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州府机构的架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组织架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不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政权下的州，即使是同一政权下的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州，其组织结构也都有差异。在这方面，制度史大家严耕望先生对此作过周详的耙梳。其大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中、下）中的州府属佐考证，已使人难再置喙。但考虑到本文的结构需要和叙述的方便，此处只做出三个时期州的组织结构简易图表，以便于进一步了解此时的州。
魏晋南北朝州府机构的政务决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对地方的管理，主要以执行朝廷政令为主。但由于这又是一个长期分裂和战乱不断的时期，州作为地方一级政体，经常是各种势力争取的对象。因此，这一时期的州府，为了在各派势力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也就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决策机制。只是从整个决策参与者来说，不同的时期又略有差别。三国西晋时期，由于都督制刚形成不久，在整个地方管理中主要还是以州牧（或称刺史）为主体。因此，此时的决策参与者，主要以州牧（或刺史）与其府中的别驾、治中等纲纪佐吏为核心。东晋南朝和北朝时期，都督制普遍实行于地方，都督兼领军府所在州的州刺史成为惯例。于是，州军政决策的参与者就形成以都督、刺史与纲纪佐吏为核心，州军府和州行政的一般佐吏为外围，外加都督、刺史所私养的宾客故吏共同组成的一个较具规模的决策集团。都督、刺史和纲纪之佐是固定的决策集团成员。一般佐吏和宾客故吏，都有责任及义务随时向都督、刺史等府主进言献策。不过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在都督、刺史的手里。
一州牧（刺史）与纲纪之佐的核心决策
州牧（刺史）与纲纪佐吏的核心决策，在魏晋时期最为突出，并且经常是在重大时刻，州牧（刺史）向纲纪佐吏商讨对策。通常有三种形式。
一是州牧（刺史）遇到重大事务时，主动召集州府纪纲之佐商讨对策。如东汉末，初平元年（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十路大军，举兵讨伐董卓。同时，兖州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州郡，陈（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冀州牧韩馥也得到桥瑁的移书。因为韩馥的州牧之职是被董卓举荐而得到的，在此情况下，是帮助董卓，还是呼应袁绍？韩馥拿不定主意。于是，韩馥“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这是冀州牧韩馥在对董卓是否开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与州治中等从事共同决策，而后接受了治中子惠的建议。再如，兖州刺史刘岱议遣袁绍妻与公孙瓒。刘岱议连日不决，最后，别驾王緒为刘岱进言定策。不仅韩馥、刘岱在重大问题的抉择时刻要靠纲纪之佐为其策谋，袁绍也一样。
东晋南朝至北朝时期，决策的核心就由魏、西晋时期的州衙转到军府。军府都督、长史、司马、众多参军，就成为决策的主力。
如《晋书》卷99《卞范之传》记其年少时，就与桓玄一块交游。“及玄为江州，引为长史，委以心膂之任，潜谋密计，莫不决之。”
刘宋政权中，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南侵，当时的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总统诸军，出镇彭、泗。北魏军势凶猛，距彭城只有十数里。刘义恭则因军食不足，决意弃彭城南归。“计议弥日不定。”当时，参与计议决策的有彭城镇守者、安北将军刘骏（后为刘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史张畅、中兵参军沈庆之以及刘义恭的长史何勖。沈、何二人主张弃彭城，张畅则坚决主张按兵不动，且表示若弃彭城，将以颈血？刘义恭马蹄。刘骏赞赏张畅意见，最后，刘义恭被迫放弃回逃，继续坚守。还有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关于移民保聚、芟麦剪苗的大讨论，又是长史张畅的建议成为最后的决策。
再如刘宋前废帝时，为扫清对其皇位的威胁，使人赍毒赐江州刺史刘子勋死。情急之下，“子勋典签谢道遇、斋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等驰以告（邓）琬（邓琬时为江州行事），泣涕请计”。当邓琬决定反前废帝后，紧接着，刘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谋王室”，向江州府僚请谋。录事参军陶亮建言推翻前废帝，阖府僚佐意见一致，最后达成共识。
后废帝即位后，狂悖日甚，朝野希望其堂兄弟、徐州刺史刘景素能够继任大统。于是，后废帝开始对刘景素有猜忌。为防止后废帝加害，刘景素“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氵尔、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
其余如《宋书》卷46《张邵传》载：“文帝为中郎将、荆州刺史，以邵为司马，领南郡相，众事悉决于邵。”
萧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郢州行事萧懿被朝廷害死。紧接着，死亡又威胁到雍州刺史萧衍。萧衍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
梁时，《梁书》卷9《柳庆远传》载：“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因辟别驾从事史。……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卷36《孔休源传》载：“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誉，王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高祖与群臣议代王居州任者久之。”）与刺史相比，长史、司马的核心决策，也只是参谋性的。不唯如此，有时他们还会因参谋决策而有杀头的危险。如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向阙，广州刺史陈显达遣军援台，“长史到遁、司马诸葛导谓显达曰：’沈攸之拥众百万，胜负之势未可知，不如保境蓄众，分遣信驿，密通彼此。‘显达于座手斩之……”
二是纪纲之佐主动进言献策，为州牧（刺史）的决策提供参考。如，东汉末，“太祖（曹操）临兖州，辟（毛筁）为治中从事。筁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是治中为决策进言。
再如，袁绍在渤海郡起兵以后，欲占有冀州，使人游说冀州牧韩馥献出冀州。韩馥胆小，答应了袁绍使者，准备献出冀州。这时，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进谏韩馥，勿献冀州给袁绍；从事赵浮、程奂请带兵抵抗袁绍，“韩馥又不听。乃让绍，绍遂领冀州牧”。这是军府长史、别驾、治中为决策进言。
还有，刘璋在益州为牧，治中王商奏记谏璋，拒马超之往来。特别是刘备入蜀，别驾张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积极催促刘璋接纳刘备。在曹操攻汉中时，张松又劝刘璋用刘备入蜀抗曹，对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过程中不少重大事务的决策发挥了作用。
西晋时，据《晋书》卷37《司马勋传》载，司马勋为梁州刺史，监关中军事，常怀居蜀，预谋叛逆，因惧益州刺史周抚而未敢起兵。周抚死，司马勋拥兵入剑阁。“梁州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并切谏……”卷35《裴秀传》载裴秀从侄裴盾，“永嘉中，为徐州刺史，委任长史司马奥。奥劝盾刑杀立威，大发良人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上述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州府纲纪之佐，在州重大事务活动中的决策作用。
二州府一般佐吏进言献谋，辅助决策
这主要有主簿参与决策。如东汉末，刘璋主簿黄权、从事广汉人王累，为阻止刘备入蜀，自倒悬进谏。《梁书》卷10《夏侯详传》载：南朝宋明帝泰始初，豫州刺史殷琰举豫州叛宋。宋明帝发兵讨伐。殷琰力不能支，欲北请救于魏。情急之下，主簿夏侯详进说殷琰：举兵本为朝廷尽忠，不可屈事北面。况且，北魏大军临淮，意图难料，“今若遣使归款，必厚相慰纳，岂止免罪而已”，并亲自冒险面见讨伐军，表明殷琰心迹，停止围攻，一州得全。卷19《乐蔼传》载：“（乐蔼）及（萧）嶷为荆州刺史，以蔼为骠骑行参军，领州主簿，参知州事。”记室参军参与决策。如《晋书》卷71《孙惠传》载：“（孙惠）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职文疏，预参谋议。”城局参军、咨议参军参与决策。南朝萧齐东昏侯时期，因猜忌雍州刺史萧衍，欲借辅国将军刘山阳赴巴东任太守，过荆州之际，与行荆州事萧颖胄合击萧衍。殊不知萧衍早有所备，发书迷惑颖胄，“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咨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录事参军参与决策。梁武帝天监初，南郡当阳人邓元起为益州刺史，“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娄黔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梁书》卷11《张弘策传》载：南齐明帝建武五年（实际上为永泰元年）“遗诏以高祖（梁武帝萧衍）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带襄阳令。高祖睹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密为储备，谋猷所及，惟弘策而已”。
三州牧（刺史）私养宾客故吏谏言献谋决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镇守地方的刺史、都督，甚至郡太守，除有众多的行政僚佐和军府佐外，还经常收养有数量不等且有才能的故吏门客。如《三国志》卷21《刘劭传》注引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讲：“并州刺史高干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归焉。”宋王僧达，曾让其主簿带领门义抢劫吴郭西台寺沙门竺法瑶等。这些门客不在州衙和军府任职，但因受府主的青睐和信任，也常参与州衙和军府的重要决策。如《宋书》卷75《王僧达传》载：“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宋孝武皇帝刘骏）入讨，普檄诸州郡，又符郡发兵，僧达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策上也。……‘”最后，王僧达听从了其门客的建议。这是郡太守养客以为幕僚，并在关键时刻为府主谋划。《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载：“（僧虔，宋明帝泰始中）徙为会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将军如故。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下）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后僧虔不从，被阮佃夫指使御史中丞弹劾罢官。
四集议决策
不过，东晋南朝以后，由于中央与地方州郡，在很多情况下处于猜忌与对立状态，对朝廷的顺逆与否，就成为地方州郡最大的政务。因此，面对这种事务，有时还会集军府、州衙全体僚佐共商对付之策。如《晋书》卷42《唐彬传》：“（唐彬）初为郡门下掾，转主簿。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卷39《王沈传》载：王沈为豫州刺史，于州下教求谏。主簿褚略进言改教。卷57《赵诱传》载：“值刺史郗隆被齐王檄，使起兵讨赵王伦……会群吏计议。”
再如宋废帝景和元年（465年）十一月十九日，要毒杀晋安王子勋。在此情况下，刘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并是诸君所见闻。……今便欲举九江之众，驰檄远近，以谋王室。于诸君何如？‘”这可以说是州郡最高形式的决策。
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在州牧与属佐的决策机制中，部属的谏言只是参考性质的，而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三国志》卷22《陈群传》载，刘备为豫州刺史，辟陈群为别驾。徐州牧陶谦死，邀刘备做徐州刺史。陈群谏其别去，刘备拒绝采纳。
魏晋南北朝州的职司
探析州制度，不能不讲州的职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是行政、军事、监察三者一体的复合型地方官府。因此，州的职司主要表现在行政、军事、监察三个方面。其中州的监察职责，在分析其性质时已作论述。因此，本章只分析州的其余两项职司以及中央对州的监察。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多另有加官，意在“兼统以济世务，非优崇以荣一人”。因而有或以小兼大，或以大兼小，或以内兼外，或以外兼内，或以军事兼行政等复杂情况。
一行政职司
行政职司是州职司的基本方面，《三国志》卷2《文帝纪》载：“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晋书》卷3《武帝纪》载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政典，无为百家庸末……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这条诏令虽说是对郡国而发的，但完全可以以郡例州。《南齐书》卷6《明帝纪》载：“守宰亲民之主，牧伯调俗之司，宜严课农桑，罔令游隋……”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