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其全称是“某州刺史资”。意为予以任某州刺史的资格。以这种方式任命州刺史的，最早出现在梁武帝太清之乱时期。太清二年（548年），梁武帝贪于东魏河南州土，不顾梁与东魏的关系和朝臣反对，执意接纳东魏叛将侯景。八月，侯景反于寿阳。十一月，梁湘东王萧绎从江陵出兵援台。萧绎在东进过程中，为了招募更多的力量讨伐侯景，就用“刺史”之职作诱饵对加盟者进行封赏。由于刺史只有朝廷才能任命，萧绎要任命刺史还无资格。于是就承制以“州刺史资”的形式来任命州首。如《陈书》卷10《程灵洗传》载：灵洗拒侯景，梁元帝承制“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新安郡诸军事、云麾将军、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侯景失败后，程灵洗才得到青州刺史的正式任命。再如卷11《黄法氍传》载：“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巴山郡）太守贺诩下江州，法氍监知郡事……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将军、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州刺史资”这一任用方式刚出现，立刻便被后来者所沿用，《陈书》卷35《熊坛朗传》载：“绍泰二年（556年），坛朗以南川豪帅，随例除游骑将军。寻为持节、飚猛将军、桂州刺史资，领丰城令。”至陈朝建立后，梁末所创“州刺史资”的任命方式例被接受。《陈书》卷20《华皎传》载：“知江州事。……天嘉三年（562年），除假节、通直散骑常侍、仁武将军、新州刺史资，监江州。寻诏督寻阳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诸军事、寻阳太守，假节、将军、州资、监如故。”
自“州刺史资”在州官任命上使用后，军府也开始用“资”这一方式。《陈书》卷15《宗室·陈拟传》载：“又进讨侯景，至豫章，以拟为罗州刺史。绍泰二年（556年），除员外散骑常侍、明威将军、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
北魏时期也开始使用这一任用方式。如《魏书》卷37《司马准传》载：“以泰常末，率三千余家归国。时太宗在虎牢，授宁远将军、新蔡公、假相州刺史。”
从上述诸获取“州刺史资”的人物时代背景看，授“州刺史资”是在“侯景之乱”这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只是一种为鼓励各种力量反侯景的临时措施。其次，获“州刺史资”的人，原本都是一些下吏和无官位的乡豪。又次，依据铨选制度，这些人不能立得高位，而当时的情势，无高位又不足以激励这些人去努力平叛。于是，就使用一种权宜折中的办法，既满足了他们渴望高位的心理，又告诉他们这还不是真正的刺史，只有再努力立功，方能成为真刺史。入陈以后，这一做法被立刻继承，其原因盖在于此。
“知某州事”。这一任用最早是以“知某事”的方式开始的，最初可能始于宋，齐时开始较多的出现。常见的有“知东宫事”、“知殿内宿卫事”、“知殿内文武事”、“知尚书事”等。而后，开始出现“知某州事”的用法。如齐明帝建武末，北魏寇雍州。“时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张）稷知州事。”梁时，有刘孝绰，梁高祖时被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陈有华皎，“景平，文帝为吴兴太守，以皎为都录事……琳平，镇湓城，知江州事”。不过，“知州事”这种任命方式，齐梁陈三朝不是很流行的。
“监某州”，兴起于齐，梁、陈时期很流行。如齐末萧景，“中兴二年（502年）迁督南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监南兖州”。梁武帝践祚之后，方才即真为南兖刺史。入梁之后，天监十七年（518年），又“以安右将军监扬州”。萧景，天监初，内转卫尉卿之后，第三弟萧昂“出为轻车将军、监南兖州”。孔休源，普通七年（526年）“乃授宣惠将军、监扬州”，直到中大通四年三月，长达七年有余。欧阳，太清之乱时，衡州刺史韦粲自解还都讨侯景，“以监衡州”传》。】。孔休源之后，监扬州的还有西阳王大钧，“大宝二年，监扬州”；裴之高，梁武帝末，“出为南谯太守、监北徐州”。梁末，有陈？（陈时为世祖文皇帝），承圣二年（553年），“授信武将军，监南徐州”；陈坛朗（入陈，被封为南康愍王），“绍泰元年（555年），除中书侍郎，监南徐州”。
陈政权时期，以“监某州”的形式任命州首成为常事。如《陈书》卷22《陆子才传》载：“从吴明彻北伐，监安州，镇于宿预。”卷17《王冲传》：“迁武威将军、安成嗣王长史、长沙内史，将军如故。王薨于州，仍以冲监湘州事。……出监吴郡，满岁即真。”同卷《王劢传》：“及西魏寇江陵，元帝征湘州刺史宜丰侯萧循入援，以劢监湘州。……乃以劢监吴郡。”卷18《陆山才传》：“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监江州事，仍镇豫章。”卷21《谢俨传》：“出监东扬州。”卷23《沈君理传》：“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寻改前军将军。四年，侯安都徙镇江州，以本官监南徐州。”卷25《孙传》：“破黄洞蛮贼有功，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寻除智武将军，监湘州事。”“太建七年（575年）夏四月，监豫州陈桃根于所部得青牛，献之……”徐敬成，太建五年（573年），“仍监北兖州”。沈恪，“太建十一年（579年），授平北将军、假节，监南兖州。十二年（580年），改授散骑常侍、翊右将军，监南徐州。”陈拟，“绍泰二年（556年），除……明威将军、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永定）三年（559年），复以本官监南徐州”。华皎，天嘉三年（562年），“除仁武将军、新州刺史资，监江州”。谢俨，“官至散骑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监东扬州”。沈君理，“天嘉四年（563年），侯安都徙镇江州，以本官监南徐州”。
“监某州”，或认为是“监州”的别称，如宋代的通判。但实际情况似并非如此。
“权摄某州事”和“摄行某州事”。该任用方法始于梁武帝普通前期。普通五年（524年），身任国子博士、常侍、青冀二州大中正的明山宾，“以本官假节，权摄北兖州事”。同年，又有邵陵携王纶，“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兖州……”“摄行某州事”的使用方式只在陈政权中出现过。太建九年（577年），陈宣帝想借北周灭齐之机夺取徐兖，诏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军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惠觉摄行州事”。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隋将韩擒虎渡江伐陈，入南豫州界，当时南豫州刺史樊猛正在京师，猛“第六子巡摄行州事，擒虎进军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见执”。
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任命中出现的新方式，虽然有些还不带普遍意义，但却体现了州刺史之职任用上较为灵活的一面，比起两汉时期地方官只有正式任用和试守两种方式则更为全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任命、使用制度的诸多形式，说明了州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有地位。因此，州刺史一职也就与其他许多职务挂靠在一起。另一方面，州刺史职毕竟是最高一级地方职务，在社会许多阶层争着跻身于州刺史行列中时，等级问题、身份问题、资历问题、奖励问题、权力分配问题及除授者的权限问题，都必须考虑，于是，各种形式的任命方式便由此产生。名目各异的刺史任用方式，既体现了刺史制度的内容更加丰富，对制度的运用更加灵活，同时，又表明刺史制度发展到此时，已经有对该制度滥用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州刺史奖励的新机制
一复杂的品位设置，增大了晋升的难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官吏的奖惩，总的可分为在职奖和死后奖两种。其中，在职奖是重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在职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的工作热忱，其使用的方式方法几乎达到了极致。在职奖励的主要方式，首先是晋级官品官阶。要使用这一奖励杠杆，就必须有新的职官及其等级，从曹魏政权开始，便有了新的制度创设，这就是把两汉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以石为单位、以年俸的数量划分等级的制度，改为一至九品的官品制。这一制度创设，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与九品官制相辅而行的是两汉的俸禄制。
曹魏的九品新官制，到梁武帝天监初又有了新发展。梁在九品官制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文官十八班等第。而那些中正清议中品状不到二品为文官的，又制出七班等次。除此以外，还有三品蕴位、三品勋位等文官品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事频繁的时期。作战须有武将，梁政权就把汉以来的将军名号加以整理排序。先把清议位在高品应获军号的分为二十四班，一百二十五种。其中，有三十五种为重号将军，其余为杂号将军。其清议品位在二等以下须有军号者，再设八班十四种。上述两种班等、一百多种军号，以班多为贵（如二十四班的高于二十三班）。同一班等的，以名号排前为上。这些都是为奖励朝内有战功者而准备的。文武职官虽有班等，而九品之制不废。
后魏在九品等第上再创出正、从二品。每一品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差。太和改制，复定《职令》，至宣武帝元恪时颁布，成为永制。九品之中，各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之中，再分上、下二阶，共为九品三十阶。
北齐官秩多袭北魏，北周则多模仿周典。但不论是创新还是沿袭，其基本的趋向是名号越来越多，等次越来越繁。如果再加上考课年资与绩效的标准要求，一个官吏要想进入高位，须终生努力奔劳。
其次，是加官封爵（主要是加上中央官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的职任与两汉相比，一个突出的不同点，是行政职任与军事职掌兼带，即行政职务上加军职。即使在行政职务上，也经常是州刺史兼带都督府所在郡的郡太守。最为常见的是军府长史兼任督府的郡守。可称作外官加外职。还有一种是外官加内官。如有州刺史加内官侍中、尚书郎的。
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一级行政长官是州刺史，这一职务不少人很快就得到了。为了促使那些已经得到刺史一职的人更加努力效忠朝廷，朝廷又开始把州划分为等级，甚至以州等定官等，以要州刺史作诱因来鼓励州刺史努力工作。
复次，是军号与符节的晋升。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在将军名号的创立上“贡献”最大的时期。重号将军、杂号将军一百种。重号将军里又有带“大”与不带之别。将军又有立不立军府之分。带军号立军府的地方官，比只有军号而无军府机构的要权大威重些。在军职上，又有都督诸军事、督诸军事与监诸军事之别。都督地位高于督，督高于监。这只是表示军职权力大小的一个方面。另外，所督防区的大小和州区的不同，更是表示权力大小的直接指标。有都督一郡或数郡军事的，有都督一州或一州数郡军事的，也有都督数州、十数州甚或是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再就是荆州、扬州、益州、雍州、郢州等刺史都督，要比其他州区的刺史都督地位高很多。尤其是荆、扬二州，一般情况下非皇子莫居。在表示权杖的符节上，还有使持节、持节、假节等表示权力由大到小的不同。督军的都督分三等，符节也分三等，三三相配，有九等之多。这又为朝廷奖励地方官增加了诱因。至于仪仗荣崇奖励，更是多种多样，难于详述。
最后，才是物质奖励。死后奖励上，除了继续沿用两汉以来的死后赠谥以示荣崇外，大量地封赠中央和地方州郡官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制度特点。其中刺史的封赠是两晋南朝、北朝政权中很多官吏死后必得的官号（关于刺史的封赠将作专门论述）。与两汉及隋唐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把奖励制度使用到极致的历史时期。
二刺史的封赠
刺史的封赠，是中国古代赠官表中的一个新官职。依据现有资料，刺史的封赠最早可能在西晋武帝泰始年间。第一个受封赠的是西晋的杨稷。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泰始元年（265年），犍为杨稷做了交？太守。泰始七年（271年）春，吴（主）孙皓遣大都督薛繩、交州刺史陶璜帅二十万军，兴扶严恶夷十万伐交？。杨稷率众守城至七月，城中食尽，死亡者半。最后将军王约向吴交州刺史陶璜投降，吴人入城，杨稷被俘。孙皓下诏，囚送杨稷到秣陵。杨稷至合浦，发病呕血而死，传首秣陵，弃尸于海。“初，晋武帝以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孟）干（稷牙门将）至，表状，乃追赠交州刺史……”上述记载说明，早在西晋初，至迟在泰始七年，刺史已开始被当作赠官进行赏赐。但整个西晋时期，以刺史为赠官还不大流行。以现有资料看，只有两例。这两例均在晋武帝时期。武帝以后、元帝之前再未见有死后赠刺史的。晋室南迁之后，以刺史作为赠官的做法才逐渐多起来，但也只有十七例。就是说，初期的刺史封赠，作为朝廷对有功之人死后的一种褒奖，还不经常使用。
