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名利场上，即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人，有时候总不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熟人日子是怎样过的；即便是最开朗慷慨的人，也不可能从不在意左邻右合一年到头如何维持他们的消费。比方说，尽管对詹金斯一家我极其尊敬，可我不得不承认，这一家子坐着敞篷大马车出现在海德公园，跟班的一个个身高体胖，对我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我虽知道那车是租来的，并且他们对佣人一律是只供膳宿不给工资，然而三名仆役一辆车少说也要花六百镑每年——何况隔三差五还要设华筵请客；两个男孩上的是伊顿公学；除了为女孩们聘请一名很贵的家庭女教师外，也有几位专科教员上门授课；到了秋天不是出国就是去伊斯特本或沃辛旅游；接下来就是一年一度的舞会由甘特美食店供应夜宵（附带提一下，詹金斯家的一流宴会全权由该店承办，我曾应邀出席一次这样的盛宴以免空着一个座位，所以对此十分了解，很明显，那些菜点的规格比招待较低层次客人的大路货饭局还要高级）。我要说的是，哪怕对于不爱管闲事的好好先生，也会好奇：詹金斯家哪得如此阔绰？说到这，詹金斯究竟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他是典签署长官，年俸仅一千二百镑。是不是他的太太有私房钱？弗林特小姐生于白金汉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兄弟姐妹连她就有十一人。娘家仅在圣诞节给她一只火鸡，不但如此学校放假时她倒要供几个妹妹的膳宿；她的兄弟们到伦敦来，也得照顾。詹金斯是怎么保持收支平衡的？我的疑问也是他的每一个朋友都想知道的：他怎么能够长期不露馅，一直逍遥法外？去年他到法国的布洛涅去了，可居然还能回来，此事令所有的人迷惑。
其中谁都能举出若干朋友的家底来，天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人人喝过许多杯酒祝好客的主人身体健康，而心中反复思索，买那些酒的钱他是从哪儿弄来的。
罗登·克劳利从巴黎回来后，搬到了五月市柯曾街一栋舒适的小型图楼。三四年间，在受到他们款待的众多朋友中，恐怕人人都对夫妇的生活方式产生过以上的一些疑问。
“我的儿，”如果我有独生子的话，我会对他说，“通过深入调查以及与他本人的经常地接触，你会懂得，没有任何收入的人是怎样悠闲度日的。不过记得不要与那些精于此道的绅士交往过密，可以使用第二手材料，因为你若是要自己动手计算的话，相信我，那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尽管没有任何收入，克劳利夫妇也可以在巴黎过上两三年快乐自在的日子，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只能作一些非常简单的叙述。何时他离开了近卫骑兵团，卖掉了自己的头衔退出军界。当我们再次相遇，除了他的八字胡髭和名片上的中校头衔外，他的戎马生涯再也没有给他留下其他任何纪念。
瑞蓓卡到达巴黎后，很快就在花都的社交界风光地占据领导的地位，并在王政复辟后最显赫的一些法国贵族之家受到热情接待。当时在巴黎的那些英国达官贵人，以她为中心，致使他们的太太对这朵突然冒出来的交际花怀恨在心。她在圣日耳曼区的沙龙里已站立稳了，那些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朝廷新贵府邸又是如此富有，凡此种种有好几个月曾令克劳利太太心花怒放，恐怕还有点儿飘飘然。在那段她风生水起的日子里，她也许不太瞧得起丈夫的社交圈子——其中大都是一些年轻的军人士兵。
但是，陪太太出去社交的中校，置身于公爵夫人等朝廷命妇中间，却感到非常乏味。那些老太太玩纸牌时，会为了区区五法郎的输赢而又嚷又叫，克劳利中校认为在这样的牌桌旁坐下来纯属浪费时间。由于不懂法语，她们谈话中的有趣的地方他又欣赏不了。他一再表示：瑞蓓卡何苦每天晚上向一大帮子皇亲国戚行跪拜礼？不久，只有太太一个人去参加那样的晚会，自己又重新在合得来的朋友中间寻欢作乐。
我们说某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本没有进款，日子照样过得挺舒适；其实这“没有进款”一语指的是一个谜，意思是说：不知道这位有脸面的人物是怎么维持其日常开销的。我们这位中校朋友对于一切赌博都兴致盎然，无论纸牌、骰子还是台球杆，他没有不知道的。可想而知，他玩这些东西的功夫自然比偶尔玩一次的人自然要高明得多。在台球这项游戏中，克劳利原先只是个熟练的业余爱好者，如今已成为行家。如同一位伟大的将军，他的天才往往与危险是同步增长的。有时候整场比赛他的运气都不好，人家把赌注都押在他输球上。但在关键时刻，他会显示艺高人胆大的本色，打出几杆惊人的好球，一下子扭转败局，取得最后胜利令所有不了解他有这一手的人都惊诧不已。看惯这种场面的人，就不会那样轻率地下注赌一个人输球，因为有可能此人后劲十足，会突然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大显身手，把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呢。
玩牌他也很善长。在晚上牌局刚开始时，他经常输钱，技术蹩脚透顶，不知底细者每每不把他放在眼里。等到他打起精神来，注意力开始集中；这时你会发现克劳利的牌打得与刚才判若两人，并且确信夜犹未央他将把对手杀得一个不留。事实上，能自夸曾经赢过他的人简直是一个也没有。
由于他在赌道上无往而不利，也无外手眼红者和败北者提起此事有时会说些相当难听的话。关于威灵顿公爵从不打败仗这一点来说，法国人总说只是一连串惊人的巧合才使他成为常胜的福将；他们居然认为威灵顿在滑铁卢用了计谋，否则赢不了最后攸关性命的那一墩牌。同样，在嗜赌的英国军人圈子里有一种模糊的说法，认为不能排除作弊的可能性，克劳利中校老是连战连胜。
尽管巴黎的弗拉斯卡蒂沙龙此时已经开张，但是赌风日炽，公开的赌场太少，适应不了那股迅速蔓延的狂热势头，于是在一些私人家中也呼幺喝六地赌起来。在克劳利家颇具情趣的小型晚会上，通常也会举行这种预兆不祥的娱乐活动，令贤惠的克劳利太太很不高兴。提起丈夫沉湎于掷骰子赌博的事情，她那无法言语的忧伤便溢于言表；无论什么人上他们家，她都会抱怨。她恳求年轻人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骰子筒。有一回，步兵团的小伙子格林，输了一大笔钱；事后据佣人告诉那位倒霉的少爷，瑞蓓卡哭了整整一夜，甚至向她的丈夫下跪，求他把格林欠下的赌账一笔勾销，把格林所立确认欠债的字据烧毁。可是罗登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轻骑团的布拉克斯通和汉诺威骑兵团的佩因特伯爵赢他自己的钱也有那么多。格林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因为欠债当然要还。
另一些军官——主要是年轻人，因为喜欢聚集在克劳利太太周围的人大都年纪较轻——参加她家的派对回去时往往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她家致命的牌桌上输了钱。克劳利家由此开始有了坏名声。有经验的告诫缺乏经验者要提防危险。有一回，这位步兵上校和他的太太在“巴黎咖啡馆”用餐，他们和也在那里吃饭的克劳利中校夫妇发生了一场剧烈地争吵，闹得不可开交。两者的太太都参与了这场冲突。奥多德太太就在克劳利太太的鼻子前面打了一个响亮的榧子，称后者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克劳利中校要求跟奥多德上校决斗，并且把那一对手枪拿出来作准备（其中一支就是当初他打死马克尔上尉的凶器）。总司令闻讯后，派人把克劳利叫去，好好地跟他谈了一次，决斗才没有举行。要不是瑞蓓卡跪在塔夫托将军面前求他帮忙，克劳利本来是应该被遣送回英国去的。这件事发生以后他有好几个星期没跟军人一起赌钱。
虽说罗登精通赌术丝毫不用怀疑，而且所向披靡，但是瑞蓓卡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他们的地位终究不稳固；虽然他们几乎什么账也不付，但是他们这么点儿本钱难保不会在某一天化为乌有。
“亲爱的，”她对罗登说，“虽然赌博有助于增加你的收入，但赌博本身毕竟不是稳定的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不愿再玩了，那咱们怎么办？”
罗登也认为她说得有理，事实上他也注意到了，那几位绅士在他家玩了几个晚上，吃过几餐宵夜以后，确实不想再跟他赌钱，瑞蓓卡的魅力也难以再吸引他们了。
克劳利夫妇在巴黎的生活固然舒适自在，但说到底那只是无所事事的闲混；瑞蓓卡觉得还是应该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安排罗登的前程。她必须为丈夫在国内或殖民地谋一份差事，作为第一步，她先让克劳利卖掉军衔离开近卫团，只领半薪。也不再担任塔夫托将军的副官。瑞蓓卡逢人便说将军的坏话，嘲笑他的假发（他一到巴黎就会戴上它遮秃）、他的紧身腰带和他的假牙，被挖苦得最厉害的是：他妄图征服所有女人的心，自以为是地以为他靠近的每一个女人都痴恋着他。近来塔夫托将军忠情于浓眉重垂的布伦特太太——军需官布伦特的妻子，向她送鲜花、首饰，在餐馆里请她吃饭，把自己在歌剧院的包厢给她使用。可怜塔夫托太太的愁眉并不比以前稍得舒展，漫长的夜晚她还是要和女儿们一起待在家里，将军陪布伦特太太看戏去了。当然，蓓姬身边有一打崇拜者想取代将军的位子，凭她的一张利嘴足以把将军的新欢奚落得无地自容。但是，笔者已经说过，她已经渐渐厌倦了这种无聊的社交生活。歌剧院的包厢和餐馆里的宴请已使她烦闷极了；花束又不能留着防荒，她希望着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实惠。
就在这个时候，来自英国的消息很快在中校的巴黎债主中间传开，并使他们大为兴奋。他那位有钱的姑母、并且准备把巨额财产遗留给他的克劳利小姐快要死了；中校必须赶回去和她见上一面。克劳利太太和她的孩子留下等中校来接。中校动身前往加来并且安全到达。人们原以为他要渡海到多佛尔，谁知他竟去了敦刻尔克，再从那里折向他早就十分向往的布鲁塞尔。其实，他在伦敦欠下的债比巴黎还要多；他宁可到那个不太大、又比较安静的比利时城市去，也不愿待在喧嚣的英法两国首都中的任何一处了。
姑母死了。克劳利太太给自己和儿子小罗登按最严格的规矩定制了丧服。中校则忙于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事宜。瑞蓓卡要重新布置房间，和旅馆老板商谈了更新壁挂的事，并且在地毯问题上还有过一番伤和气的争执，最后双方就全面达成协议——只是账单还没有支付。重新装饰期间，瑞蓓卡先坐旅馆提供的一辆车到别处去暂住，同去的搭车的有她的孩子和一名法国保姆，殷勤的旅馆老板和老板娘还有站在大门口满脸堆笑的热情欢送。塔夫托将军听说她离开了巴黎，顿时气愤至极；布伦特太太则因将军火冒三丈而冲他发火。斯普尼中尉心痛极了。旅馆老板提前把最好的客房重新装修布置好，等候迷人的少奶奶和她的丈夫的归来回来。他把克劳利太太郑重其事交给他保管的几只箱子捆扎好，小心藏好。不过，当后来这些箱子被打开时，里边却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
但是，克劳利太太在去比京与丈夫见面之前，却又只身作了一次英国之行，把小儿子留在欧洲大陆，由那个法国保姆照料。
瑞蓓卡和小罗登分别，对母子双方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痛苦。说实在的，从那位小少爷出生到现在，做母亲的并没有见过他多少回。瑞蓓卡紧随着法国母亲们一种流行的时尚，把孩子送到巴黎郊区一个村子里去由别人奶养，小罗登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是在一户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度过的，他有许多个穿木屐的奶哥哥，生活得还很愉快。他父亲常骑马到那儿去看他，见儿子面色红润，浑身泥土，在花匠的妻子（他的奶妈）照料下做泥饼玩儿得开心，一边声音洪亮地大叫大嚷，做了爸爸的罗登高兴极了。
瑞蓓卡不大乐意去看自己的儿子。因为有一回，她的一件浅灰中略泛紫红色的新长袍就让儿子给弄脏了。小罗登宁可接受奶妈的爱抚，却不喜欢母亲，当他最后离开那个笑口常开、让他觉得差不多是他亲娘的奶妈时，大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母亲答应他第二天就能回到奶妈这儿来，小家伙才止住哭闹。奶妈自己恐怕也觉得和小家伙难舍难分，她也被告知孩子很快就要送回来，所以有一段时间一直望眼欲穿地等着小罗登回来。
在稍后一个时期，有一批胆大的英国冒险家闯入欧洲大陆，在各国首都行骗。其实，我们的这一对朋友可以说是其中的先驱者。在一八一七到一八一八年的那段十分好过的日子里，人们对英国人的财富和信誉还极为尊敬。我听人说，当时他们还没有学会在做交易的时候砍价，哪像现在这样以不屈不挠的侃价本领著称于世。赖旅店主人的账，用空头支票诈骗轻易相信别人的银行家，从车马店老板那里抢走马车，从金匠那里掠夺首饰，玩纸牌把旅客钱包掏空，连公共图书馆的书籍也难幸免于难；但是，三十年前只要是一位坐自备马车旅行的英国绅士，所到之处哪儿都乐意让你赊账，那些男人们绝少骗人，只有受骗的份儿。
克劳利一家走后的几个星期，他们在巴黎期间所住的旅馆老板才意识到自己损失惨重，那还是因为向克劳利太太提供衣饰的马拉布太太多次来要数目不大的账，还有王宫大厦金球首饰行的迪德洛先生也来过不下五六次，打听那位买了他几块怀表和几只镯子的漂亮太太回来没有。说来令人怀疑，但这却是事实：甚至那个穷花匠的妻子，虽然奶养了那位太太的孩子，可是除了最初六个月，之后再也没有拿到过一文钱，尽管她以奶汁和母爱哺育了小罗登。真的是这样，连奶妈的钱也没付——克劳利夫妇实在是忙得紧，哪儿记得他们还欠她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费用。至于旅馆老板，他可是在有生之年可把整个英国骂得狗血喷头。他向所有的旅客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姓克劳利的中校——他的太太身材娇小，却非常聪明。
“哦，先生！”老板总是会补上一句。“他们可把我坑苦了！”
听他诉说蒙受重大损失的后，真令人感到悲哀。
瑞蓓卡这次伦敦之行的目的，是想去跟她丈夫的一大批债主达成某种协议，建议每一镑欠款向他们失偿还九便士或一先令，让罗登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她在进行这场简直比登天还难的谈判过程中究竟采取了哪些手段，这里不便细说。但是，她向债主们摊牌，她付给他们的那笔钱，是她丈夫能凑到的全部资金；她说服他们相信，克劳利中校宁可永远侨居大陆，也不愿背付着一身债回到这个国家来居位；她还向债主们证明，她丈夫不可能从其他途径筹款，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得到比她受权建议的还债比率更大的份额。最后，她终于使中校的债主都接受她的条件，于是她仅仅使用一千五百镑现金便把超过一万五千镑的债务一笔勾销。
在这笔交易中，克劳利太太没有聘请律师。事情简单明了，就和她说的那样，要还是不要——你们看着办吧。她让债主的代理人自己去权衡得失。代表红狮广场戴维兹先生的刘易斯和代表科西特街马内西先生的莫斯（那是中校的两户主要债主），对于中校太太办事如此痛快漂亮十分欣赏，认为没有哪位专业律师可以胜过她。
瑞蓓卡十分虚心地接受他们的祝贺，为了款待对手的代理人，她吩咐送一瓶雪利酒和一大块蛋糕到她办理此事期间下榻的三流小客栈里。她热情地与代理人们一一握别后，直接返回大陆，与丈夫和儿子会合，向中校报告他已无债一身轻的好消息。至于儿子，他母亲不在时那个法国保姆热内维埃弗小姐根本不管他，因为那女子跟加来驻军的一名士兵正谈情说爱，她和那个军人在一起便会把自己的责任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回，热内维埃弗让孩子独自待在加来海边的沙滩上，自己离开后把他丢了，导致小罗登险些给淹死。
就这样，克劳利中校和太太来到了伦敦；在五月市柯曾街他们自己家里，才开始显山露水——也就是拿出想要靠上述办法过日子的人所必须掌握的本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