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上奏光绪帝，提出应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惟益加专精。对此光绪帝谕旨：此事由总理衙门妥议。七月，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奉旨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办学堂事，强调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并决定于北京西城原同文馆附近买地筹金扩建学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光绪帝再次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下谕：“妥速办理”。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随后，命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妥议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决定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各国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分八章五十二条。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同时提出“宽筹经费”、“宏建学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建议。七月三日，朝廷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随后委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后又由黄绍箕、余诚格分别继任）。任命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同时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九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员不足百人，多为世家官宦子弟及少数各省中学堂选送的高材生。十二月三十日，又设立师范斋，规定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材生为师范生，专讲教学之法，为以后派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次年九月，又设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学堂。改派许景澄为管学大臣，黄绍箕为总办，刘可毅、骆成骧仍为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兴起，京师大学堂内师生对此议论纷纷。管学大臣许景澄与京官袁昶等力主镇压。不久许以“极谏”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的罪名而被清廷杀戮，教习刘可毅也被杀害。消息传来京师大学堂学生四散离去，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殆尽。九月，慈禧太后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筹办“新政”。十日，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修改办学章程，扩大办学堂规模。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二月十三日，张百熙奏陈筹备情况：一、准备设预科，预科分政科和艺科两门；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二、添建讲舍，在原有一百四十余间的基础上添盖一百二十余间。购西城瓦窑地方土地一千三百亩盖房。落成后除预备、速成两科外，新奏旨送大学堂仕学馆学习肄业的进士，附设医学馆的学生一并迁入。三、附设译局，译局由官书局筹办。四、经费：由华俄银行拨发百万，大省每年拨二万；中省一万；小省五千。又决定任命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对以上提议慈禧太后加以批准。十月十四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速成科学生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及外国文论七门。师范馆由各省选送学生若干，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等。仕学馆由各省推荐，不参加考试。结果共录取学生92名。后来又扩招九十名。十二月十七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又增设了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一个月之后北京掀起了拒俄运动，四月三十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发起声讨沙俄罪行大会，会后起草《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当晚，部分学生退学参加了抗俄义勇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京师大学堂又增设满蒙文学，七月，附设博物品实习科。次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清政府将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拨给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分科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一批标榜自由思想的维新派诗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诗体革新运动，它与当时文坛以“时务文体”、“新民体”为模式的“文体解放”，“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界的“国剧刷新”等文艺浪潮，都是改良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扫除封建正统文学的“薄今爱古”颓风，推动中国文学复兴为己任，试图以新理想使民开化，而为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变法图存的政治纲领服务。
“诗界革命”的理论前驱与杰出实践者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原则，成为最早的“诗界革命”的宣言。《与朗山论诗》一文称“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市井”之声，“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若“不能牵其真，而含我以从人”，“而吾心声皆他人心声”，则无诗可言。反对“尊古”、“剽盗”，要求写人间“真意”，自我“心声”。此后，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遍游日本、美、英、新加坡，长达17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开拓了他的视野，形成了他既批判封建专制，但又“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对其后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遵宪在伦教作《〈人境庐诗草〉序》一文，根据“今之世导于古”的进化观点，强调今人应抛弃古人的糟粕，而不被古人所束缚，今诗必须“别创诗界”，而“自立”于古人之后。为“新派诗”的诞生大声疾呼。文中又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重要命题，对“新派诗”的创作原则和本质特质做了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诗之外有事”，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创作题材，以国内外大事入诗，更以“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为模式。所谓“诗之中有人”，就是要求诗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同时要有新的时代精神，塑造新的诗人自我形象。黄遵宪反对仿古，但不拒绝文学遗产。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之神理”，“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形式上，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即以古文家之法入诗，使诗散文化，加强诗的表现力。《〈人境庐诗草〉序》，在文学发展论、创作论、风格论诸方面都具有近代的理论色彩，是“诗界革命”的理论指导。黄遵宪自称其诗为“新派诗”，梁启超则称黄为“近世诗家三杰”之一。康有为序《人境庐诗草》称“上感国变，中伤仲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兴而意远”。黄诗形成了晚清诗坛中，继龚自珍后的又一高峰，《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诗，确实已“弃史籍而采近事”，洋溢着爱国反帝精神，是“诗界革命”的实绩。《今别离》、《登巴黎铁塔》、《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诗，写域外生活，为晚清诗开辟了另一生面。
黄遵宪之后，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三年（1897年）间，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蒋智由、金天羽等相继竟为“新诗”，梁启超及一般晚清文学编年，据此界定“诗界革命”的兴起，就在此时。夏曾佑、谭嗣同之诗，被梁启超批评为“操撦新名词以表自异”，并无实绩可言。甲午战后，丘逢甲崛起台湾。论诗与黄梁接近，称“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即今开幕推绅手，要选人天绝代才”，希望有“神手”领导“诗界”。丘逢甲主张新诗要开拓新视野，寻求新题材。以史为诗，寓兴亡之感，则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丘逢甲曾亲率军民，御倭寇于台海，失败后内渡，居广东，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所交往，与黄遵宪则为诗友。丘逢甲感事伤国，对时势之危殆，体会较深，“大禽大兽知何日，目极全球战正酣”。内渡之后，作诗1700余首，其中《愁云》（1895年）、《春愁》（1896年）、《元夕无月》（1898年）、《题兰史〈罗浮纪游图〉》（1902年）等名著，抒发台湾沦陷后志士之悲愤，抨击清廷之腐败卖国，指控列强之暴虐无行，不遗余力。而上承杜甫、陆游，慷慨纵言，悲凉壮美，遂震动一时，被称为“诗史”。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之一钜子”。
“诗界革命”的热情鼓动者与权威理论家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避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杂志，继续宣传变法主张，并创为“新民体”，推动“文体解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黄遵宪、康有为、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等人的大量新诗，以及与黄遵宪论诗通讯等文章，震动国内，“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开辟新土”。“诗界革命”进入高潮。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年至1907年），梁启超撰《饮冰室诗话》一书，专论“诗界革命”，其理论贡献是：
一、以社会进步固“远轶前代”，“并世人物”亦不“让于古”的改良主义进化观，做为指导文学革新运动的指针，坚持“文学之进化”，反对“薄今爱古”的文学退化论，认为“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将绝”。
二、总结“诗界革命”兴起后，新派诗创作的成败得失，批评“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幼稚倾向；品评“诗界革命”诸家，以“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丘逢甲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钜子”，黄遵宪“为诗界开一新壁垒”，从而为黄、丘确定诗界地位，扩大诗界革命在海内外的影响。
三、继黄遵宪之后，对“诗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更富于革命性的发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创作原则，主张“竭力引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并“熔铸进化学家（达尔文）言”。虽然，“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保持旧风格”之说，带有“旧瓶装新酒”的不彻底性，且旗帜鲜明地要求以“新意境”，宣传“新理想”，以诗歌“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体”，而达到“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社会效果，都具有进步意义。
四、肯定中国文学史上的“俗语文学”，认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当在俗语文学大有发展。在散文创作上主张“言文合”，在诗歌创作上则主张诗与乐合、俗语入诗。“新歌”要斟酌于雅俗之间，以合于“讽诵”。赞扬丘逢甲“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推崇黄遵宪《出军歌》、《学校歌》等通俗歌词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
梁启超本不善诗，后力学作诗，多“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去国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以文为诗，纵横恣肆，意境别辟，风格豪放。《朝鲜哀词》，得杜少陵法，康有为评为不愧诗史，叹为观止。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甚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嘉庆元年（1796年）起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名义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独特的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运气。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