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后，觉得如果要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大权在手，势更难治，不如留在长安，设法除掉他。就秘密派心腹数人，接连不断地上书皇上。说：“秦王的左右听了去洛阳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去了就恐怕回不来了。”皇上被他们的谗言所迷惑，就把这事给放下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元吉又想出一计，就是采用各种办法将秦王府的勇将接到自己这边来。李元吉平时最怕秦王府的尉迟敬德，就劝李建成和尉迟敬德结交，私下里送给他金银器皿，但被尉迟敬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李建成、李元吉贿赂收买不成，怀恨在心，就又派人去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有刺客来，就打开大门，坐在大堂上等着。刺客一看，知道不是对手，就吓跑了。他们见行刺又未得手，便又生一计，向皇上诬告尉迟敬德有意谋反。皇上听后，欲杀尉迟敬德，幸亏李世民入朝劝谏才免其罪，临淄侯房玄龄和杜如晦与李世民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遭到了李建成的忌恨。皇上听信了他的谮毁，将房玄龄和杜如晦撤职，不许他们再去接近李世民。李世民内心非常忿恨，同时皇上一再相信谗言，也就越发感觉到自身的危险。他身边有一员大将程知节对他说：“大王身边的人，如果都被他们摧折，你自己性命也难保，希望大王早点做决定。”
士兵出行作战图画像砖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是莫逆之交。房玄龄私下对无忌说：现在皇太子要谋害李世民，这样必然危害国家，不如劝他废掉皇太子。无忌将这话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征求属下意见，杜如晦也劝他听房玄龄的话，几位大将也都劝李世民快拿主意。李世民对此仍犹豫不决。
这时，正赶上突厥兵又来侵扰，李建成就推荐李元吉带兵北伐，皇上将兵权交给了李元吉。李元吉就调动尉迟敬德为先锋官，又调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同去讨伐突厥。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一看，急忙找到李世民说：“大王再不早做决定，祸在眼前了。”李世民说：“都是亲兄弟，怎忍心下手？”
正在这时，率更丞王祥来到，好像有话说，见长孙和尉迟在旁边，就没张口。李世民见状就起身与王祥密谈。王祥说罢立即退了出去。李世民告诉长孙他们说：“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定计，想让我到昆明池给李元吉饯行，在席前设下埋伏，置我于死地。然后太子要求皇上禅位，李建成当皇上，立李元吉为太子。”长孙不等李世民说完便道：“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大王快决定吧！”李世民叹息地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虽然知道祸在旦夕，但也要等待他们先发，然后仗义出讨，方为有名。”尉迟敬德接着说：“大王如不听从长孙的话，尉迟就不能留在大王身边等着他们来杀我了。请您允许我走吧。”长孙也说：“如果这样我也要走了。”李世民见状，便召集同僚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大王快拿主意，最后李世民终于做出了起事的决定。
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身穿道士服，混进李世民的住处，同他一起制定对付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计划，然后按计行事。
那天晚上，太白星从秦王地上空经过。太史令傅奕密奏皇上说：“太白星在秦地上空出现，秦王当占有天下。”皇上听了心中很不高兴。正在这时李世民来到，他请求皇上撤去左右，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皇上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么？”李世民又说：“臣儿自想，没有一点辜负兄弟的地方，偏他二人时时欲加害于我，求皇上开恩保护孩儿。”说完竟哭了起来。皇上见一向勇猛的儿子竟委屈得哭了，心里不觉一惊说：“明天早朝再问。”李世民即退下，回到王府便开始布置计划。半夜时分开始调兵遣将，命长孙无忌带领人马埋伏在玄武门。这时，李建成、李元吉也得到宫内差人送来的密报，得知李世民密奏的事，李元吉对李建成说：“今天上朝，恐怕有变，不如托病不去。”李建成却说；“我们内有妃嫔传信，外有宫廷护卫保护，秦王虽然强悍，能把咱们怎样？不如前去参见，好探听一下消息。”二人便骑马前往玄武门。到了临湖殿听说皇上已召集六部大臣临朝审问，二人便知事不好，调转马头往回跑。忽听背后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死对头李世民。也不答话，举起随身带的弓箭，拉弓连射三箭，李世民见箭忙闪身躲过，把最后一箭一把抓住。随即取箭向太子射去。太子一箭就被射下马来，当场死了。李元吉一看不好，骑马便逃，迎头碰上尉迟敬德，又勒马往回跑，正赶上李世民追赶上来，冷不防李元吉回马相撞，两人都坠落马下。李元吉起来就去抢李世民的弓，尉迟敬德跑过来救起李世民，把李元吉吓跑了。尉迟敬德把李世民扶到屋里，转身去追李元吉。李元吉想跑到武德殿面奏皇上，还没跑到就听身后弓弦一响，转身一看，已来不及躲避，这箭不偏不倚正好射入咽喉。尉迟敬德上前把李元吉的头砍了下来，又跑到李建成身边，把李建成的头也砍下来。这时，只听玄武门外人喊马叫，尉迟敬德拎起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上马急驰来到秦王府门前，原来是东宫和齐王府的将领率好几千人来攻打。尉迟敬德双目圆瞪，怒声喝道：“你们看这两颗人头是谁的？”说着把两颗人头悬于梁上。又说：“我奉诏来杀这二人，尔等如违抗皇上命令，将与这二人同罪。”东宫、齐府两军一看群龙无首，便一哄而散了。
这就是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庚日，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兵变。
此后，为安定社稷，高祖遂诏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世民登基，即唐太宗。他整治朝政，开辟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伟业，成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徵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徵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徵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材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材。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责力、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材，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间能人尽其材，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贞观时期创立、延续、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如从北魏以来就推行的均田制在贞观时更加完善。由于亲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太宗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同时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认为，只有使人民安心生产，生活稳定，统治者才能“长守富贵”，国家才能昌盛，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去奢省兵，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并身体力行，克制私欲。贞观年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这样就相对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使百姓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还将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且合并了许多州县。由于均田制度的继续推行及统治者不兴土木不夺农时，贞观期间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载“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者仅29人。可见当时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安定。由于政治的稳固，官吏的廉洁，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抗灾能力也大大提高。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虫灾、水灾，太宗命灾区开仓赈济，百姓就食他乡。在连年的灾害面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协力抗灾，贞观四年，天下农业大丰收，就食他乡的百姓都回到故乡，“米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除均田制以外，政治、科举、军事等各项制度在贞观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贯彻。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都各有职守。唐太宗还特置了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务。使资历浅、品位低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此名义而行宰相之权。三省的分工是：中书省掌管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门下省掌管审查中书省的决议，不同意的可以驳回重议；尚书省则具体执行通过了的各项决议和政策。与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极少干涉三省如何行使职权，而是创造条件，使各部门恪守职责。他告诫门下、中书官员若看到皇帝诏敕有不便于时的，要大胆地驳回，决不可唯唯苛过，阿旨顺情。在皇帝诏敕与制度相矛盾时，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从公。使得完善的制度得以顺利地贯彻。在法律上，贞观时颁布了《贞观律》，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也为当时东亚各国所效法。《贞观律》改重从轻，内容完备，条文扼要，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太宗格外强调上下守法，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论其职位身份，一定要依律严惩。太宗还强调官吏的断狱，须有律、令、格、式为据，不得随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贞观律》基本得到实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面。在军事方面，太宗继续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形成军事布局“内重外轻”的形势，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贞观时，府兵制较以往更加完备，“兵农合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兵士被征调服役时，本人免去租调，但需自备武器、行装和粮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农民一样要从事农业劳动。“兵农合一”既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可以安心生产。在文化教育方面，唐太宗提倡儒学，开办并设置文学馆及史馆。并召天下名儒入仕作官。太宗常常亲自至国子监听学、讲学。太宗还令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贞观时编纂的正史主要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弘补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给史学带来的空白。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将选拔人材的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贞观时起，进士之科大兴，因进士科考试内容以策试为主，也便于考生发表政治见解。考取进士由此而成为士人入仕的捷径。太宗曾亲至考场，见新考中的进士从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欣喜言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进士科的兴起，有利于将优秀人材选拔到各级的政权中，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