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了。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有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说：“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他的幼儿园的管理者是两个年迈无能的老太太，恩物是两匹木马，“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操，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如此欢乐之童年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会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号啕大哭，沥沥拉拉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会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号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得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类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增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2008年9月-2012年12月间
附记：
这篇文章的写作跨越了好几年。最初写，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告别童年，告别天真与恐惧、幼稚与无畏，告别美好，也告别不快乐。
我曾经在一个小型的沙龙讲过其中“母亲”一章的内容。当我说到“没有一种母爱是合适的”时，一个女性听众愤怒地制止了我，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呢？母爱多么伟大！你不知道她生你养你多么辛苦？”
我当然知道。我们提到母爱的时候总是用“伟大”“无私”这样的词，提到童年总是用“无忧无虑”“金色”这样的修饰，完全没有犹豫，没有过问过深埋的记忆。
我不想做一个歌颂遥远的月亮有多皎洁的人，而想看到它黯淡坑洼的一面，那是真实。我们抱怨孩子总是吵闹和哭泣，而当我们蹲下，和孩子同一个视线，看到的都是大人密密麻麻的腿，看不到路也看不到人的表情，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想回到那个低的视线。
看到过一种说法，说当一个人产生羞耻感的时候，童年便结束，青春开始了。我想，一个人的羞耻感丧失的时候，他的青春便结束了，中年开始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