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仍居住在西南城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院中只有北房数间。后来，在左侧靠大门的地方，加盖了几间厅房，右侧又盖了两间厢房，勉强凑成一个三合院。
有一年，张学良将军慕先生的大名，以少帅的身份，开着汽车，带着随从前去拜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有找到先生的“校长公寓”。
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
伯苓先生一生不蓄私产。他经常说：
“我用不着攒钱。”
“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
南开中学成立时，董事会给伯苓先生规定的薪金是每月大洋180元。后来，大学部成立，董事会重新给他定薪。他却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加薪了。”
最后，还是由严范孙先生出面，给他强加了大洋100元。可是这笔钱，先生从来没有往家拿过，一直存在学校里，作为替学生作保的赔偿金。
据说，伯苓先生的薪金，在全国大学校长中一直是最低的。
伯苓先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从不追求奢华，总是衣着整洁，朴素大方。
他终年身着蓝色或灰色布质长衫，只不过是按季节换以单、夹、棉而已。只有贵宾来校或宴客时，才换上西装或绸缎的长袍马褂；若外出办事，还要按天津人的老习惯，在外面罩上大衣或布衫，怕的是衣服被蹭脏了或刮破了。
先生的嘴边上经常挂着一句玩笑式“名言”：“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七七事变”前，伯苓先生应聘为天津比商电灯电车公司的董事，前后达30年。公司每月给他一笔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分给为南开服务多年的老职员。
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
伯苓先生经常对学生说，他绝不做官，而是要一心办教育。20世纪20年代，政府有鉴于伯苓先生的崇高威望，希望他出任教育总长，或天津市长，先生均力辞不就。
在中国，读书、做官、享受富贵尊荣，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但伯苓先生大不以为然，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
他非常痛恨存在于各处的腐败现象，他对学生的要求是“不腐化，不落伍”。
他还说：“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应该不腐化的。”实际上，这句话是暗指那些社会上腐化堕落分子，不过是没有人味儿的行尸走肉。
当时与南开同一时代的大学，有历史悠久的北大，有经济充裕的清华，而南开则只是一个私立学校，两者皆无。
但是，南开有一位清廉刚正的校长，他能用极少的钱办很多的事，所以，经费的短缺并不能阻碍先生发展南开的雄心壮志。
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伯苓先生“清逸的风度，敏感的观察，永恒不息的热心与毫无污点的人格”，终使南开成为名噪寰宇的学府。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那么教师究竟“传”的是什么“道”？
我们每天都在教育学生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做个踏踏实实的人、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人，这个“道”，就是“正道”，就是“清廉”！
走正道，做真人，求清廉，是每个教师对自己学生的要求和愿望，也是教师本身必须遵守的人生信条！
如果教师不清廉，就会使教师所有传道的内容，都让学生难以接受，从而影响教育效果；会使学生形成不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会使自己在学生面前、心中威信扫地；会使社会，尤其是学生家长对学校的教育质量产生质疑，影响学校的声誉。
即使个别的老师一时得逞，也会因为自己的这点过失，叫学生记住你一生，并且随着学生的离校，这种过错将终生无法改正。得到的是蝇头小利，失去的却是教师高尚的人格、人们对教师的信任和自己在学生、社会中的威信，代价可谓大矣！
所以，教师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是“真人”的楷模，名利、金钱都是身外物，如过眼浮云，不值得贪恋，即使生活再艰难，也绝不能把欲望之手伸向学生，伸向教育！
清廉从教，已经成为这个时期对师德师风的新要求！
教师一定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自省、自律，转变旧观念，增强服务意识，遵纪守法，远离贪婪和欲望，时刻保持清正廉洁，抗腐拒变，把“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当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铭！
安贫乐“教”
“一袭长衫，两袖清风”，自古以来，教师一向都是这样的清贫形象，可是如今许多教师都在向致富的方向而努力，艰苦朴素已经成了寒酸的代名词，谁还肯君子固穷、安贫乐“教”呢？
诚然，教师追求丰裕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过错，但如果把高质量的生活变成一种奢侈的生活，如果把财富的积累当成教师的个人目标，那一定是大错，甚至是罪过。
要知道，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够发达、教育也不够先进的国家。
强国富民，教育先行，教师的身上肩负着民族富强的重任。所以，教师必须要有艰苦朴素的精神，一个只懂得追求物质享受，丧失了教育目标的教师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教育呢？
“淡泊以明智，宁静以致远。”只要教师们在心中树起清贫的丰碑，就会摆脱尘世的烦忧，不为名利所累，不为荣辱动心，专心专意为学生、为教育而奉献。
我们先来看一个感人的故事：
1982年，周浩作为岳阳师专物理科的优秀毕业生被学校领导委以“支援老区教育”的重任，来到平江工作。他被分配在城南中学。一到这里，他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拼命工作，当年就被评为镇优秀教师。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同分来的其他五位毕业生先后“飞”走了。尽管“幸运女神”也曾向他频送“秋波”，而他始终不忘使命，不改初衷。1985年底，他的文章引起了《初中生》编辑部的注意，一位爱才心切的负责人打电话约他到长沙家中面谈，要调他到长沙去。可这位忠厚的小伙子却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适应不了长沙城里的生活。”以此为由婉言谢绝。1986年，周浩的一位在岳阳县委机关任职的同学写信要求他回荣家湾，到某县机关工作，只要周浩说声：“同意”，一切调动手续全不用管。然而，周浩与平江结下了难解难分的情缘，他割舍不下老区这方明净的天空，因此，他以“我更适合教书”为由，谢绝了老同学的关心。
周浩一直在城南中学工作。这是一所曾被市教委负责人评价为“条件最差、生源最差”的学校。面对满教室的茫然目光和沉闷气氛，周老师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失落感，甚至痛苦感。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育人的责任：目前的“后进生”也是祖国明天的建设者啊！因此，他强加给自己这样的观念：偏爱后进生。他逼着自己去研究后进生的性格特点和生理特点，培养兴趣与扫除心理障碍并举；他视每一个学生亲如弟妹，从不责备，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他特别注意寻找和捕捉学生的思想闪光点和智慧的火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这些被人斥为“朽木不可雕”的学生里，先后有吴方、吴亚明、邱鹏、余立平等20多人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论文或在市、县以上竞赛中获奖。
为了事业，周老师一头扎在教材教法的研究里，嗜书如命，勤奋笔耕。从第一篇教学论文在《中学物理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起，他便一发而不可收。1988年担任教导主任后，他仍然担任《初中生》、《第二课堂》等杂志的特约作者。
为了事业，为了学生，他付出了双倍的精力和心血。有时，他实在愧对妻儿。1988年11月，他去岳阳教育学院学习，爱人快生小孩了，亲戚打电话要他赶快回家，但他想到学习班还没结束，只好在心中请妻子原谅。妻子一个人去了医院，等他以全优的成绩结业回来时，妻子、女儿已出院好几天了。
周老师在学校当“义务工”是人所共知的，老师们都说他是身边的“徐虎”。15年来，他为学校节约安装、修理费在万元以上。学校有事，他总是首当其冲，每年的加班时间都有30多天。按学校加班一天补助5元的低标准计算，10多年来，他该领取的加班补助也有2000多元，然而，他一直未取分文。
周老师是学校的“八朝元老”。除了两位校长退休，其余几位都是提拔走的。而周老师当教导主任一干就是八九年，难怪同事叫他“没进步”，可他总是置之一笑。他的住房是由旧教室改建的，屋里也没几件像样的家具，他心安理得。他就是这样以默默燃烧的红烛精神，展示了跨世纪的一代青年教师的风采。
不受金钱的诱惑，不图安逸的生活，不怕困难的条件，周浩在贫困的老区一干就是15年。而真正让他扎根老区终不悔的原因是他的事业心。为了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他顾不上家，顾不上亲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把自己的满腔爱心撒向学生身上。他就像一支红烛，默默地照亮老区的一方天空。
革命家方志敏说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原因。”
对教育者来说，也是如此，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教育者抵制物欲的诱惑、严守心中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
一旦缺少清贫的意念，教师就不再以学生和教育为目标，而会以工作的方便条件牟取私利，搞权钱交易暴发自己。
安于清贫是一种修养，它能使教师在名利竞争中，甘于恬淡，没有一丝的贪婪和狡黠。
安于清贫是一种境界，它能使教师在世事纷争中达到至清至纯。
安于清贫是一种精神，它能使教师执著于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安于清贫，我们才真正对得起——教师，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