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一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与南诏的关系
隋末唐初，在现今云南大理洱海周围周围及哀牢山、天量山北部山区，分布有乌蛮、白蛮的许多部落。七世纪至叶，乌蛮不断移入洱海地区征服白蛮，形成了六个乌蛮部落，部落的渠帅称为“诏”，因此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蒙、越析、浪穹、赕、施浪、蒙舍。因为六诏之中蒙舍诏居地最南，故称“南诏”。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向唐朝称臣纳贡。高宗、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到长安朝见，都蒙皇帝召见，并赏赐大量的锦袍缯采等物。武则天时蒙舍诏首领逻盛炎来唐访问，病死在长安。朝先天二年（713年），南诏皮逻阁继承王位，唐玄宗册封他为台登郡王。次年，皮逻阁即遣使来朝。
开元中，皮逻阁用重礼贿赂唐剑南节度使土昱，请他向朝廷申请允许皮逻阁兼并其余五诏。得到唐玄宗的允许后，皮逻阁就开始出兵兼并五诏，唐派遣中使王承训、御史严正海参预军事，先攻灭越析，次灭三浪，最后灭蒙，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基本上统一六诏，成立了以西洱海地区为中心的统一国家，通称为“南诏”。次年，皮逻阁被唐册封为云南王，表明了唐对南诏统一事业的支持。天宝四年（745年），皮逻阁派其孙子凤迦异到长安朝见皇帝，玄宗赐给他胡部、龟兹两大乐队。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死，他的儿子阁逻凤继承了王位，承袭爵位云南王。
南诏统一后，继续向外扩张。这时唐也设置了姚州、建安宁城，向云南各地伸展势力，因此双方发生了冲突，至玄宗天宝年间，唐开始抑制南诏势力的扩张。但是，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唐天宝九载（750年），阁逻凤起兵攻破唐姚州都督府，杀死了云南太守张虔陀，并且夺取了三十二个羁縻州。第二年，鲜于仲通率八万大兵进攻南诏，在西洱河被南诏打得大败，鲜于仲通只身逃回。自此以后，南诏为避免两线作战，不得不转而依附吐蕃。天宝十一载（752年），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吐蕃王的兄弟，给金印，号称“东帝”。同年，唐王朝征发岭南五府的军队，在姚州都督贾率领下进攻南诏，结果全军溃败，贾也被生俘。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王朝又遣剑南节度留后李密率兵七万进攻南诏，被阁逻凤引诱到大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全军覆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困于内乱，没有力量再进攻南诏，而南诏常和吐蕃联军侵扰唐的西川一带的边境。天宝十五载（756年），阁逻凤派兵协同吐蕃兵进攻唐州（今四川西昌）夺取会同（今四川会理县），占据清溪关（今四川越北）。唐至德二年（757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俘。唐永秦二年（766年），阁逻凤在南诏都城太和城中立南诏德化碑，表明叛唐出于不得已，希望能和唐世代友好。唐大历十三年（778年），阁逻凤死，他的孙子异牟寻继承了王位。第二年，南诏、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攻唐剑南西川，打算攻取成都。唐德宗派大将李晟率4000禁军、曲环率、陇、范阳兵5000驰援蜀地，在当地唐兵的配合下，大破南诏军，收复了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四川茂县）二州，又乘胜追击南诏军，在大渡河再次击败南诏军，吐蕃、南诏死八九万人。两国战败后，异牟寻迁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把南诏当作自己的附属国，向南诏征发兵役、赋税，又派兵在南诏境内要地驻扎，引起南诏强烈不满。
唐德宗在李泌的劝谏下打算联合南诏共抗吐蕃，贞元元年（785年），任命韦皋出任唐剑南西川节度使，积极从事争取南诏归附唐王朝的工作。同时，南诏的清平官郑回也劝异牟，寻摆脱吐蕃的奴役归附唐朝。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和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的兵力，引起南诏的不满。贞元七年（791年），韦皋又派遣使者劝说异牟寻早日归附唐王朝，吐蕃听到这个消息后责问异牟寻，牟寻不得不将使者押送到吐蕃去，然而吐蕃反而更加怀疑，征调了许多南诏大臣的子弟当作人质，以防止南诏反叛。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异牟寻下决心归附唐王朝，派遣使者分三路赶到成都，写信给韦皋，请求归顺。韦皋派人护送使者到京师，德宗大加嘉赏，赐异牟寻诏书，韦皋派巡官崔佐时出使南诏。第二年正月，崔佐时到了羊苴咩城，和南诏在点苍山会盟，至此，南诏终于继绝了和吐蕃的往来。会盟后，异牟寻亲自率兵，在神川大败吐蕃军，焚烧铁桥，取得昆明城。六月，唐派御史中丞袁滋等持节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至802年），异牟寻配合唐军，连破吐蕃，生擒吐蕃大相论莽热。南诏和唐恢复了和好关系，取得了对吐蕃作战的空前胜利。
到了唐太和三年（829年），唐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专门从事聚敛财富，不懂军事。南诏权臣蒙嵯巅乘机起兵，攻破唐的、戎（今四川宜宾市）、邛（今四川邛崃县）三州，接着攻入成都外郭，留居十日，大掠妇女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唐王朝任命原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郭钊到成都后，和南诏立约互不侵扰，唐王朝又派中使以国信赐蒙嵯巅。
唐宣宗大中年间，安南都扩李涿十分贪婪残暴，向土人强买牛马，一头只给盐一斗，又杀害了土人首领杜存诚，引起了土人的怨怒，引导南诏兵骚扰安南边境（今越南河内）。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驾崩，派遣中使到南诏告哀，正值南诏王丰也去世，其子酋龙继位，把唐朝使者安置在外馆，接待的礼节也十分简单。唐懿宗由于酋龙没有派遣使者来告丧，并且他的名字与康玄宗的讳号相近，因此没有遣使册封酋龙为南诏王。酋龙就自称皇帝，派兵攻破唐播州（今云南贵州）。第二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越境收复播州，但安南的土人却又乘机引导南诏兵，攻破了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第二年，唐军收复了安南。咸通二年（861年），南诏兵攻破邕州（今广西南宁南），次年又攻安南，不久又联合桃花、茫、裸形等部落约五万多人进攻安南，咸通四年（863年），再次攻破交趾城，杀掠15万人。南诏派善闸节度使杨思缙率兵两万驻守安南，唐兵则退守岭南。咸通七年（866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兵，杀三万余众，南诏军败走。唐懿宗命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界，不得擅自进攻南诏。又派遣使臣劝说南诏，如愿恢复和约，唐王朝将一切都不追问。唐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兵又大举入侵，次年进围成都，在唐军民的奋起反击下，才退走。直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出兵追袭南诏军队至大渡河，并且在入蜀要地修筑城堡、派兵戍守。从此，南诏不再内扰。
乾符四年（877年），酋龙死，他的儿子法继承了王位，派遣使者求和。第二年，派遣赵宗政来请和亲。到了唐广明元年（880年），唐王朝允许和亲。唐中和二年（883年），南诏遣使来迎接公主，十月，以宗女为安化公主嫁给南诏王。法死以后，他的儿子舜化继立，遣使到黎州修好，昭宗没有答复。自此以后，唐王朝国内混乱，断绝了和南诏的相互往来。至唐天复二年（902年），南诏灭亡。南诏自六四九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历时254年。
唐朝后期和南诏虽曾发生激烈的战争，但经济、文化的交流仍很频繁。如唐代的许多工巧将丝织业技术传入南诏，内地的佛教，音东也传入南诏，许多被俘或流寓在南诏的汉人也将内地文化、典章制度等传入南诏。南诏的土特产和音乐也输入了内地。这些交流在唐与南诏的关系中占了一席之地。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印纹陶器，就是在泥坯未干燥时，用泥模在器皿上压印。这应该是最原始的印刷了。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是在模中做好阴文反字，再经浇铸而成。战国时代，印玺开始出现，印玺上文字的情况屡见不鲜。如献帝兴平元年（194年），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地区）太守高日关将修建周公礼殿的经过刊刻在礼殿东南的一根方木柱上，共计二百余字。与此同时，刻石的风气也开始盛行，东汉的《熹平石经》和北魏的《正始石经》都是凹下去的阴文，而在北齐的造像碑刻中又出现了阳文。另一方面，六朝时期的拓碑技术也有所提高。在印刷的物质条件方面，经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汉魏之际，松烟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法师自印度取经归国。此后，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并以“回锋纸”印刷普贤像。另据史料纪载，唐太宗李世民曾将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刊行于世。同一时期，士大夫们晏游时候所玩的叶子格（纸牌）大约也是印刷品。
1966年10月18日，在朝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汉字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长约630厘米，宽约六厘米。该经共雕刻木板十二块，印后粘连成卷轴。经文雕刻精美，刀法娴熟，墨色匀称，清晰显明，是技术成熟期的印刷品。此外，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亦曾报道过日本藏有武则天时代的印刷品。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雕板印刷技术已经很成熟。长安、洛阳、扬州、四川等地都出现了民间和寺院应用雕板印刷技术刊刻书籍的现象。长庆四年（824年），元稹在为白居易《长安集》作序时讲到：在江、浙地区，将白居易及本人的诗集缮写刊刻，或者在市场上出售，或者拿它换酒和茶。八世纪末九世纪初，东川（今四川东部）、西川及淮南三道等处地方民间私自刊印日历的情况十分普遍。每年司天台还没有颁行新历，而私历早已遍行天下。唐朝中央政府有鉴于此，曾于太和九年（835年）下令，严格禁止民间私印日历。
唐代刻书主要集中在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以及越州（今宁波）、扬州、苏州、洪州（今南昌）、益州（今成都）等地，大都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上述地区中，尤以四川刻书最多。四川号称天府，物产丰盈，造纸业十分发达，唐玄宗时每年向中央进贡的麻纸达五千番之多。唐代中后期，四川地区一直比较安定，成为唐朝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