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拒绝20万元的收买，不顾枪弹威胁，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对袁世凯、古德诺之流进行揭露和讽刺，成为护国反袁斗争的序曲。而蔡锷则以养病为名返回云南，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1916年元旦组成云南军政府，兵分三路进军四川、广西和贵州，发动了护国战争。3月，护国军相继攻占川南重镇叙府、沪州，威逼重庆。
护国运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争先恐后微纳捐款，护国军志气高昂、随护国战争的进行，袁世凯在西南的统治纷纷解体。是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3月，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4月，龙济光在广东宣布独立。5月，西南各省的省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与北洋政府决裂。当时孙中山也在海外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决不使谋危国民者复生于国内。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将袁世凯“执行国法”。
梁启超在全国代表护国浪潮冲击下，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也呈现出一片分裂之势。袁世凯的心服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在全国反袁进入高潮时，也感到复辟帝制无望，早已辞职而走，托病引退；冯国璋则拥兵江南，坐镇观望。原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也顺风转舵，责备袁“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并着手寻找新的代理人。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袁世凯83天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但他仍希望依靠北洋军队，保持他的总统权位，但护国军坚持要他下台。最后，袁世凯于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气绝身亡。
护国运动取得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结束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具有资产阶级并主运动的性。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进步意义。但护国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代替袁世凯而起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的统治。
军阀割据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临时约法》又恢复了，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也重新组合起来，前些时日遭到袁世凯通缉、四散奔逃的国会议员，又挺直胸脯，走进了国会的大门。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似乎又获得了新生，从此，中国将走上民主、共和的新轨道。但事情并没有朝人们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发展。
护国战争刚刚结束，北洋军阀内部由于派系矛盾、斗争，发生了分裂，形成了直系和皖系两个派系。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他所控制的军事集团称为“皖系”，控制着北京政府，还掌握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的首领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他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另外，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也乘天下大乱而割据一方。皖、直、奉系构成了北洋军阀内的三大势力。
除此而外，还有盘踞山西的阎锡山，盘踞在徐州的张勋等一些小军阀。在西南地区，还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各派军阀自成派系，互相攻战，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就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
1917年2月，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消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黔驴技穷，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几艘美国商船，美国准备对德国绝交，欲要参战，从此，战局开始对德国十分不利。不久，美国驻华公使与大总统黎元洪秘密会晤，要求中国与美国一道参战，亲美的黎元洪满口答应下来，3月14日，国会开会，通过了对德绝交的提案。
正当黎元洪暗自庆幸自己即将得到一笔美国提供的参战借款时，另一起秘密外交也在悄悄地进行。日本派秘使面见实力派人物段祺瑞，告诉他说：“美国人借款，必须实行出兵欧洲，不能挪作别用；日本借款，不管用途，将军可以用这笔款项编练参战军，先统一中国，扫平内乱。”段祺瑞听后，喜形于色，立即与日本成交。
日本插手中国参战事情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美国见中国的实力人物段祺瑞倒到日本一边，便对中国参战事情不再积极，相反却指使黎元洪进行抵制，这拉开了府院之争的序幕。
一天，段祺瑞向国会提出对德参战案，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段祺瑞一气之下，拿出了看家的本事，他立即通电召集皖系军阀的9个省的督军，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威胁黎元洪。一天夜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去黎家登门拜访，临告辞时警告黎元洪说：“如果国会否决参战案，恐怕贵国政局将发生混乱。”黎元洪听后不寒而，第二天匆勿地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辩论。
5月10日下午，国会开会审议参战案。会场内列席的督军们根本没把议员们看在眼里，山东督军张怀芝非常直率地说：“先生们，你们像一群聚在大笼子里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会场外，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办法，指使数千流氓军警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有些公民团代表还冲进会场，高声宣布：“如果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军警们假装出来维护秩序，但并不驱散“公民团”。
段祺瑞的这一暴行激起了议员的极大愤慨，决定停止会议。段祺瑞恼羞成怒，唆使督军团向政府施加压力，解散国会。恰好在这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丑行被揭露，全国人民群起声讨，黎元洪乘势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愤然出京，在天津号召皖系控制的各省独立，使北京政权陷于瘫痪状态，黎元洪孤立无援，邀请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进京调停。段祺瑞也私下向张勋许诺；如果他能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可以默许他在北京复辟帝制。一时间，张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县人。年轻时当兵，1899年随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发迹，当上了总兵。后来多次充当慈禧太后的警卫总头目，受到重用，1908年慈禧太后死时，他曾去北京哭灵守孝，泪如雨下。辛亥革命爆发后，因镇压革命卖力，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他曾发誓“活是清朝人，死是清朝鬼”。躲在徐州，扩充军队，他不仅自己不剪辫子，也命令部下都留辫子，于是，人们都称他率领的20000多人的军队为“辫子军”。张勋与清皇族经常保持联系，寻找机会复辟，这时，他终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公开上演了复辟丑剧。
1917年6月14日这天，张勋率领“辫子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逼迫黎元洪辞职，着手复辟。各地的旧王公和封建遗老欢天喜地，纷纷涌向北京城。居住在上海的保皇派领袖康有为也剃去胡须，化装赶到北京，帮助张勋策划复辟。
7月1日凌晨3时许，北京城内的百姓还都在梦乡里，而紫禁城养心殿却灯火通明，12岁的废帝溥仪，在他的师傅陈宝琛的带领下，正焦急地等待着张勋等人进宫，举行复辟大典。不大的工夫，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张勋身穿蓝纱袍，黄马褂，戴着红顶花翎，率领康有为等数十人，跌跌撞撞地走进宫来，看到溥仪已在此等候了很长时间，便一齐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礼节。
接着，张勋抬起身子，带着哭腔，嘟嘟囔囔地说：“当初隆裕皇太后不忍心让百姓遭殃，才下诏书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百姓才能得救。”
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当然，这些客套话都是陈宝琛事先教好的。
张勋又说：“皇上的圣明，天上闻名，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年龄很小的时候登极做大事的。”
溥仪连忙按照他师傅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免为其难吧！”
就这样，复辟丑剧正式出笼，那些早就盼着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和遗老遗少们欣喜若狂，他们急忙从箱子底翻出了绉巴巴的袍褂朝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有些没有朝服的人则急忙到估衣铺去抢购朝服，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有些剪了辫子的王公贵族纷纷购买用马尾做的假辫子，接在脑袋后面，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入宫去求个一官半职。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张勋被授以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为分别被授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张勋一伙复辟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北京的百姓纷纷拒挂龙旗，有人把龙旗撕碎扔在大街上任人践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反复辟别开生面，特别用“五色旗”作商标，生产“爱国牌”香烟，并将这种烟捐献了几十大箱，犒劳北上讨伐复辟的军队。复辟的消息传到张勋的家乡江西，南昌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措词激烈的文章，为家乡出了这个复辟小丑感到耻辱，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张勋的家属、亲戚被迫悄悄溜走，躲避风声。孙中山在上海听到复辟的消息后，也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天下人起来讨伐共和的叛逆。
张勋本来以为自己控制北京政权后，发出复辟号令，各省即或不表示支持，也会沉默一段时间，没想到竟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陷于全国人民声讨的汪洋大海中。张勋惊慌失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段祺瑞见张勋已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自己“借刀杀人”的诡计已经得逞，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他请梁启超为他起草了一个讨伐复辟的电文，组织“讨逆军”，进军北京。这时，张勋在北京只有3000名辫子军，实力很弱。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几乎没有进行激烈的抵抗，便仓皇逃命了，大街上到处都是辫子军逃命时剪下来的辫子，全城的黄龙旗也顷刻间成了人们脚下的垃圾。辫帅张勋走投无路，只好躲进荷兰使馆避难，因为驻北京的各国使团，只有荷兰对复辟表示同情。
张勋导演的复辟丑剧，仅仅12天就迅速破产了，这说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观念已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任何人想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无法逃脱失败的厄运。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重新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宣布辞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大权控制在段祺瑞手中。
黎元洪下野了，国会解散了，北京城内再没有敢对段祺瑞说句“不”字的了，他踌躇满志地正式对德国宣战，暗地里与日本相勾结，通过借款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借以实现他“武力统一”的梦想。
当时，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经手这些公开或秘密借款的，是一名叫西原龟三的政客，他有一套毒辣的侵华方案，他认为如果用武力侵略全中国，每年至少要付出20亿日元的占领费用，还要冒以国家命运作赌注的最大风险，最好的办法是从经济上以至军事、政治上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在上述认识驱使下，西原龟三从1916年秋天开始，往来于北京与东京之间，经手签订了15笔借款，达5亿多日元。通过这些借款，日本从段祺瑞政府手里取得银行、税收、电台、金矿、电报、铁路、国有森林等方面的利权，日本还可以派遣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这样，日本实际上实现了它独霸中国的野心，这笔借款后来被称为“西原借款”。
段祺瑞一面对外出卖主权，一面以国民被张勋复辟破坏为借口，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建立独裁统治，这种野蛮粗暴的做法，激怒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黎元洪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从上海乘坐“海琛”号军舰到广州，举起了“护法”的旗帜。8月，在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建立了与段祺瑞对峙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了抗拒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也附和了护法。
10月6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颁布讨伐令，派军队北伐。段祺瑞也野心勃勃地向南方用兵，企图扫平护法军政府，护法战争在湖南爆发。
段祺瑞在派兵南下时，又耍了一个诡计，他命令直系军队的大将曹锟和吴佩孚作为先头部队，与护法军交战，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借直系军阀的力量消灭护法军，又可以利用护法军削弱直系的力量，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冯国璋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提出“和平统一”口号，与段祺瑞唱起了对台戏。他还暗地里命令直系将领在前线按兵不动，最后自动退兵，使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宣告破产。
段祺瑞收起“武力统一”大旗后，西南地区的滇系和桂系军阀便不需要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来对抗北洋军阀了，他们开始排挤孙中山，破坏护法运动。1918年5月的一天，“非常国会”决议。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合议制，选举了岑春煊、孙中山等7人为总裁，而岑春煊是首席总裁。这实际上排挤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标志着护法运动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