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警察的制服也全面仿制军服——服色改为绿色、大盖帽改为圆顶布质解放帽，黑皮鞋则改为绿色胶布鞋。只是帽前依旧佩警徽，以区别于解放军的红五星军徽。
将全民着军便服推向又一个高潮的，是三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1964年，第一批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开垦荒地，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们奔赴农村或边远地区时，国家发的几乎全部是军绿色服装。
“全民皆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民兵操练，“拉出去练一练”的模拟行军相当普及。因此，工人、知识分子和在校学生都以一身军装为荣，不穿军便服的穿蓝、灰色制服，但也戴绿军帽，背一个打成井字格的行军背包，再斜背一个军用书包和水壶，脚穿胶鞋。这种人人穿军装的时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结束。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过一段冬季流行穿军棉服的景象——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每到冬季，很多人都穿一件军用棉大衣。这股“新潮”军服热刮了近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皮衣、羽绒服等大量上市，军大衣才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多元职业装
职业装，顾名思义就是标明职业身份的服装。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代表各种职业形象的各种职业装应运而生。公安、交通管理、检察院、法院、邮政局、银行、税务、工商、民航、铁路等许多行业的工作人员都由国家按行业统一设计、制作、配发制服。一些无法统一的行业，也盛行穿着自己部门制作、发放的职业装。一些学校不仅为学生置办统一学生装，还为教师定做了西服。
穿着制服风气从20世纪80年代初迅速蔓延，色彩和款式又比较单一，一时之间给人举目皆是执法人员之感。
职业装不同于规制化了的礼服，它具有显示身份、地位、权力的作用，如经理和店员职业装款式、色彩就有差异。
通常来说，一旦某一职业的人固定以某种服饰形象出现，就容易被大家识别和认可，以致人们一想到这个职业，首先就会联想到这种职业的着装形象，或是看到某种特定的服饰形象就会马上对应到它所代表的职业。邮递员被称为“绿衣使者”，医务人员被称为“白衣天使”，服装标示着人的社会角色，社会角色丰富了职业装的文化形象。
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与职业装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宋代，城镇经济飞速发展，职业装就已经凸显出服饰社会化的必要性，有文字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中国警察统一着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这种社会对于职业装的规范，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表现。还有对当时酒楼饭铺的描述，“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很显然，这时的所谓职业装主要是以行业区分，还没有形成某一店家的特定着装形象，但它实实在在具备了职业装的基本特征。
职业装的范围还远不止制服，外交会议、经贸谈判、办公室、科研室、学校、精密仪器车间等处的特定着装。如饭店、旅店、商店、交通行业的特色着装，再如清洁工、挡车工、搬运工等重体力劳作时的统一着装，使中国的职业装呈现出多元的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