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彼特拉克这些爽快悦耳的诗歌仍然处于无可凌驾之势，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出其中所蕴涵的音响呢！彼特拉克并没有停留在所取得的成绩上。从公元1346年到公元133年是他和过去决裂的时期。他热衷于恢复罗马共和政体，恢复罗马民众政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大量的外交任务，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活动，并写出若干书信体诗歌。从他给朋友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态度的转变，即将中世纪抛在后面，为文艺复兴作准备。从公元1351年起，彼特拉克开始写新诗。在新诗发展史上，他不仅给人类留下了最清晰、最热情、最精确的印象，同时也最富启发性的人类爱情和忧伤、狂喜和悲戚的表达方式，而且也用他那奇异的感伤情调创造了现代抒情诗的形式与语言，为全欧洲的抒情诗提供了共同的原料。这也不能不归因于罗拉对彼特拉克的深刻影响，因为他一直感谢这一段单恋产生的高尚影响，并对自己耽于肉欲生活进行自责。看来女人不一定都是祸水，她有时也可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男人。
薄伽丘为何迷恋坏女人“小火焰”
薄伽丘（1313～1375）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他不仅以其《十日谈》名垂后世，还以与玛利亚·阿奎诺的恋情而名噪一时。这个女人几乎支配了薄伽丘在《十日谈》以前的文学活动，这令许多人迷惑不解。
玛利亚·阿奎诺是个私生女。她15岁嫁给阿奎诺伯爵，但是不久她就发现她的丈夫根本无法满足她的生理需求。她鼓励一连串的人来充当她的情人，补足她丈夫的缺陷，并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财产花费在她的服饰上。她成了那不勒斯城最放荡的女人。在公元1331年复活节前周星期六的一个弥撒上，薄伽丘第一次见到了玛利亚·阿奎诺。对于薄伽丘而言，她比希腊女神阿佛洛蒂特更美艳，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的金黄色秀发更为可爱，也没有一件东西比她那双淘气的眼睛更令人迷醉。总之，她的妖冶美丽撞击着薄伽丘这位18岁年轻人的心，他称她为小火焰，渴望把自己烧灼在她的情火中。他忘记了教会的法规，忘记了小火焰所学过的戒律。数月以来，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去亲近她。他单独到教堂做礼拜，为的是希望她能在场；他徘徊在她窗前的街道上，默默地注视着她映照在窗上的倩影；听说她在巴亚，他就赶到那里去，仅仅为了一睹她的芳容。他追求小火焰长达五年之久，一直等到别人的钱袋空了，她才接受了他的爱。但是一年耗费昂贵的幽会使得通奸的刀口都变得迟钝了，小火焰已经对薄伽丘没有了新鲜感，并别有用心地抱怨他看别的女人。正好薄伽丘的钱也花光了，于是小火焰就去找别的食物，将他毫不犹豫地抛在了脑后。
薄伽丘追求小火焰有五年之久，与她真正相处不过一年，但就是这六年如水的光阴却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他写下了很多有关思慕、燃烧、激烈爱情的十四行诗。为了她，他还写了一首冗长而沉闷的散文诗《菲洛柯洛》，该诗是中世纪恋爱故事的一个翻版。较好的作品，是他运用八行诗节写成的《菲洛斯特拉托》。不久，薄伽丘又创作了史诗《苔塞伊达》献给他的小火焰。该史诗讲述帕勒蒙和阿奇特两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艾米莉亚的爱而引起的流血之争，最后胜者死在了她的爱抚的怀抱中，在经过相当长的迟疑后，她却接受了败者的爱。即便诗中充满了骑士般的爱情故事，但是长达九千八百九十六行的冗长叙述却使得读者难以率读。不过由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敏锐，描写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并且讲究典故和辞藻，薄伽丘创作的这些献给小火焰的情诗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
公元1341年，薄伽丘离开了那不勒斯，前往佛罗伦萨城。但是小火焰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不勒斯而消失，他仍然生活在对小火焰的美好回忆中。公元1342年到1343年，他完成了寓言诗集《爱情的幻影》献给小火焰，用四千四百行三行体回忆他们私通的快乐时光。公元1343年到1344年，他完成了具有心理洞察力的散文小说《小火焰》。在这部小说中，小火焰被安排诉说她与薄伽丘越轨的行为。为了自己的光荣，他还让小火焰宣布是他弃她而去，而不是她把他给甩了。公元1348年瘟疫后不久，薄伽丘开始撰写使他声名远播的《十日谈》。小火焰似乎已死于瘟疫中，更何况薄伽丘已经不是毛头小伙了，35岁的他已经从欲望的炽热温度降了下来，这使得他能够平静地用小火焰的名字作为《十日谈》中最不过分雕琢的说书人之一。小火焰逐渐退出了他的生活。
到了年近50岁时，薄伽丘却突然陷于后悔写《十日谈》或年轻的荒淫诗的情绪中，当然也包括他写的大量献给小火焰的作品。公元1361年，一个垂死的僧侣送来一封信，谴责他罪恶的生活和快乐的故事（指《十日谈》里的故事），然后预言如果他迟迟不改，他将很快死掉，并且死后在地狱中永远受苦恼。薄枷丘相信算命和评梦的谬说，也相信众魔之说。僧侣的来信使他很痛苦。于是在“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的劝说下，他把意大利情诗和短篇故事集《十日谈》的写作转移到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名著的热情研究上，成为欧洲第一位希腊人文主义者。
对于薄伽丘而言，他年轻时之所以迷恋于小火焰，很可能与早年的经历有关。他是个私生子，在婴孩时期就被带到靠近佛罗伦萨城的一个地方，在继母的管教下度过了极不快乐的童年。公元1323年，在他10岁的时候，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去学徒，学习理财和经商。他恨商业，宣称自己偏爱贫穷和诗歌，倾心于奥维德，以他的《变形记》和《女英雄情书集》自娱，而且还背诵了大部分的《爱情的艺术》。他曾经激动地写道：“维纳斯的圣火可能使最冷酷的胸膛燃烧。”但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爱钱胜过爱美，于是他以学习教会法作为条件离开了经商的工作，并准备开始浪漫的生活。这可能是他与小火焰相恋并长期难以忘怀小火焰的最主要的情结吧，因为小火焰点燃了他冷酷的胸膛，使他忘记了过去不痛快的时光，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温馨浪漫的爱情。波焦因何使全世界都怕他
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会在一生中仅仅表现出一种性格来，而把性格的其他方面遮掩得了无痕迹。波焦（133～1459）就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他是人文主义者、书法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使全世界都害怕的人。波焦出生于阿雷佐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佛罗伦萨跟随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以抄写书稿维持生活。在抄写书稿的过程中，他以卡罗林小写字体为基础，创制了一种圆润而工整的字体，经过一代抄录人员的修饰改进，为新兴的印刷艺术提供了“罗马式”字体的原型。公元1403年，他移居罗马，任教皇卜尼法斯九世秘书，在以后的五十年间，他一直为罗马教廷服务。教廷尊重他的精力和学问，派遣他担任十几次任务。他凭借教会秘书的身份，屡次逃离本职，轻易进入守卫最严或最不受注意的图书馆，寻找古典书稿，收获颇丰。例如公元1403年，他在克吕厄隐修院发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两篇散佚的演说稿。公元1416年，他在圣加仑隐修院发现了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昆提利安所著《演讲术原理》的完整手稿等。公元1417年，他在富尔达、圣加仑等地隐修院发现了若干手稿，包括P·费斯图斯的《词义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马尼利乌斯的（星占学》，s·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记》，A·马尔切利努斯的《战绩》，还有阿皮修斯论烹调之作等等。公元1417年，他在朗格勒发现了西塞罗的演说词《为凯辛纳申辩》。公元1423年担任元老院秘书后，他又有所发现，包括弗朗蒂努斯的《沟恤论》和F·马提努的《星占书》。他的这些发现被当时的人文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收获，他也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却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另一面，以至于让全世界都怕他。
波焦为人处世之方法令人咋舌。他曾为教皇马丁五世写下多篇生动的教会信条辩护文，可是他在私人聚会中却与其他教会雇员共同讥笑天主教规条。他以不雅却轻快的拉丁文写成对话和书信，讽刺教职人员的罪恶，宣称他们应该下地狱，可是自己却照犯不误，并且常常搬出一套套的歪理来为自己辩护。红衣主教安吉罗责备他有孩子，认为穿教士服装的人不应该这样，又责备他竟然蓄养情妇，认为连俗人都不可以这样过分。面对红衣主教的责问，波焦冷笑了一阵，然后以一贯无理的态度回答道：“我有孩子，是适合俗人的；我有情妇，那正是教职人员的古老风格。”一番话说得红衣主教无可奈何。但是波焦比一般的教职人员更无情。他在55岁的时候遗弃了为他生过14个孩子的情妇，娶了一个18岁的女子。
波焦兴趣广泛，他收集古钱币、碑铭和雕像，以学者的精简文体描述古罗马遗留下来的纪念碑，几乎建立了现代考古学。但是他的这些成就远远比不上他那与同时代的人文学者迥异的文笔。他伴随教皇犹金四世参加佛罗伦萨会议，与斐勒佛争吵，用最粗鄙下流、热烈的措辞对骂，控告他盗窃、无神论和淫乱。斐勒佛当然不是波焦的对手，因为他在17岁时就写出过集故事、讽刺和脏话大成的著作。在《讽骂集》中，他攻击同作秘书工作的洛伦佐·韦拉，控告他盗窃、伪造文书、叛国、异端邪说、酗酒和不道德。法拉为韦拉反击，讥笑波焦的文法，引述他文书和口语中的大错，说他是老朽的傻瓜。除了受害人韦拉外，没有人重视法拉与波焦在文学上的对骂，双方的骂文同是拉丁文章的佳作，而波焦的文章确实能够显示出古典拉丁文可以深切地表达出最摩登的思想和最隐私的事物。
波焦的热情不止于此。就像后来的阿雷蒂恩一样，波焦还满腔热情地将自己的笔变成了勒索的工具。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王没有承认他将某位学者的某篇著作译为拉丁文的能力，结果招致了他无尽的愤怒。这位人文主义者暗示说，一枝好笔可以刺杀任何国王。阿方索赶忙送上钱财来封住他的口舌，免得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作为人文主义者，波焦确实学识高深，但他只凭本能和冲动做事，并且丝毫不受任何道德和责任的约束，对于任何人都敢用他所熟悉的广博的粗鄙艺术进行口诛笔伐。难怪当时的人就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怕他”。
也许今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波焦在70岁时写了一篇论文《悲惨的人类处境》，认定生命苦多于乐，并且推断最幸运的是没有出生的人。波焦嬉笑怒骂结成一生，但只有他最明白自己隐藏在这怒骂中的真实心境。在72岁时，他返回佛罗伦萨，被任命为领袖团的秘书，最后被选为领袖团的一员。为了表示感谢，他写了一本古体的佛罗伦萨历史，书中包含着政治、战争和他虚构的谈话。他那些人文主义的所谓德行到最后也没有舍得放弃一些。
公元1459年，波焦终于走完了人生的历程。同时代尚健在的人文主义者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波焦那无情而又富于艺术性的攻击了，真正享受人文主义所带来的激情与憧憬。
马萨乔为何死后依然弟子如云
东晋大诗人陶潜在临死前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慨叹一个人死后，除了至亲仍会有悲情萦绕于胸外，能有多少人还会记挂那逝者呢？然而世界上总有些事情例外，意大利15世纪初的著名画家马萨乔（1401～1428）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在人世间仅仅短暂停留了二十七个春秋，但是他去世后却依然弟子如云。
马萨乔出身贫穷，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公元1417年，年仅16岁的他只身来到佛罗伦萨。关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我们无从知晓，只知道他非常热衷于绘画，对他的衣服、外表、收入、债务都不在意。在他的作品里，他将人文主义引入艺术，以人和现实为中心，从生活中汲取形象，摆脱了中世纪神权对艺术的禁锢。一些重要的绘画技术，诸如首次运用中心光源和革新的透视法，都归功于他，他也因此成为公元15世纪初现实主义绘画的探路人。
从14世纪到15世纪初，意大利的绘画与其雕塑、建筑的业绩相比是相形见绌的，这和哥特式艺术的传统习惯有很大关系。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给雕塑艺术留下了更多的用武空间，从13世纪末开始，意大利的雕塑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高潮。但这并不意味着绘画没有什么发展，一些锐意革新的画家在此时期正在成长，尤其是随着大的教堂与礼拜堂、富豪住宅与贵族官邸等世俗建筑的兴建，绘画的空间在不断扩大，从而为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时许多画家在绘画的艺术处理方面经常探索具有空间感与体积感的表现方法，力图把科学知识用于观察自然，而马萨乔就是其中的成功者。
马萨乔在绘画艺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体现在他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德尔·卡明大教堂布朗卡奇礼拜堂所绘的壁圆上。这套壁画中的一幅题名《纳税钱》，是马萨乔在去世前不久绘成的。他把三个连续的故事情节安排在同一场景中，其中中间是使徒们围绕着基督，基督则正在告诉彼得可以在一条鱼的嘴中找到一块钱币，这块钱币正好可以用来付税，而税吏则站在前景中，背对观众；左边是圣彼得正在从鱼嘴里挖钱币；右边为圣彼得正在把钱币交给税吏。在运用光线来表现人物的体积时，马萨乔采用来自一个集中而固定的光源所投射出来的光，而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只利用平光。这种光以固定的倾斜角度投射到人体上，使人体表现出明暗层次，从而产生立体感。除借助光线的投射角度和强弱来塑造形体以及利用光线变化来渲染画面气氛外，马萨乔还更加自然而多样地安排画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纳税钱》中，马萨乔避免了前辈画家把画中人物全部安排到画面前景中所形成的人墙弊端，让许多人物围绕着耶稣，构成一个有深远感的圆圈，使人物活动于更加开阔的环境中。右边背景中的建筑物是以单一的焦点透视法绘成，这种透视的灭点正好集中在耶稣的头部。整幅图画的前后景为空气透视法所统一，这种透视法通过捕捉光线的远近变化来表现深度感，使画面中的景物产生一种距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