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接文在手，考虑良久，思忖着它的可行性。终于，威严的皇权支配了他的思想和理智：该杀！乱臣贼子都该杀！不杀一便不能儆百！于是随手批示定于崇祯三年八月十七日处决袁崇焕。届日，一代名将就这样饮恨黄泉！袁崇焕一案牵连到很多官员。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被杀。
整个冤案实际上都是温体仁在暗中策划和操纵。他怂恿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以后，就不断地给崇祯帝施加影响和压力，欲置袁崇焕于死地。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及逆（袁崇祯）既擒，奸辅（钱龙锡）胆落，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至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断。”还有几句话则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卑劣动机，他对弟弟说：蒲州（韩圹）、华亭（钱龙锡）知道疏中有“奸臣密谋”等语，“见之恨吾入骨，乘特简宜兴之日，即具揭力荐桐城（何如宠）、会稽（钱象坤）以阻吾晋用之路。不知此时，七尺躯尚无安顿处，何问功名哉”
温体仁借袁崇焕一案扫除了仕途上的障碍，疏通了他所谓的“晋用之路”，从而势力大张。
过河拆桥
袁崇焕一案结束以后，温体仁和周延儒两学士之间又斗了起来。说起温、周的相契与相离是很滑稽的。开始，温体仁倚靠周延儒得以进人内阁，并凭借周延儒的权威不断排斥异己，逐步巩固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周延儒则借重温体仁拉拢了一帮政治心腹，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势力，稳固了自己的首辅地位。野心勃勃的温体仁并不满足于现状，他的目标是要取得首辅要职。周延儒理所当然成为他的最大障碍。因此温体仁千方百计地图谋倾覆这位昔日盟友。但是温体仁知道周延儒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等闲之辈。他首先从翦除周延儒党羽开始，逐步孤立周延儒。
一开始．温体仁一派揭露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参与锦衣卫卖官鬻爵的事。崇祯帝命温体仁草拟了一道诏旨，将王永光罢官。由温体仁的同乡闵洪学替补。紧接着，周延儒一派则上疏揭露大学士钱象坤、户部尚书梁廷栋、巡抚刘可训通同作弊、卖官鬻爵的事。崇祯帝又将钱、梁罢官、刘削籍。温体仁对钱、梁、刘的失败不甘心，又上疏揭露周延儒主试受贿的问题。他说。新科会元吴伟业携带妓女来参加会试，德行亏损；状元陈于泰文章太差，名不符实。这“两元”都是通过贿赂周延儒买得的。新科状元陈于泰在周延儒支持下，反唇相讥，说攻击别人的人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劣迹，所以企图通过诽谤他人以自救。
这场闹剧把崇祯帝给弄糊涂了。为了不偏袒哪一方，他把两方面的奏疏都压了下来，暂时不作处理，只是诏令会推，以增补因袁崇焕一案而空缺的阁员。这次会推同样笼罩着温、周互相争斗的阴影。大臣们在上次经筵上发现，皇帝似乎对少詹事（掌太子府事的官）姚希盂有好感。因而会推一开始，许多人主张推荐姚希孟。不料阁员闵洪学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姚希孟在今科的科场中有涉嫌。所渭涉嫌，只不过是姚希孟在科场中说了儿句恭维周延儒的话。周延儒遂建议皇帝将少詹姚希孟提升为正詹。温体仁等人借此攻击周延儒是在培植党羽，周延儒的地位开始动摇起来。
崇祯五年（1632年）春山东镇守李九成叛变，攻陷登州，并囚禁了巡抚孙元化。朝廷派兵部侍郎刘宇烈率兵征讨，无功而返。这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后金势力不断向关内扩张．统治集团内部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弄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人们多认为宰辅不得其人，对周延儒的“秽迹污行”，群起劾奏。这对温体仁来说是一个干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到处煽风点火，唆使党羽弹劾周延儒。
温体仁弹劾周延儒用人不当，致使他举荐的山东巡抚孙元化丢了登州城。在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这个罪责可不轻。不过，周延儒是崇祯帝十分器重的一位大臣，要想倾覆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崇祯元年锦州发生骚乱时，袁崇焕请求拨给军饷以平息士兵哗乱。诸大臣一致要求崇祯帝火速拨发内帑。唯独周延儒持不同意见，他说，军中一鼓噪就发饷，各边镇就会纷起效尤，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进一步分析了部队骚乱的原因，军饷不如粮食，山海关缺钱银但不缺粮，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发生骚乱，这可能是某些边将在要挟袁崇焕。随后，他提出了一套应急措施，比如事情紧迫，还是得发饷。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应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所以作为军中的大将．提倡‘罗雀掘鼠’，自力更生才是上策。崇祯帝几乎为周延儒的“雄才大略”所倾倒．从此奠定了周延儒在崇祯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温体仁等人的劾奏，崇祯帝并不以为然。后来，宣府太监王坤秉承温体仁意旨，诬蔑周延儒编造的“羲皇上人”这句狂言是皇上说的。其实这句话的发明者是王坤本人，并不是周延儒。崇祯帝见问题牵扯到他头上，于是将这句话提出来追问。周延儒有口难辩，加上温体仁一伙又揭发出他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他的一些党羽相继失势。处于绝望境地中的周延儒不得不急流勇退。以患病为名，辞官罢归了。这样，温体仁顺理成章地成了内阁首辅。
身败名裂
温体仁一味醉心于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感觉到自己树敌太多，恐怕会招致别人报复。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凡是他呈给皇帝的上疏，以及内阁拟定的有关文件一概未存入档案，企图毁灭罪证。在温体仁辅政期间，上疏弹劾他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不但没有扳倒温体仁，反而引火烧身。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流放，甚至有人被当场杖击而死。但是阴谋家总有失算的时候。
温体仁阴狠毒辣，表现之一就是对得罪过他的人一辈子也不放过。钱谦益被他排挤掉以后，一直闲居乡里，与当时一些文人儒士往来酬唱，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一日，有个叫张汉儒的地棍忽然找上门来，请求钱谦益帮忙办一件私事。钱谦益知道这个人品行不端，所以一口回绝了。张汉儒对这件事怀恨在心，竟然跑到京城告钱谦益的黑状，硬说他在乡里结交了一帮朋党，整日散布怪论，诽谤朝政。
温体仁借这个机会逮捕了钱谦益等人。钱谦益觉得冤枉，遂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说张汉儒之所以敢告这样的刁状，原是就利用温体仁与钱谦益之间的宿怨。他得知此事后，随即给温体仁打了个招呼。温体仁自恃皇帝宠信，又把这件事添盐加醋，密奏给了崇祯帝，要求一并处置曹化淳。
曹化淳可不是好惹的。他所掌管的司礼监是皇帝身边的要害部门。明代专权的许多大宦官都出自这个部门。而且司礼监向来和内阁在权力控制上有矛盾。温体仁想乘机对司礼监进行压制和打击，但没想到崇祯帝把温体仁的密奏让曹化淳看了。曹化淳吓出了一身冷汗。温体仁竞想整掉他！一不做，二不休，曹化淳毛遂自荐，要求亲自挂帅审理钱谦益一案。
曹化淳派特务四出侦查，弄清了张汉儒的奸状和温体仁密谋的内幕。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崇祯帝。崇祯帝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在朝廷内已形成了一个以温体仁为首的朋党。温体仁一看大事不妙，又使出他的惯用伎俩，装病在家，等着皇上去安慰、挽留他呢。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的一天，温体仁正同家人吃饭。忽然有太监传皇上圣旨，令削去温体仁官职，废为庶民。温体仁一下傻了眼。“当”的一声，手中汤匙掉在了地上。温体仁回到乌程老家后不到一年，便一命呜呼了。六年之后，李自成克京，清人人关，崇祯上吊，明朝灭亡了。
温体仁辅政八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是一个十足的庸材，但在结党营私、玩弄权术上却是一个高手。《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亡前夕，御史吴履中上书总结崇祯治国之失时说：“温体仁托严正之义，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酿成祸源，体仁之罪也。”但是崇祯帝就因为温体仁“斤斤自守，不殖货脯”，所以“始终敬信之”，结果在短短几年之内将明朝拖进山穷水尽的绝境，可谓罪不容诛。
史可法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瞵，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一户中产人家。明末政治家，军事家，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围扬州，时刻法坚守防御，在围城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后扬州城破，壮烈就义。
文武全材
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曾梦见文天祥走进屋内，之后便生下史可法。这种说法虽难免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无限怀念之情。在人们心中，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是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乡试中举，曾官至黄平（今贵州黄平县）知州，他是位对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无一钱”的少有清官。史可法出生时，明朝已经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钧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宠信宦官，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再加上水旱虫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外患频仍，危机四伏。面对如此国况，对国运兴衰尤为关注的史应元整日忧心忡忡。但当他听到史可法的第一声啼哭时，心情大为振奋，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母亲尹氏，都体弱多病。史从质一生未应试猎取功名。辞官归故里的祖父，眼看儿辈没多大出息，家道逐渐衰落，便对长孙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时代的史可法在祖父严格督导下，遵循着儒家博通经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读书。除了学文以外，史可法继承先人尚武的传统，时常练武，从而造就了他的文武双材。
史可法生性聪颖，少时即有“神童”之称。他学习异常勤奋，儿时所读的书是同龄人的几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题对联于书屋：古砚不容留宿墨，旧瓶随意插新花。所谓“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毕”，其学习刻苦的态度可见一斑。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顺父母，立有鸿鹄之志：努力修身齐家，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对史可法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恩师左光斗（1575年～1625年）。万历四十八年隆冬腊月，年方19岁的史可法在京师附近的一所古寺内研习经史。一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时任北直隶提学的左光斗带着随从微服出行，因躲避风雪而入古寺，见偏房中有一年轻人，因读书疲困，正伏案而卧，案头摊着一篇刚草就的文章。作为一府主管教育的长官，他下意识地将文章拿着看看，目下数行，左光斗不觉眼前一亮：这文章的见识和才华太出众川及至仔细看毕，为国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轻轻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临出门又将房门轻轻关上，以免过堂风把年轻人吹凉了。左光斗向方丈打听，原来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从祥符赶来参加府试在此借读的士子。
府试之时，当堂上点名到史可法时，主考官左光斗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随即点为府试第一名。从此，这位年轻秀才，便算是左的门生了。左光斗将史可法安顿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给他奉养父母。每当公余之暇，师生便在书房内谈论时局，辩论古今，形同父子。左公总是以忠孝大义勉励史可法，当谈到国家危难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绪激动起来时，他的眼睛竟冒出血来。左光斗曾不胜感慨地指着史可法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将来继承我志向和事业就是这个人。”
这时的史可法还未脱尽孩子气，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师的官服穿着试试，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见了，这下可把史可法吓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却笑着说：“没关系，穿这官服算什么，你是当宰相的料子！”常言说：伯乐识千里马，这个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谊上无疑是恰当的，但却又是远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内蕴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东林党与阉党从政治到经济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阉党手中有皇帝这张王牌，斗争结果必然是东林党人惨遭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的恶浪终于将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东、西厂监狱。左光斗在狱中惨遭炮烙（一种用烧红的铁块来烧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须臾。在亲朋都怕株连，躲得远远的不敢作声的情况下，史可法以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化装成一个掏大粪者，冒险闯入布满着魏忠贤爪牙的狱中。此时左光斗的面额已被烙铁烧得焦烂，连眼睛都已不能睁开，左藤以下筋骨尽脱，正席地倚墙而坐。史可法睹此惨景，跪在老师身旁，抱着老师的膝盖失声哭泣起来。左光斗从哭声中辨出了来人是谁，奋力用手指拨开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着史可法，愤怒地骂道：“没出息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来了！国事败坏到如此地步，我已经完了，你竟敢将自己生命看得不值钱，跪到这里来寻死，天下大事将靠谁来支撑？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发现和陷害你，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赶快离开这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