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重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象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一朵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是不是天要变，明天又将下一场大雪？场部办公室里还有几点豆似的闪烁的灯光，我的双脚冻得站不住了，浑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电灯，走近火炉。炉火快灭了，我围着炉子打转，扔进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块，火毕毕剥剥燃烧起来。屋里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热气。我喝了一杯热开水，就走到小桌子边去读报。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项，报纸每天傍晚来，有时我自己到场部收发室去取，有时打夜班的老王头顺便捎来。老王头是四川人，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的。现在儿子换了地方，他一个孤老头子就留在这畜牧队当工人，干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 自从我搬到这四周全是鸡舍的院子后，夜晚他偶尔主动来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支烟，说一两句话：“白天职工开小组会，有人说你好。”或者是：“队长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谈到你时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或者又说：“指导员面前你要小心。”他并不要听我的回答，说几句就走了。我明知道这老头不坏，却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欢听小话，更不愿意连累人；不过他总三四天来转一次，象到鸡舍看窗户关好没有一样；今天的报纸就是他捎来的。
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暗企求哪天会从天外飞来一只鸿雁，让我们知道一点人世的消息，听到一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象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联系。现在竟然收到一封来信，立刻象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啊！我还是七月间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一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一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我急于要看来信，等不及撕开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头上的到底是什么，我心跳，手颤，盼望这是我承受得了的。终于。我畏畏缩缩地展开信纸，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了下去。
呵！多好啊！开头写得多么平静。他一点不动感情。述说了他的生活照旧。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他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可以回来。他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看到这里，心里滋生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后面的述说仍然是冷静的，他告诉我，近几个月来，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同学的同情。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这里没有更多地说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这种冷静使我怔住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只要有一条细流，就会洪水奔涌、就会泛滥成灾，就能淹没一切，淹没我自己。我所有蓄积起来的，我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细心修补起来的，那道维持我活下来的，薄薄的堤坝是经不起再受冲击的。可是，我该怎样想，怎样办呢？我呆了。
我该死心了。我该支持他的理智的决定。我该鼓励他。但在支持他的里面，我自己将不能支持自己，我该为他的冷静处理感到高兴。他只能这样，他只是为了怕我动感情才克制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将被他的冷静冻僵。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持住自己学习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亲爱的儿子呵！你知道吗？妈妈已经软弱得不能再经受一丝风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坚持活下去的一点支柱是摇摇欲坠的。她现在更需要的是爱，是温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剥掉强加在身上的那件耻辱的外衣，是挖去盖在罪犯脸上的金印，是要对未来重新确立信心，是要迎着暴风雨屹立在浪涛中的力量，是要坚定，是要坚强。可是，现在，我能忍心说这封来信是对我又一次的致命打击吗？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的决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近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