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一家旅馆，我就向看守提出来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到第二家旅馆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们推托说这要问上边，他们无权处理。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在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捱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捱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他顺路来看看、聊聊，还说在北京时同胡也频很熟。真会说谎！他好像真的是路过这里，很自然地听说我在这里，就随便进来看望老熟人。难道我真会相信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旅馆？我是一个可以让熟人随便来看望、随意说说闲话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同也频熟是假话，也频的熟人，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来要谈什么，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敞开门说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只连声说：“是顺便来看看，是看看你……”大约他看出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够，便没有再谈什么，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了。
四 去雨花台吗？
又过了一两天吧，来了一个大高个子，看来像是负点责任的。他一见面就笑着说，像是问话，又像是自语：“来了几天了？”我“唔”了一声，心想：“真是废话！”我说：“你不比我还清楚吗？”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问：“生活还好吗？”我生气了：“有什么好！现在是在吃官司！”他让我坐，自己也坐下来，接着说：“不要这样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气，他在说鬼话。我一点也没有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气悻悻地说：“什么？你们现在能让我出去吗？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那为什么不公开逮捕、不送法院，不公开审讯？简直是土匪，绑票！”他不声辩，只是笑笑说：“冷静一点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走了。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
看守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天到晚拿一本《三剑客》看。无人时，就是另外那两个看守不在时，他悄悄同我聊天，说是看过我写的书。他说：“你填一张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看见不少共产党员顺着填表，你何苦来呢？”他还拿出一张杨杏佛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说国民党要杀他，他们调查科派了二十个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没有成功，全都叫了回来。每人扣发一个月的饷；现在是复兴社的人又去了。听后，我真为杨先生担忧，而又痛感无能为力。但我看这个人比较年轻单纯，想利用他，便同他谈，劝他离开这里，说他干的工作，是刽子手的工作；他一个青年，应该走光明正道；每月为了二三十元钱，帮这群土匪杀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鲜血。他对我说，他们做这项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为他担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脱不了干系。他自然不能听我的，但对我却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务，不会是一个圈套。最后我求他说，我想写一封信，请他寄给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应，后来勉强答应，也许是敷衍，说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一九七九年，报纸上报道我复出的消息以后不久，曾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很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坐了一阵子牢，现在已刑满释放，回家种田了。
大约在廿七或廿八日，又来了一个有官架子的人。他没有到我们住的外屋来，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里去的。他一开始就说：“你知不知道鲁迅是拿了卢布的？”我说：“这不是新闻，是造谣，一些报纸老早就登过。”他问我鲁迅的住处，我答道：“你们比我清楚，他的住处经常有你们的特务盯着。”他又问茅盾的住处？我说：“你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他说，听说我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意见，他愿听一听。我说：“你们不就是杀人、抓人、恐吓人吗？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有些蛮横，不可理喻，于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后我问看守，这人是谁，他们都不说，只说是一个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谁。
正是这时，有一天，我从窗户里忽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来了，走过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大约是他的妻子。这个人叫韦丛芜。过去我同他虽不太熟，但我听说他是“未名社”的，属于“语丝”派的，是属于鲁迅一派的。他的哥哥韦漱园同鲁迅关系非常好。我没有多加思索，没有想到这里是不可能有什么旅客的，以为有了一点希望。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如能，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这信是在冯达上厕所时，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真高兴极了。我以为只要这封信能到蔡元培先生手里，总会起一点作用的。而韦丛芜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
五月三十一号的晚上，天气很热，我要求到屋外透透气。看守恩准了。出屋后才知道，原来房子旁边，有一块很大的草坪，并且种得一些树。我坐了一小会儿，韦丛芜也从他们的屋子走到草坪上来。我请看守替我买汽水，他们去了，只剩下那个年轻人。我慢慢散步到韦丛芜的身边，悄悄问道：“送到了吗？”他说：“蔡先生不在南京。”我说：“中央研究院可以转交。”他说：“对。”正在这时，买汽水的看守回来了，我只得走开。“天呵！”信到底送去了没有呢？
一九三五年我问过姚蓬子，韦丛芜这人怎么样。姚说韦在一九三三年来南京，是找陈立夫的，后来当了县长。一九八三年我又问冯至同志，他告诉我：韦丛芜老早就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初期他还翻译书，后来被清查出来了。现在的情况不知，可能逝世了。
后来，韦丛芜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个年轻看守忽然告诉我：“他们今晚要来领你们走。前天你说话脾气不好。是听我姐夫说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别的样子。便紧叮了一句：“你答应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说“是”。我们回到住处。我又塞给他一封短信，说明我的处境和我的态度。我等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一会，那位王科长来了，说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见我，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坐上一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车在中山大街往南开去。朝这个方向，我断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五 国民党的神经战
我正以为我短促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弯了。大马路上还有浑黄不亮的路灯，这小胡同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大概都已沉入梦乡，四周寂无声息。汽车在小胡同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弯弯拐拐，在一家大石库门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觉出这是一栋很阔气的府第的大门。我被挟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那位王科长让我坐下后，说是向主人通报，他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我打量这间厅堂，完全是旧式大户人家的气派和摆设，正中间一张条桌，条桌前边有八仙桌，两边是八张太师椅和四个茶几。家具虽不珍贵，却应有尽有，够得上整齐、清洁。我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冯达坐在我下手，正房两边屋里都住着有人。这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看我们，全是些彪形大汉。天气还不十分热，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点燃的三枝蜡烛，他们一走动，一个人都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这么大的厅堂，为什么没有电灯呢？
谁也不理我们，我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约过了大半个钟头的样子，那位王科长才出来，说：“里边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谈话了。过两天再谈。这两天暂时住在这里。”啊，真奇怪，这是什么花招呢？但我有什么权力说不住呢。反正哪里都是一样。我没说话，他就走了。于是这一群赤膊大汉，有五六个人吧，前边两个人各擎着一枝摇摇曳曳的蜡烛引路，烛光微弱，只能照到两三步远的地方。左右前后都有人紧跟着。走出这间前厅，进入一个更大的大厅，四周漆黑，我无法左右顾盼，只感到一阵阴凉冷气，好像到了一个杳无人迹的旷野。然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甬道，一条很窄很窄的长巷。我这时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们要在这里下手了。这么黑的夜，这么深的甬道，两边这么高的围墙，这地方正好动手，任何有本领的人都无路可逃，也无能挣扎的。我等着，无能为力地警惕着。但他们并没有动手。我们走过甬道，向右拐进一个敞厅，然后又一道墙，出了墙门，又进入一个院子，然后来到一个倒厅。按着旧式建筑的格局，我琢磨这是朝北的，从正面的前厅来说，这是一间西花厅。这和我们刚进来时坐等的那间前厅是应该有门相通的。后来证明果然有扇月亮门，不过门已经钉死了，也听不到外间的动静。
这间倒厅空空的，靠东边摆一张大床，靠西摆两张小床。中间一个大八仙桌，有一个茶几、两把太师椅和几个小木凳。他们把蜡烛往八仙桌上一放，就都站在那里不说话。这个厅堂大约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一股股的湿气、霉气往鼻子里钻。我在方桌边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有人给我倒了一杯茶。有几个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个人收拾床铺。冯达先睡下了，另两个人也睡下了。我无法睡觉，就在桌旁抽烟，烟不错，哼！是“白金龙”牌的。另一个看守坐在桌子对面，他也抽烟。他的影子照在墙上显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后的墙上，显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静，也极沉闷。过了一会儿，这个看守鬼鬼祟祟轻轻地送过一张纸条。我侧头看了一下，上边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我的确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把纸条收了回去，又写了几个字送过来，我再看，原来是这样写的：“这是国民党的音杀机关。”我懂得“音杀”就是“暗杀”两个字。我没有任何表示，心里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吓唬我，这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样，我应当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有准备了。我轻轻问他：“你是什么人？你姓什么？”他便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给我看，是“罗登贤”、“廖承志”，还悄悄问：“认识他们吗？”我摇摇头。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权保障同盟正在营救他们。他又悄悄地说：“我同他们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叛徒！”我讨厌极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头躺了下来。我瞪眼望着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么也离不开我的视线。这时各种各样的思虑，一齐来到我脑子里：“这里很可能真是一个杀人魔窟。这个叛徒很可能就是执行命令先来吓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无缘由只是给我递来一个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这样一群又蠢又脏的坏蛋手里真冤。他们将怎样动手呢？用刀、用绳、用毒药。唉，管它咧……唉，这夜真长，怎么还不天亮！就这样永远黑暗下去吗……潘梓午现在哪里？他还活着吗？左联的同志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一定都搬家了。其实，不搬家也没什么，我不会讲出他们的住址的。看样子冯达也没有说出别人的地址，他在旅馆里还一再辩解，说我们家的地址特务们早就注意了，头天晚上他不是还告诉我他的怀疑吗？反正，我还得问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卖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敌人，我要再提出来，一定要和他分开关押……”
天亮了，一个娘姨走进来把马桶拿出去倒了。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还是不能避开人大小便。不一会儿，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饭搬了进来，于是团团围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个人以外，还有那个娘姨、那个厨子。可是饭呢，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有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早饭后，那位王科长来打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后来我问冯达，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这意思开始我不明白，觉得含糊，后来我理解出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厅、甬道、烛光、空院、“音杀”机关等等的诡秘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来打听我的反应，我的神经经受得住吗？他们还问冯达，我有没有可能答应写一个自首书登报。冯达答复他们说，没有可能，丁玲不会答应。冯达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为不过就是为的这个？”这样，我倒放心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