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他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在他58岁的这一年，他终于回到了天上，他终于可以摆脱心中善与恶的斗争了。
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1620年），（1620年八～九月）在位，年号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在位一个月。因服红丸而死，终年39岁，明光宗朱常洛是明代创其色彩最浓的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万历皇帝并不喜爱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苦熬了三十九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这位刚要展翅高飞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走了。
朱常洛的身世和他父亲万历皇帝差不多，也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不过虽然都是临幸，朱载后要比朱翊钧负责任。朱翊钧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位皇子，认为这个皇子的出生是他的一件丑事。这一观念持续了三十九年，直到万历皇帝去世。皇长子朱常洛出生后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郑贵妃整天在万历皇帝枕边吹风，万历皇帝早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万历先是封了郑氏为贵妃，而长子的母亲却还是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其次是在朱常洛长大后迟迟不让他上学，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好在这些伎俩被大臣们识破，总算没有得逞。之后爆发国本之争，众大臣用生命和鲜血为皇长子朱常洛争来了这个太子之位。
当上太子之后的朱常洛并没有就此安定下来，宫内、宫外的斗争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地位，甚至生命。好在朱常洛在残酷的斗争中已经渐渐成熟，各方面表现中规中矩，让万历皇帝也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下来之时，最着急的要算郑贵妃了，为了让他的儿子能够座上皇帝的宝座，她不惜孤注一掷。
梃击案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一天中午，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朱常洛才算躲过一劫，一个生人如何能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又如何能轻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宫殿，看来此中必有内情。经过反复审理，案情牵涉到了郑贵妃，但没有进一步追查，两个太监做了替死鬼，此案草草结束。不过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没有定论。此案成为了明宫三大案之一。不管如何，万历四十八年，朱常洛历尽千辛总算登上了皇位，成了君临天下的帝王。在他即位的前十几天，朱常洛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他发内帑犒劳边关将士，虽则杯水车薪，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他罢了万历朝的矿税，这种税收曾一度使民不聊生，叛乱叠起。他拨乱反正，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了出来，恢复了官职。面对万历中后期官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他重振纲纪，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补足了缺额，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正当百姓望治之时，皇帝却突然病倒了。什么原因呢？泰昌帝未即位的时候就好女色，即位之后郑贵妃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向皇帝进献美女，泰昌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年龄又不饶人（40岁左右），即位之初处理政务非常繁忙，加上回到后宫的纵欲，他终于倒下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吃几副补药，静心调养一段时间因该可以复原，但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了一济泻药，泰昌帝当天晚上腹泻三四十次，身体一下就垮了下来，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就在这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两粒红丸，泰昌帝用了第一粒后，病情稍见好转，用了第二粒后泰昌帝昏昏睡去，于第二天清晨驾崩。由于皇帝服用红丸毙命，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这些都已无法弄清，这件事史称红丸案，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了明宫又一大案。
泰昌帝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没当皇帝之时处处小心，当了皇帝没几天又抱憾而终；生前命运坎坷，死后陵寝也是采用当年景泰帝的废陵，命运对帝王竟也如此捉弄。
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1605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明代第十五位皇帝，光宗朱常洛长子，光宗病死后即位，在位七年，年号天启。在位期间任用宦官魏忠贤，政治腐败，死于公元1627年，时年23岁，庙号熹宗。
熹宗的皇帝名号可以说子承父业，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但真的要座上干清宫的皇帝宝座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却留下了一个祸害李选侍，这个女人跟郑贵妃如出一辙，整天捉摸着怎么将皇后位子弄到手，此时的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皇帝面前软磨硬泡，非要将封号讨下来不可，即使在光宗病危的几天，他们也没有停止过。
光宗突然驾崩，使郑李二人失去了保护伞，群臣对他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由于熹宗生母早逝，李选侍成了熹宗的实际看护人，此刻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将熹宗扣留。先皇已经驾崩，熹宗已经被宣布即皇帝位，但小皇帝迟迟没有从后宫走出来，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熹宗。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皇子骗了出来，交给了群臣。李选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赖在干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他皇太后的封号。按古制皇帝即位后，应该立即迁入干清宫居住，但是无人奈何的了李选侍，群臣非常着急。劝李移宫的奏章如雪片飞来，李选侍根本不理，群臣终于被激怒了，杨涟代表众大臣向李选侍下达最后通牒，让他即日离宫，新皇朱由校也下旨，让李移宫，加上大太监王安对李选侍百般威吓，李选侍终于带着宫女灰溜溜的迁出了干清宫。史称此事件为“移宫案”，明宫三大案之一。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群臣能治外，但是管不了皇帝家里的事，此时后宫有两颗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长，一旦他们成了气候，大明王朝这个弥留之际的病人，就将被掏空最后一滴精血。这两个毒瘤就是臭名昭著的魏忠贤与容氏。魏忠贤大字不识，却善于钻营，很快攀上了大太监王安的关系，地位直线上升，容氏熹宗皇帝的乳母，其奸诈并不亚于郑、李，客魏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后宫不可一世的力量。王安等太监在后宫逐渐被排挤，客魏首战告捷，权利覆盖了整个后宫。但魏忠贤并不满足，他要向他的先辈王振，刘瑾那样，成为权倾朝野，名副其实的大太监。一方面，魏忠贤引诱熹宗玩乐，使熹宗整日沈浸在木工活之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的，从不过问朝政；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败类（崔呈秀之流）结成联盟，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六部。东林党人被贬、被杀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党，作了很多努力，也是魏忠贤最痛恨的人，他们有的已经告老，有的还在任上，均被魏忠贤先后投入监狱，尝尽了人间酷刑，最后惨遭杀害，却始终没有向阉党曲膝，不仅为一代文人的表率，也被百姓传为佳话。
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就在整个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一手制造了客魏专政的熹宗皇帝还在后宫玩乐，做木工活之余他也临幸嫔妃，游山玩水，想尽了人间富贵。天启五年，皇帝外乘舟游玩的时候不慎落水，虽被人救起，但落下了病根，到了天启七年，病情加重，一命呜呼，终年23岁。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两位少年天子武宗、熹宗，一个喜欢打仗，一个喜欢木工，均不问朝政，都是落水得病而死，都没有子嗣，都培养出了明朝最坏的太监--刘瑾、魏忠贤。历史竟惊人的相似，试想如果没有这两个皇帝，大明江山应能再多坚持几年。
明思宗崇祯朱由检
明思宗（1610年～1644年），年号崇祯，明代第十六位皇帝，光宗朱常洛之子，熹宗朱由校之弟。明朝末代皇帝，公元1627年即位，改元“崇祯”，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魏忠贤在中途自杀，公元1628年，朱由检亲自主持选拔4批共132名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公元1629年，朱由检确定“逆党”244人。公元1630年，朱由检中后金之计，将袁崇焕处死，公元1640年，朱由检连续发银两赈济饥民，减免171个州县的“三饷”公元1641年，洛阳襄阳先后被农民起义军攻占。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吊死，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幼年被封为信王，熹宗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按照古代兄终弟及的说法，信王坐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皇帝宝座。皇帝的位子本来是人人向往的，但是此时的大明江山已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亦难扭转其颓势了。何况朱由检自幼生长在深宫，既不了解官场的勾心斗角，派系之争；更不了解战场排兵布阵，杀伐攻略。但是毫无经验的朱由检，硬是凭着自己中兴的决心，将大明江山延续了17年之久，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
生性吝啬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公元1645年二月十二日，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100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100万而丢掉了3700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帐，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